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分割、职业流动与城市劳动者经济地位获得的二元路径模式

使用2009年中国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广州、上海、厦门、济南和西安5城市数据,检验了改革以后影响中国城市劳动者职业流动模式以及经济地位获得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高学历劳动者与低学历劳动者群体处于两个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中,他们的经济地位获得路径完全不同。对于低学历劳动者,职业流动是提升他们收入水平的最重要因素,而人力资本因素(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对他们的收入没有影响。高学历劳动者的情况刚好相反,职业流动对收入获得没有任何作用,影响他们收入分层的最重要因素是人力资本。本研究揭示了转型期中国城市地区不同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经济地位获得的二元路径模式。     

中国职业经理人现状分析

伴随着中国企业国际化的进程,企业对经理人职业化的要求越来越高,相对国际成熟的职业经理人来说,中国的职业经理人还处在发展和成长阶段。未来支撑中国经济活力和发展的将会是民营企业,而支撑民营企业活力和发展的将是中国职业经理人。所以,中国职业经理人要从重视企业发展战略、对企业负责、提升个人素养等方面不断强化自身素质。     

中国职业经理人的成长与发展

职业经理人是人才市场最具活力与前景的阶层。经理人的职业化也是目前中国企业迫切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目前中国职业经理人的数量少、质量不高，相对于中国企业的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发展而言，中国职业经理人队伍远未形成。本文对阻碍和束缚中国职业经理人成长和发展的产权制度、管理机制和市场机制等主要因素进行分析，寻找问题的根源，以便帮助中国职业经理人的不断成长并发展壮大，尽快建设一支适应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真正意义上的职业经理人队伍。     

民国时期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乡村建设思路及其启示

民国时期,中华职业教育社为了挽救乡村危机,提出了不同的乡村建设思路,并付诸实践.中华职业教育社认为适合中国实际的乡村建设思路起码应具备两点:以政权的力量推动农村经济复兴;农村建设的机构、事业必须结合本地实际情况,遵循精简、效率的原则.当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可借鉴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乡村建设思路,坚持政府主导,量力而行,走科学发展之路.     

人工智能职业替代与金融资产投资：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证据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职业智能化可替代性增强，而职业智能化可替代性的变化会影响微观个体的金融资产投资行为。本文将Frey&Osborne(2017)计算的职业被人工智能替代概率的数据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相匹配，考察个体职业受到人工智能冲击概率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当家庭户主职业受人工智能冲击较大时，家庭更倾向于不持有风险金融资产并且保持更高的储蓄率，该影响主要存在于户主为男性、低教育、年轻组以及农业户籍的家庭中。机制分析表明，家庭经济脆弱性即落入社会贫困线以下的概率、社会互动和社会保障的参与度是职业替代率影响家庭风险资产投资行为的可能途径，职业可替代性更强的家庭面临更大的经济脆弱性、更少参与社会互动和社会保障，具有更保守的投资偏好，降低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可能。本文首次提供了人工智能职业替代对家庭金融不平等影响的直接证据，对我国在新技术冲击下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流失与更替:工人、农民数量与结构变动分析

根据人口普查资料,1982—2000年中国工人、农民两个职业的变化情况说明,这两个职业中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流动。这种流动主要体现为(1)农村青年离开农村,改变农民的职业身份;(2)原来的工人大量流失;(3)农民与工人职业的变化体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4)工人、农民身份的变化与人口迁移流动紧密联系。目前的这种社会流动模式存在着比较大的隐患,如果对这种模式的缺陷认识不足,就可能产生一些不利于社会长期发展的因素。     

中、俄两国经济转型的比较研究

中国与俄罗斯两国都进行了经济改革和体制转轨 ,但两国改革所面对的国情不同 ,改革所选择的方式、路径不同 ,效果也就大相径庭。国际学术界对中俄改革的进程与成效有不同的解读 ,但一般以肯定中国改革的为多 ,支持俄罗斯改革的为少。本文从中、俄两国不同的经济转型方式大前提出发 ,比较两国经济转型的背景及其路径选择的过程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比较中、俄经济转型的绩效状况     

