韩愈是北宋前期世风和文风重塑的重要范型

韩愈的文学作品与道统观念,深刻影响了北宋士人精神世界的构建.北宋是典型的文人社会,"庆历士风"是北宋文人士大夫创造的重要精神成果,其涵养过程既有士大夫优秀品格的历史积淀,也有自己独特的精神资源.庆历士人多以韩愈为榜样,他们通过积极的政治活动,扩大了文学创作的影响,使文学与政治呈现出一定的互动关系.庆历士风中.和而不同"、"笃于自信"的精神内核,与古文运动互为表里,使宋代散文家表现出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历史使命感.宋代文凤发生转变,既是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使然,也与士风丕变有关.政治是非与人格评判的结缘、文人对自我完美人格的诉求、文人政治理想与现实斗争的冲突等,都给当时的文学创作带来深刻的变化.     

宋夏战争与北宋文人的“倦客”情怀及文学呈现

历经百余年的宋夏战争深刻影响着北宋社会的政治气候、文化思潮、文学风貌,以及士人的人格精神状态。宋夏战争激发了北宋文人的忧患意识与革新精神,但战争的失利,以及主战与主和之激烈论争所引发的严酷党争,使得北宋文人透显出浓重的"倦客"情怀,并转化为沉郁感伤、敏感幽婉的创作心理,最5 4终流露于他们的诗词创作中。通过揭示宋夏战争与北宋文人"倦客"情怀之间的有机联系,不仅可以深入发掘北宋文人士大夫的多重人格心理,同时也可窥见民族关系格局对时代精神以及文学风貌的深远影响。     

从"以文为诗"到"以诗为画"——北宋士人画体的形成

中国古代与院体画(或称作家画)相对的文人画或士人画体形成于北宋.北宋以苏轼为首的文人在创造了"文章之余事"的"以文为诗"的宋诗体;同时也以书画为诗余,创造了以诗为画的"墨戏"一体.以苏轼为领袖的文人画群体超功利的艺术观念与创造活动,使"墨戏"形成北宋的士人画一体.     

影响与误读:北宋词学观之文化观照

“艳词”与“小词”、“本色”与“诗化”是北宋词学观的两对最主要的理论范畴 ,前一对范畴体现了北宋文人对词之体性与价值的误读 ,后一对范畴则是北宋中后期对词的本体误读的结果。北宋词学及其观念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许多问题归根结底导源于他们那种建构在误读的基础上的词学观 ,而此种词学观念的深层根源则是当时以复归的儒家文化为价值指向的士人人格与主体精神的冲突。对这种深层文化根源的追寻与观照对于准确把握北宋词和词学的发展进程有重要意义。     

北宋士人的政治诉求及其文学映象

北宋士人由于特殊的社会境遇而产生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主人翁意识。由这种社会责任感与主人翁意识凝聚而成的强烈政治诉求,成为他们在各方面积极进取的强大心理动因。在话语建构方面,北宋士人有着极为突出的成绩,然考其原因,实可视为这种政治诉求之显现。在学术方面,"义理之学"、"心性之学"的勃兴,在文学方面,"以意为主"、"以理为主"的主张,以及"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特点,均与这种强烈的政治诉求密切相关。     

文情士心:明清文学评点的精神向度

考察戏曲小说评点的基本材料可以探讨明清文学评点的精神向度。明清时期的文学评点出自文人之手,其"文人"和"士人"的身份导致了他们评点批评的两个精神向度:一是审美批评,二是社会文化批评。他们的审美批评,既体现出从印象式批评到理论化批评的演进,又包含着批评姿态、不言之言以及文情激荡的特征。他们的社会文化批评,表现为社会关怀、伦理维护和"发愤"、"抒愤"的士人情怀。明清文学评点的精神向度与文学创作相辅相成,构成了另外一重值得探讨、品味的精神世界。     

