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汉学中国文论研究的文化批评视角

北美汉学的中国文论研究保持了一种比较宏阔的文化批评理论视野以及"新历史主义"的话语倾向。受新文化史研究方法影响的汉学研究不再强调从文本中获取什么经验、启示和教训,更不像传统的批评方法那样去发掘文本中存在的道德镜鉴、政治得失,而是突出显示来自于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的启示,有意识地将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加以交融汇通。     

他者的镜鉴:海外中国文论研究带来的思考

对中国传统文论的海外研究状况进行了整体的梳理与反思,为探索新时期古代文论研究方式的转换带来新的启发。首先厘清了经常被混淆使用的区域研究、海外汉学与当代中国研究的所指和边界,为中国传统文论研究找到了最恰当的参照系。然后追根溯源地分析海外研究与国内研究不同的问题意识,以及由此而来的不同研究思路,为当下极具现实关怀的阐释方式提供更开阔的视野。在此基础上文章细致归纳出复杂性、整体性、独立性与国际性是海外研究内在于一切方法的根本特征。而这些根本特征无一例外指向对研究对象独特性的发掘。认为唯有从对独特性的发掘中才能找到合适的文化定位,使得中国传统文论以更好的姿态与策略加入全球文学的话语。     

论新批评的人文主义文学传统

"新批评"常因重视文本分析而遭受指责,其对传统诗论和人文主义的继承却罕有人提及。本文认为,近代人文主义对现代英美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影响,"新批评"则是这一影响的典型代表。"新批评"的理论渊源及观念建构中具有鲜明的人文主义色彩,如反对浪漫主义,主张重理而抑情;反对科学主义对文学研究的侵蚀,在提出作品分析理论的同时,强调批评家的职责在于价值判断,认为文学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提倡继承经典作品和"伟大的传统"。因此,"新批评"并非机械的形式主义,是与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存在诸多差异的文学观念。     

从汉学到中国学:贝德士与秦汉史研究

在1930年代"汉学"向"中国学"转变的关键时期,贝德士于1935年向耶鲁大学提交博士学位论文《中华帝国的形成》,有别于德、法以文献、名物考订为要旨的"汉学"传统,顺应英、美立足现实问题而溯源古代历史的"中国学"潮流,从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87年的秦汉史入手,以西方实证史学的传统、世界史的视野、社会学与政治学交叉的方法,探讨中国集权政治框架延续及不断自我重建的本质。其特点:一是构建出威权、地域(族群)、文化三位一体的"中华帝国"的分析模式;二是剖析制度、组织及其内在的以儒、法为核心的政治理念;三是在历史的因果链条中评价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的政绩及其制度、组织的特性。贝德士指出,正是儒、法交相为用的政治原则,造就并强化着专制政体。惜因论文未公开出版,贝氏学术旨趣隐而不彰。虽然直至1980年代,随剑桥系列中国史的出现,"中国学"的地位最终确立,但无论是从理论预设、论述框架的提出,还是从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文化特性的总结来看,贝氏论文与1986年出版的《剑桥中国秦汉史》都具有高度一致性。在从"汉学"到"中国学"转变的学术系谱上,贝氏论文堪称典范之作,理应具有"界标"性意义。     

比较文化视野中的汉学和汉学研究

汉学是国外学者在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门独特的学科 ,而汉学研究则是中国学者对汉学成果进行再研究的反馈行为。二者都是在跨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的 ,因而应具有自觉的比较文化视野。在世界一体化的今天 ,由于多元文化发展的需要 ,汉学、汉学研究、比较文学这三个原来互不相关的学术领域正在不断地靠拢 ,相互借鉴 ,并将为新世纪的人类文明做出新的贡献     

汉学、汉学主义与东方主义

汉学主义概念的出现与汉学或中国学以及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一书有关,因为中西现存的少数涉及该词语的资料都赋予了它这样一种特征,认为它是汉学研究中的一种东方主义形式。因此,汉学主义与东方主义和汉学都有关联。这种双重关系必然会导致两个问题:汉学主义是等同于或者近似于汉学或中国学的一种形式,汉学主义是另一种东方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事实上,汉学主义不是汉学,也不是东方主义或其他形式的西方中心主义。汉学主义是一个独立的、带有独特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理论范畴,是关于知识生产的研究。确切地说,汉学主义是对相对于西方和世界的中国及其文明的知识生产的一种批判性研究。     

中国的发展与汉学的未来

汉学是中国文化与异质文化碰撞、交流、融合之后的一种文化,它既是外国的,亦是中国的。就是说,其文化形态既与中国文化血肉相依,而又相对独立。因此,它的发展与未来,总是与中国及其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21世纪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关键时期,科技的发展,时时影响着文化的发展。历史证明,国家越开放,文化越发展,汉学就越繁荣。汉学的发展与繁荣离不开两种语境,即中国的历史语境和异国的历史语境。这两种语境最佳的条件是和谐,因为和谐既是文化生长的催化剂,也是文化交流的推进器,也是汉学生长的阳光雨露。     

想象中国与亲在中国:汉学与国学的内在差异

汉学与国学的基本差异在于:前者的方法与原则是根据本土经验在异邦想象中国,后者则根据中国传统解释本民族的思想与文化历史。在构建现代中国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汉学与国学构成了相互补充相互丰富的精神关系,能够扩展我们对中华文明的理解。     

对话:金圣叹的评点与英美新批评

金圣叹的评点在走向本文、文本的"细读"等方面,与英美"新批评"有异曲同工之妙.金圣叹评点对"读者精神"的呼唤,表现出了对"新批评"的超越性,它是可资现代诗学借鉴的本土资源.     

