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与司马光民族关系思想比较研究

王安石与司马光在民族关系思想上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兼制夷狄”与“华夷两安”、“先治其内后立功于外”与“欲胜夷狄,先强中国”以及德力观与礼信论三个方面。其思想分歧产生的主要原因和他们的政治理念、个人经历息息相关。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民族关系思想是对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在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元朝的大一统实践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元朝是辽宋夏金之后统一多民族中国又一个大一统政权,元朝为了对疆域内各民族进行有效的治理,以大一统作为国家建设的目的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 ,强调以"汉法治国",通过一系列祭祀活动来表达"天下一家"的民族思想,摒弃"华夷之辨"的民族思想,通过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来淡化"华夷"二元对立,上述与大一统实践有关的历史过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孕育与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     

“华夷之辨”思想在金源社会淡化的阶段性

金源女真立国之始,便伴随着中华民族传统的＂华夷＂之节思想的影响。金朝统治者面对严守＂华夷之辨＂观念的汉族文士,历经几代女真帝王的努力,最终使得汉族儒士在对待女真统治的态度上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即由金初的势不两立到金中期的矛盾动摇,直至走向金末完全淡化消失这样一个阶段性的曲折过程。     

司马迁与司马光史学思想之异同

司马迁与司马光史学思想有许多相同之处 :都提倡直笔 ,对统治阶级的阴暗面和人民的反抗斗争能实事求是给予真实地记载 ;都具有无神论思想 ,重人事而不言天命 ;都具有总结历史盛衰的自觉意识 ,善于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但是 ,他们的史学思想也存在许多不同之处 :司马迁持异端史观 ,而司马光持正统史观 ;司马迁认为历史是发展、变化的 ,而司马光认为古今不变 ,求古之道是为了施于今 ;司马迁旨在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 ,写成一部包罗万象的通史 ,而司马光旨在关国家盛衰 ,系生民休戚 ,为帝王们写成一部政治课本。通过对比 ,可清晰展现自司马迁至司马光期间 ,我国传统史学思想发展演变的轨迹。     

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实践

先秦时期形成的服事制和“五方之民”思想是中国古代王朝国家治理思想与实践的源头。尽管“华”与“夷”在中国历史上所指的两大群体存在换位和涵盖范围变化的情况,但追求“大一统”“因俗而治”“华夷之辨”和“用夏变夷”却是历代王朝国家治理思想和治理体系的显著特点。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与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乃至中华文明的持续灿烂的深层次原因或许就深藏其中,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家园”的主要内容。     

从《疑孟》看司马光的学术思想

对司马光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由于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多被斥为“守旧派”、“顽固派”。对于司马光的思想,则既少有评述,又几乎是被全盘否定的。这不符合司马光的历史面貌和思想实际,是很不公允的。撇开政治见解不说,从学术思想方面来看,司马光议经驳传,独立思考,自成一家之言,非但不“保守”,且是学术上的改革派。司马光所撰《疑孟》等论著就     

“陶融铸冶数千万人而为一体”——康有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研究

晚清中国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不仅使“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也令中国传统思想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康有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正是在这危急存亡之际，在其上书变法、奔走呼号，不断探索自强救国之道的过程中形成发展而来。这一思想会通古今、融贯中西，既有对孔子“华夷一统”的民族观的继承，又有对社会达尔文主义提倡的“优胜劣汰”法则的吸纳。其中对于合群团结的强调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雏形，已映现出康氏的立宪主张和大同理想下有关民族思想的自觉认识和整体意识。康氏将中华民族视为文明连绵不断的历史共同体、各民族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这种先觉的民族思想认知对当下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隋代史学浅议

开皇元年(581)杨坚建立隋朝,开皇九年南下灭陈,使三国以来370年政权分立、民族交融的动荡历史,一转而为“混一戎夏”、“无隔华夷”的局面.这一历史转折.对隋代乃至唐初史学的发展,均产生着巨大影响.由于隋政权的短促,未能使这一影响充分展示出来,因而形成隋代史学的独特之处,     

试析先秦“大一统”民族观

本文认为,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统一于华夏的“大一统”民族观的内涵涉及华夷结构、华夷尊卑观念、以华变夷观念和华夷一统观念。虽然它在客观上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功不可灭,但也有诸多弊端:“大一统”民族观的主旨是汉族文化优越论;其思想是以中国为世界中心,受地理环境制约的一个封闭系统;实质是一种民族中心主义;这种观念长期深存于中国人的思想之中,造成不利影响;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的民族政策是功利性的,同化性的,因而是短视的。     

关于司马光民本思想的当代思考

司马光的民本思想既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传承，又奠定了后世民本思想发展的基础。它显示出了民众在国家中的地位，作为统治者应该以民为本、重民爱民、宽民利民和安民富民。司马光民本思想作为特定时代的产物，有其超越时空的价值，也有历史的局限性。应该坚持批判继承的方针，对司马光民本思想进行深刻的了解，对当前中国共产党坚定执政为民的理念，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新农村建设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试论清遗民之民族立场

民国社会存在着不同的民族矛盾,既有中华民族内部的矛盾,又有中华民族与外族之间的矛盾.清遗民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对中华民族内部矛盾的认识较为统一,即泯"夷夏之辨"、消华夷大防.而对入侵中国的民族,尤其对日本民族,清遗民的认识较为复杂,继而表现出多样的民族立场.     