文人庭园与文学写作——以朱长文乐圃为考察中心

与建筑学界所强调的须在物质空间上富有特色的"园林"不同,"文人庭园"凸显的是文化意义上的符号性、象征性和写意性。庭园不仅为文人士夫提供了可居可游之所,寄寓着他们人格的独立和品节的坚守,且通过文学书写,庭园得以超越物质空间的湮灭而成为历久弥新的精神符号,它记录并延续了文人士夫在仕与隐的矛盾中对于理想人格的执着追求。北宋朱长文的乐圃是典型的文人庭园,以之作为考察中心,可以探讨文学书写中的文人庭园的精神内蕴和书写者的文化心态。     

魏晋玄学与山水自觉

魏晋玄学的兴起与老庄思想重新盛行,尤其是在文人及上层社会中涌现出了一批名士,这些名士所构建的新的权威思想体系,十分符合当时士人们的精神向往。由于大批的文人士大夫步入画坛,特别是他们借助道家的力量转向山水,进而引发了一个勃发艺术生机的"山水自觉"时代,他们所论述的诸多精辟见解,阐明了中国山水画独特的审美观并奠定了山水画的理论基础及美学传统。     

苏轼“以诗为词”的文体价值与文本意义

苏轼生活的北宋时期,是主流文化士人群体文人意识最为浓烈的时代,文人更多地关注于自身拔节、绽放、凋零、陨落的生命过程,表达属于个体的、经验的,由形而下的生命事件而上升为整个人类命运的叹息和感伤."学究天人"的苏轼,敏锐地把握了这股时代精神的意向,并以"以诗为词"为突破,将这一时代的文化精神与词体这一方兴未艾的艺术形式完美地挈合,反映着时代精神并规定着宋代写作文化的走向,奠定了苏轼作为词人在词史上的里程碑地位.因此,对苏轼"以诗为词"的文体价值与文本意义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探讨十分必要的.     

神仙世界:古代文人诗意栖居的家园

中国传统道教对很大一部分古代文人产生过重要影响,道教理论家所建构的“神仙世界”曾深入他们的精神领域,成为诗意栖居之家园。“神仙世界”之所以能够转化为文人诗意的家园,很大程度上是由道教理论家所创造的“神仙世界”本身内容所决定的。道教理论家关于神仙实存的论证,神仙对于人生的巨大救赎功能,“神仙世界”物质充盈、自然环境优美等等因素,契合古代文人的精神需求,从而将之视为诗意栖居之家园。历代帝王热衷于访道求仙所形成的社会心理氛围,是促使文人将“神仙世界”视为诗意栖居家园的重要动因。     

支遁与东晋士人交往初论——以《世说新语》为中心

<世说新语>一书关涉佛迹之处甚多,其所记僧人与士人的交往尤其令人瞩目,这为考察佛教对东晋士人的影响提供了路径.支遁在以会稽郡为核心的区域与东晋前半期的名士交游宴集,其形式以人物品题和谈玄论理为主.士人对支遁谈玄的激赏和对所谓"支理"的追捧表明在东晋前半期,佛教对士人来说只是一种可资清谈释玄的全新资源,其义理对他们的思想世界和精神生活尚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力.     

先见与妖言：靖康之难后同道教相关的北宋亡国预言

自南宋初期以降,在士人与道士的记载中,出现了大量同道教相关之北宋亡国预言的记载和讨论。这些亡国预言,包括了神祇显灵、拆字、谐音、诗谶和直接政治预言等模式,可谓丰富而多元;然自南宋中期以降,以陆游、张世南为代表的士人,却在其笔记中展现了对于此类谶语、灾期之说的批判和反思,体现出此一时期士人对于北宋亡国之因问题的不同看法。在南宋之后的教内文献中,则以赵道一对于林灵素的记述为代表,体现出道教中人对于同道教相关之北宋亡国预言的演绎与重构。先见也好,妖言也罢,这些同北宋覆亡有关的预言,与其说是反映了徽宗朝的实际情形,毋宁说是反映了"后徽宗时代"士人和道士对于北宋亡国的反思。在此过程中,士人与道士、士人之间、道士之间的视差和多元解读,为我们呈现出一幅南宋初期以来政治、宗教文化生态的侧影。     