乾嘉汉学与文学背离的成因探析

乾嘉汉学作为清代中期的主流学术思潮,在经学领域与宋学相对峙,与文学也产生了背离。其成因大致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对文人的传统偏见、治学方式的差异以及外部的时代因素。乾嘉汉学与文学的背离不可避免地对文坛造成诸多消极的影响。     

对国外中国学（汉学）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随着国外中国学（汉学）研究的蓬勃发展,这一学科已得到国内学界的普遍关注和认同,并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新兴领域,对我国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建设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但由于研究起步较晚,这一领域在学科定位、理论构建、人才培养、力量整合等方面还有待于深入探究。     

刘勰的情采说与英美新批评的文学本体论

刘勰的情采说与英美新批评的文学本体论,是中西文论史上关于文学本质的两种主要观点,二者有很多方面的可比性。刘勰《文心雕龙》所提出的情采说与英美新批评的文学本体论在对文学自身规律的认识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两种观点的出现分别代表着中西文学理论与批评走向了一个自觉的时代。     

陈垣“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考

虽然陈垣"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一语为中国文史学界熟知,但却是"耳熟"而不"能详",甚至出现一些不正确说法。在陈垣自己并未留下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借助北大国学门的相关记载,可推断出陈垣此一言论,当出自1923年9月30日下午1时于"城南龙树寺之抱冰堂"召开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第一次恳亲会谈话。这一出处的确定,为研究中国文史研究在1920年代的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汉学与汉学研究:历史回顾与未来展望

【主持人语】汉学是外国人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哲学、历史、语言、文学等方面的学问。而汉学研究则主要是指中国学者对汉学本身所进行的研究。汉学是中国文化与异质文化互相碰撞、交流、融合之后诞生、成长与发展起来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其历史可谓悠久。     

汉学是科学吗——现代中国汉学和宋学的对立

20世纪初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加速了科学与哲学的分化,汉学和宋学的对立也被卷入这种分化之中。在科学派一方,丁文江坚持科学万能论,主张汉学是科学,宋学不是科学;胡适认为汉学并非汉儒之学,而是宋学“格物致知”方法的延续和发展,与西方科学处于同一路向。在玄学派一方,张君劢认为宋学是中国哲学的主流,企图以宋学包容汉学并由此重建新儒学;冯友兰则认为宋学是哲学而非科学,正是因为其具有空虚这一不同于科学的特征而成为中国哲学经久不变的主流。而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之前,王国维早已对汉宋划界问题有所预见,他较为倾心于汉学并试图调和两者的矛盾,然终不可得。对汉宋划界形成过程的追溯为我们重新思考何谓“中国哲学”提供了一个思路。     

错位的尴尬——美国汉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汉学心态"

美国汉学源于欧洲汉学传统,虽然没有深厚的根源,却在1950年之后发展出自身注重文本解读、资料和理论阐发的特点.一部分华裔学者将这种美国汉学的特点运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得出了一些具有解构性和颠覆性的观点,对中国大陆的现代文学研究造成了冲击.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与美国汉学在学术中立、如何对待传统、现代性等一系列问题上出现了错位,需要我们对其中的得失进行认真反思.     

北美华裔女性文学研究的现实关怀

北美华裔女性文学的研究,充满了现实的关怀和人文理解的渴望。文化差异是永久的命题,用文学的方式诠释一种赖以生存的文化融合模式,以女性主义及身份认同的介绍与研究,可以为华裔文学的发展提供相对通畅的路径,可以为华人自身文化身份和归化愿望提供借鉴。这样的研究对挖掘华裔的历史和现实经验、生存现状、思想情感、文化认同、理想抱负具有独特的审美意义。     

从“传统”到“现代”:汉学形态的历史演进

汉学是以中国文化为原料,经过异质文化的智慧加工而形成的一种文化,它既是外国化了的中国文化,又是中国化了的外国文化。在汉学发展史上,传统汉学(Sinology)和现代汉学(Chinesestudies)是两种汉学形态:传统汉学从18世纪起以法国为中心,崇尚于中国古代文献和文化经典研究,侧重于哲学、宗教、历史、文学、语言等人文学科的探讨;而现代汉学则兴显于美国,以现实为中心,以实用为原则,侧重于社会科学研究,包括政治、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军事、教育等一切领域,重视正在演进、发展着的信息资源。以上这两种汉学形态既在演进中不断丰富发展着自己,又在日趋融合中创造着能够融通两种模式的汉学形态,这就是21世纪汉学发展的前景。     

生态之眼:西方汉学视野里的中国风景美学

中国古老而漫长的农耕文明,导致中国先民对山水有着宗教般的崇拜与敬畏,其中包含着对现代生态文明富于启迪的风景美学思想,中国古代山水画则是风景审美的重要呈现方式。西方汉学对中国古代山水画的研究,不仅是跨文明比较美学研究的产物,而且是现当代西方美学与中国古代风景美学对话的产物。西方美学的科学主义传统有时造成西方汉学对中国古代风景美学的误读,自然审美伦理化并非中国风景美学观念独有,也同样存在于在西方美学之中。中国先民融入山水之中,把欣赏自然之情转化为热爱自然之德,表达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与人对自然的谦卑。中国古代山水画描绘的人迹罕至的高山大川,不同于西方风景画局限于目力所及的世界一隅,而是有别于现实世界烦扰喧嚣的和平宁静与理想梦幻之地,蕴涵着意趣高古的原始自然对于生命与心灵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