抗战以前国统区妇女职业状况研究

抗战以前 10年是中国妇女职业发展的重要时期。这时期随着经济恢复和发展 ,成长起一大批职业妇女 ,她们遍及文学、医学、教育、法律、新闻、商业、企业、警察等各行业 ,积极献身事业 ,但在职业活动中 ,始终面临性别歧视、同工不同酬、就业机会不平等 ,已婚妇女处于家庭与职业的两难选择等问题 ,从而影响了妇女职业的开拓和发展。事实证明 ,妇女职业平等的完全实现 ,只能通过社会和民族的解放来完成。     

美国和日本小企业政策的比较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本文通过对美国和日本两国小企业政策形成过程及其历史背景和经济学含义的比较和分析,揭示了美国和日本小企业政策的两点根本不同:一是美国的小企业政策是以提高小企业竞争力为目的的社会性政策,该政策促进了美国的自由竞争,而日本的小企业政策作为全国产业政策的一部分,其主要目标是提高小企业的生产效率;二是美国和日本不同的历史背景和价值观造成了两国小企业政策的根本不同。虽然中国的情况与美国和日本完全不同,但从美国和日本小企业政策的比较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到两点非常有益的启示:一是中国经济的现实和未来发展决定了小企业政策必须以提高小企业竞争力为目标;二是小企业的外部制度环境将决定小企业在中国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     

我国教育财政投入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研究——基于“规模和结构”的双重视角

本文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为基础,构建2003-2019年中国256个地级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从“规模和结构”视角研究我国教育财政投入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结果发现：(1)从规模来看,教育财政投入增加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从结构来看,县乡教育财政投入比市辖区的促进作用更显著。(2)影响路径分析显示,教育财政投入主要通过创新、共享和绿色发展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3)教育财政投入规模和结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不同地区、不同行政级别城市具有异质性。因此,增加教育财政投入规模,优化教育财政投入城乡结构,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可行路径。     

对中苏经济体制改革的评价

王琢在《财经科学》1989年第5期撰文论述了对中苏两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评价。1、中国与苏联一样,改革是大趋势,如果不走改革的路,就无法摆脱经济上的徘徊停滞状态。改革的目标模式,两国最终都会走改产品经济体制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的略,尽管各有自己的特色。2、两国都把取得改革的领导权放在首位,但两国情况不同做法也不相同。中国通过路线斗争取得了改革的领导权,以经济改革带动政治改革,好处是首先集中精力解决经济问题,让群众很快得到经     

中西思维形态差异对汉英语言的影响观察

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基础是具有浓厚封闭性的农业经济,而西方文化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基础是兼具开放性和外向性的商品经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作为世界文化中两个不同的体系,存在较大差异,各具特色的思维方式决定了汉英两种语言的不同特点。观察和研究中西文化思维形态上的差异及其对汉英语言的影响,我们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两国语言的特点,还可以提高运用和处理两国语言的能力。     

职业体育运动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在当代世界,职业体育运动呈现出高度商业化和高度专业化的特征,通过具体运作和推广体育赛事的途径,其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职业体育发展水平越高,其社会的体育消费能力越强,这两者是互为依存,互相促进的。职业体育对于社会文化的影响,则是全方位的。我国职业体育运动发展正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其对我国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深刻。本文则注重从经济和文化两方面来论述职业体育运动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律师职业与公益法律援助的实践矛盾性——以美国律师职业化发展为启示

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和职业社会学的观点对美国律师职业领域的发展进行考察,可以发现美国律师职业与社会公益法律援助存在着实践矛盾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种矛盾有着不同的表现。这对于中国法律职业化发展有着借鉴作用。如何在我国法律职业化进程中实现律师职业在技术性与公益性并重应该受到目前学术界的重视,这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需要通过借鉴美国律师执业在这个问题上的发展历程来规避美国曾经出现的问题,以实现律师职业的基本社会价值。     