船山人格精神与近代湖湘士人简

王船山的人格精神与近代湖湘士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近代湖湘士人通过对船山人格精神的理解、诠释,而对湖湘士人的人格精神建构产生重大影响。诠释船山人格精神,成为近代湖湘文化史上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     

船山人格精神与近代湖湘士人

王船山的人格精神与近代湖湘士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近代湖湘士人通过对船山人格精神的理解、诠释,而对湖湘士人的人格精神建构产生重大影响。诠释船山人格精神,成为近代湖湘文化史上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     

李元昊“僭号”与北宋中期文人谈兵论析

北宋中期以李元昊“僭号”称帝为中心,出现了文人谈兵勃兴的现象。文人所谈兵事内容广泛,包括宏观的“文武之道”,也包括具体的军事制度与应敌策略。北宋中期文人谈兵有着特定的历史文化与学术背景。北宋中期文人谈兵,呈现出鲜明的儒学特色,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古典文学与华夏民族精神建构》丛书

本套丛书共分7卷,约200万字。从各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精神问题,如西周文学中所反映的社会心理和个人意识的初步分化,六朝思想中的三道融合及与士人心态的关系,元代文人境遇和文人心态、明清易代之际的社会变革和士人心理等,以点带面,完整地勾勒出华夏民族精神发展的总体趋势和阶段性特征。从文学与精神传统的互动关系入手,研究古典文学的传播方式、接受方式,研究古典文学在传统教养和美育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及所产生的实际影响,阐明古典文学在中国古代精神传统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本套丛书通过研究、深入阐发华夏民族精神与传统人格,让世人更充分地认识我们中华     

柳永:世俗词人的人生哲学和人生况味

柳永作为北宋词坛上由商业经济所孵化出来的市民阶层的一种人格类型，他鄙弃功名利禄，带着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和偏向于官能享受的享乐，缺乏高远的人生目标和英雄主义理想，失却了同时代其它士人所具有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并不带有深刻的思想蕴含。在两宋以士大夫文人为盟主的词坛上，其人其词，都表现了“别是一家”的特色和意义。     

北宋"进奏院狱"的政治文化解读

1044年北宋政府对一批在进奏院内饮酒聚会的官员进行严厉惩处,史称"进奏院狱"。进奏院狱成为北宋庆历年间的重要事件,《宋史》认为这一事件的实质是"君子""小人"之争;当事人苏舜钦对"进奏院狱"的追述在不同时期不完全一致,但更倾向于人际关系之争;庆历之际士人对"进奏院狱"评价不尽相同,但是以"朋党"思维解释这一事件逐渐成为主流。"进奏院狱"在传播过程有被过度政治化阐释的倾向,深刻影响了后世文人,也成为宋史研究的一个误区。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神仙观念的嬗变

从《世说新语》及相关材料中可以看出,在神仙道教的形成过程中,神仙观念从一种文人的理想王国或理想人格,变而为文人对自身现实利益和欲望的反观和指认,从而呈现出士人思想观念与精神人格形成的社会化轨迹。     

北宋运河时代语境下汴水的新书写

北宋运河时代,文人对汴水的书写呈现不同以往的风貌与内涵。首先,汴水成为寓居、交游的生活空间,汴水书写走向日常审美化,展现了北宋文人主动欣赏与融入都城生活的姿态。其次,北宋文人在运河时代语境下对仕途迁转的体验更为丰富,对出入世矛盾的省察也更为深刻,其汴水书写体现了对仕功以外人生志趣的探索。最后,北宋神宗时期关于汴水治理问题的争论催生了以漕运话题为中心的汴水书写。北宋文人关注民生,以"平视"都城的角度书写汴水漕运,其选择具有高度的自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