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利益失衡看环境污染对社会公平的扭曲

对环境污染,不能只看其对社会的物质危害,还必须看到它对社会公平的危害.在环境污染中,不仅存在着物质链,而且存在着社会链.环境污染的社会链上的污染制造者与污染承受者,利益不均衡,前者受益,后者受害,这有违社会公平.更新社会价值取向,以利益驱动作为治理手段,落实政府之责任主体的职能,方能在环境问题上矫正利益失衡,彰显社会公平,助推和谐社会的构建.     

论资源型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基于“资源诅咒”机理的解析

丰富的自然资源,既是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又可能成为抑制产业结构升级的障碍,从而使资源型地区陷入“资源诅咒”陷阱.“资源诅咒”会通过初始产业布局、制度环境以及“挤出效应”等途径影响资源型地区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加大资源开发力度虽然在短期内会促进中西部资源型地区制造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但长期却表现出明显的抑制作用;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范围内,大规模的资源开发抑制了中西部资源型地区产业结构演进的进程.中西部资源型地区要从避免落入“资源诅咒”陷阱着手来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资源诅咒”的生态经济学解析

传统经济学对于“资源诅咒”的研究重点是富裕资源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机理,关注经济增长却忽视自然资源与经济社会相互作用的关系.在归纳总结传统经济学对“资源诅咒”研究的基础上,从生态经济学的视角对生态资源与经济增长两者关系研究中的思想、系统观点、生态功能及生态资源价值和生态能力等方面与传统经济学分析进行比较,从而更加清晰地解析“资源诅咒”形成的根本原因.     

资源型经济如何摆脱“资源诅咒”——基于中国的经验证据

我国资源型城市普遍存在着矿业、矿城、矿山、矿工"四矿"问题,并已严重制约了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表明在我国城际层面"资源诅咒"效应也是成立的.将演化经济学作为分析资源型城市从"无序"到"有序"的方法论,可以发现,资源型城市摆脱"资源诅咒"需要具备投资规模、对外开放、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等方面的条件.对包头、攀枝花两座典型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发展差距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矿产资源会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福音"还是"诅咒",关键取决于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的选择,因而,必须为我国的资源型经济提供科学的转型政策设计.     

对“资源诅咒”形成机理的解读

自然资源丰裕地区通常遭受"资源诅咒",其经济发展水平往往被资源的丰裕所拖累。本文对这种"悖论"式结果的形成机理进行了解读,并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防止过多的生产要素被吸纳、锁定在资源型行业,促进制造业部门和资源型行业之间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最终天赋资源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助推器,而不再是诅咒。     

资源诅咒真的存在吗——基于地区效率的视角

本文从资源丰裕度对区域经济效率影响的角度进行分析,发现:在东部资源缺乏而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不存在"资源诅咒"现象;在中部地区,存在"资源诅咒"现象但不显著;在西部资源丰裕而经济相比落后的地区,确定存在"资源诅咒"现象。但制度弱化是主要的传导途径。制造业实物资本投资及教育不但不会引起"资源诅咒"效应,反而是传导了正向的资源效应。制造业人力资本对"资源诅咒"现象的传导途径有一定的影响,但不显著。研究结果表明,要解决西部地区"资源诅咒"问题,关键在于制度建设。     

基于制度约束的经济增长与资源诅咒的实证分析——以中部六省为例

本文通过使用1992—2011年中部六省的面板数据对中部地区的资源开发、制度约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源禀赋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负相关性,"资源诅咒"的现象普遍存在。同时,我们还发现自然资源的垄断会导致权力寻租,最终削弱制度在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     

基于“荷兰病”效应与“资源诅咒”的桂西新型工业化路径选择

资源富集与贫穷落后是一对根本对立的矛盾,可现实中出现了"富饶的贫困"。文章从桂西资源富集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分析"富饶的贫困"的原因,进而提出桂西资源富集区新型工业化的道路选择。     

共同体利益对国家认同的嵌入*--中国社会稳定演变的内生逻辑

从中国传统社会中血缘共同体的“家天下”,到建国以后地缘共同体国家认同地域化的转变,再到精神共同体“乌托邦”的国家期许,我国的国家认同经历了国家利益主导型、国家主导下有限社会利益共存型和完全社会利益型三个阶段。与之相对应,中国的社会状态呈现出超稳定、地缘拉锯对抗和社会失重三种特征。共同体利益对国家认同的嵌入演绎出社会稳定的内在逻辑。中国社会转型期伴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虚拟共同体利益的多元化使得国家认同在网络空间中不断地巩固、分解和重构,这也必然导致社会稳定走向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论社会组织的社会稳定功能——兼论“社会复合主体”