职业代际流动、社会融合与共同富裕

在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远景目标下,促进中等收入群体提质扩容已进入新阶段。有效提升职业代际流动性,是开发与积累人力资本、解放并发展生产力、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实现途径。通过引入演化博弈思想,构建来自不同群体的子代职业选择博弈模型,利用不同社会规范来协调参与人行为选择,能够根据演化稳定策略揭示职业代际流动全过程。从社会关系网络出发,会发现不同家庭子代对资源的搜索、组织和使用存在群体差异,缺乏代际流动性的社会容易导致阶层分割,资源难以整合,阻碍中等收入群体的提质扩容。进一步深化社会融合与职业代际流动协同作用的研究,可以在代际间的动态循环过程中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措施,让被排斥但具备条件的劣势群体获得必要的职业发展机会和资源,从而避免贫富分化和社会区隔,建立流动性高且融合度高的社会,更高质量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有力支撑。     

新发展格局下的当代中国职业研究——从劳动分工到专业技能

在新发展格局下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对当代中国职业的劳动分工基础和专业技能发展方向都提出了新要求。高质量的专业技能并不一定是高度标准化或理性化的，而是要以专业人士的职业自主性为基础，在职业系统的各种生态圈和食物链中通过长期实践经验积累，由不同职业之间的社会互动逐渐形成。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新韦伯主义学派的市场控制论、芝加哥学派的职业系统论等职业社会学基本理论对于理解当代中国职业发展都提供了有益的思路，从对这些理论的借鉴和批判所发展出的一个基于当代中国社会经验、以专业技能和职业生态系统为核心内容的职业研究分析框架，有助于阐释新发展格局的劳动分工意义及其对我国各职业的发展、互动和国际化的影响。     

社会转型背景下的企业知识型员工职业流动成因分析

知识型员工职业流动造成知识流失,是困扰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知识型员工职业流动,在中国特殊的经济文化情境下有其特殊的成因,在社会转型背景下表现尤为明显。主要有:社会转型中的经济转型,人口、职业结构转型,地区发展等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对企业文化、竞争环境、知识型员工的社会网络、选择机会、成就需求的影响,从而形成职业流动。分析流动成因,以作为对企业提升员工留职管理能力的借鉴,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青海人才职业流动状况分析及对策

近年来,青海人才职业流动呈现出一些不同以往的新情况,究其原因,从微观层面上讲,青海人才职业流动反映了流动个体的心态、价值取向及对未来预期的变化;从宏观层面上讲,则反映了青海人才与已变化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一种互动。本文从青海实际分析了人才职业流动的现况及其原因,挖掘出青海人才职业流动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而提出解决青海人才职业流动的对策。     

民营企业中雇主与职业经理人的“死锁”效应及其原因

中国的民营企业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而迅速发展起来,但是,不能充分吸纳外部职业经理人和有效集中新的管理资源已经成为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这既有雇主的原因,也有职业经理人的原因。广泛存在于企业主阶层的基于家族的特殊信任结构及管理方式限制了职业经理人的发展,同时,激励不足以及不健全的经理人市场也诱发了职业经理人的“败德”行为,而这更加剧了企业主原有的信任方式与控制行为,从而在企业主与职业经理人之间形成了“死锁”效应。“解锁”的关键,一方面在于企业主的信任与激励,另一方面在于职业经理人市场的规范与约束。     

核心利益视角下中美国际战略取向的差异

中美两国核心利益的内容不同,且由内容反映出的特点不同,使得两国在国家的国际战略取向上出现明显差异。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包括国家完整、国家安全、国家稳定和国家发展。美国的国家核心利益包括对安全的全面维护、保持美国经济强大、对普世价值的捍卫和维持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国核心利益的特点是内在、防御和维稳,并且宏观模糊;美国核心利益的特点是外向、进攻与改变,并且全面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