社会转型期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其带来的社会稳定问题,是国家与社会共同面临的挑战,健康有序地培育社会组织,是应对这一挑战的关键环节。本文从对社会转型中不稳定因素形成的深层原因分析入手,结合杭州市政府培育社会复合组织的探索,就社会组织的社会稳定功能进行探讨,对培育和发展健康有效的社会组织及其运行逻辑提出了一些看法。     

当代农民的利益表达与农村稳定——以农民主体性文化视角论社会和谐的构建范式

利益表达是一种正常的社会互动方式,一个政权的合法性与成熟度在于它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民众包括广大农民的利益需要,唯有将其在体制内加以包容才可能实现农村的动态稳定。从结构意义上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社会系统的转型,农民这一群体的利益格局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农民这一利益群体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之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探讨当代农民的利益表达与农村稳定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经济增长:自然资源是"福音"还是"诅咒"——基于自然资源作用机制的分析

经济增长是一连串的事件.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自然资源利用不当会抑制经济增长,利用自然资源促进经济增长是有条件的:人力资源条件决定自然资源能否得到充分利用,市场条件决定资源优势能否转化为经济优势,制度条件决定经济增长的效率.在一定条件下,自然资源禀赋主要通过内生的要素流动、技术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三种渠道制约经济增长,但在不同时期和阶段,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的重要性不同.经济增长从来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而是多种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关键在于这些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互动关系怎样.如果从经济增长的意义考虑,由于包含了增长所遗漏的成本考量,资源与增长的相关性会发生变化,转变方向更倾向于资源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即资源的诅咒将超过资源的福音.显然,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然资源比较优势更像一道虚幻的彩虹和一枚硬币的两面,对这种比较优势的过分倚重会使地区经济发展陷入某种低水平均衡陷阱.     

政策认同:基于我国社会利益多元化视角的分析

利益是在一定生产关系基础上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特性的需要,而人们的需要各不相同,使得常态社会必然是一个利益多元化的社会。1978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不仅进入了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时期,也使利益关系结束了计划经济时代高度一致的局面,产生了巨大分化,出现了众多利益主体,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这种多元化的利益格局对公共政策产生了诸多不确定性影响,尤其使政策认同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当然,另一方面又可以避免盲目的政策认同。为了提高政策认同的质量、实现政策执行的成功,需要在宽容中采取多种措施,协调整合多元的利益关系。     

中国是否被资源所诅咒?——基于生态足迹模型和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应用生态足迹模型测度区域自然资源禀赋,并利用2001—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对我国区域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检验"资源诅咒"假说在我国省际层面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还是以物质资本的投资与积累为主,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在中国省际层面上并不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即"资源诅咒"假说在中国省际层面并不严格成立。     

自然资源开发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扩展的罗默模型对"资源诅咒"形成机理的检验

本文基于对罗默模型的扩展,构建了一个包括最终产品部门、资源部门和研发部门的三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并利用动态面板数据工具对这一模型进行了检验.分析结果显示:人力资本积累能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是引发"资源诅咒"的一个重要原因,自然资源开发主要通过挤出效应与边际报酬递减约束经济增长,而这种约束效应取决于相对风险规避倾向,资源税费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     

中国省际经济发展的"资源诅咒"——基于Malmquist和面板数据的分析

"资源诅咒"机制不仅仅是荷兰病等,更在于对创新活动的抑制,基于Malmquist指数的实证结果显示:在中国省际层面上同样成立,资源丰裕的省份并未成为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反而制约了经济效率的提高.     

人力资源的诅咒——从荷兰风车看“康乾盛世”

风车其实在欧洲很多国家都有,而在荷兰却成为了这个国家的标志。这个国家当年简直是以一种狂热在建风车,跟我们大炼钢铁年代到处建高炉一样。据说,在18世纪荷兰曾经有一万多架风车,遍布全国各地。在阿姆斯特丹的郊区,有一个被称作“风车村”的景点（Zaanse Schans）,一个村里就有好几十台历史悠久、养护完好的风车。     

“十一五”面临的社会稳定问题及其对策建议

我国当前社会形势整体稳定,但也要看到微观层面和局部的不稳定情况以及可能引发将来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为确保我国社会长治久安,应树立科学的社会稳定观,在总结历史经验和借鉴外国做法的基础上,强化稳定法码,消解不稳定因素。     

农村社会稳定:现存问题剖析与实现机制探求——基于制度主义的研究

当前,中国正处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现代化转型期,农民的经济实力、社会地位、政治权利、文化观念和行为模式都发生着巨大的变迁与重塑,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一些社会矛盾和纠纷,给农村社会带来诸多不安定因素,直接威胁到农村的长治久安和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文章在考察当前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现状和特点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其产生、发展与预防、协调和解决机制存在的深层次的矛盾,进一步提出建构农村社会稳定机制的思路.笔者认为,农村社会长治久安的实现,需克服当前碎片化、刚性化、缺位化和错位化的制度缺陷,构建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系统化、韧性化的农村社会稳定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