戎夏一源说续论

文献和考古学材料表明,顾颉刚先生早年提出的戎夏一源说,颇为符合先秦时期的历史实际。古音戎、庸、崇、嵩、崧为地名、人名,在口语中尚能保持较原始的读音,古代戎之读音与崇为近,因此戎族的名称,即当出于崇或庸,庸之本义为垣墉,为城垣,戎族之‘戎’,也当与崇或庸有关,因此,鲧、禹作城的传说基本可以断定夏族也是戎族,之后在夏族的分化迁徙中,夏戎开始分离,戎、夏语义由相一到分离与夏族移徙和戎族分化的背景有关。     

艰难的抉择与融合——浅论“华夷之辨”观念对中华民族史的负面影响

“华夷之辨”的观念对中华民族之融合史曾经产生过消极的、负面的影响 ,这一负面影响在少数民族建立政权的时代表现得尤为明显。经过长期的交流与磨合 ,一方面 ,少数民族统治者从观念、政策到具体行动等各方面都尽力淡化华夷之别 ;另一方面 ,汉族人经过艰难痛苦的抉择 ,最终使“华夷之辨”观念的消极影响不断地艰难地被消除 ,各民族间进一步融合 ,从而使中华民族变得更为团结、强大 ,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李鸿章外交思想评析

“外须和戎 ,内须自强”是李鸿章的外交思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 ,李鸿章理智地看待弱国外交 ,把“自强”作为外交根本至计 ,把“和戎”作为实现自强的一种手段 ,这是符合近代社会历史条件的 ,是近代外交的明智之举     

近年来司马光研究简述

司马光和王安石都是北宋的一代名臣。由于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建国以来被说成是“守旧派”、“顽固派”。“四人帮”统治时期,司马光更被诬之为“复辟派”、“复辟狂”。近年来,史学界对司马光和《资治通鉴》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现将1980年以来司马光研究中提出的新观点,简述如下。关于《资治通鉴》以前,史学界一致肯定《资治通鉴》是历史巨著,但对司马光的政治及史学思想,大多持否定甚或冠之以“反动”的态度。在1982年10月郑州举行的宋史讨论年会上,许多史学家仍然认为,《资治通鉴》是一部内容丰富、有很大价值的历史巨著。书中有很多值得肯定的东西。但是,《资治通鉴》这部书有强烈     

司马光对农民起义的态度

正确评价司马光对农民起义的态度,有助于我们全面地认识司马光及其史学思想。司马光对历代和当时的农民及农民起义,有许多重要的言行,这些言行反映了他对农民起义的基本立场和态度。就政治思想而言,他了解、关心农民的疾苦,主张轻徭薄赋、赈恤饥民和兴教化即加强教育对待农民,并以此铲除滋生农民起义的土壤,而不主张以武力进行血腥的镇压。就学术观点而言,他对农民起义能公正、客观地加以记叙并对农民起义抱有一定的同情态度。     

《徙戎论》的命运与"天下一家"的格局

李鸿宾从西晋江统的<徙戎论>的冷落命运谈到隋唐"天下一家"的格局,认为排斥文化认同的狭隘民族观念并不符合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大势.     

大一统秩序下的华夷之辨、天朝想象与海禁政策

大一统是华夏文明对于世界的表象,也是中华民族进行资源组织和动员的方式与机制,它以绝对者的名义强调了中央对四方的统摄、王权对万物的占有,以天道的光辉塑造着天朝上国的荣耀和尊严。作为大一统内部核心系统与次级系统之间的一条边界,华夷之辨起着约束系统能量、强化系统向心力的作用,实际上是系统进行自我调节与自我防卫的反馈机制,其诉求点在于核心系统即华夏文明的安全和稳定;海禁政策则是沉浸于天朝想象中的统治者在华夷边界漫溢、大一统秩序濒于崩溃之时采取的本能反应。     

论民国初年到抗战时期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的书写

民国初年,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成为历史教科书的主要内容之一,在表述上也多与“五族共和”的建国方针相配合、相呼应。其中,1912年9月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更是在历史教科书史上首次使用了“中华民族”这一观念。五四时期,中华民族观念首次被写进教育部门制定和公布的《历史课程纲要》,这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但这一时期的历史教科书使用较多的还是“中国民族”“我国民族”或“吾民族”,而不是“中华民族”。这说明,五四时期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的书写还很不成熟。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战时期,在国民政府先后四次修订的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中都纳入了对“中华民族”的书写。由此,自觉运用中华民族的观念成为该时期历史教科书的普遍现象。尤其是这一时期的历史教科书强调的是一种整体的中华民族观念,即认为中华民族是由汉、满、蒙、回、藏、苗等民族所构成,亦即中华民族所指并非某一个民族(如汉族),而是中国各民族。这表明,中华民族观念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战时期业已最终形成。     

中国历史上历史文化认同的传统

瞿林东认为,研究中国历史上多民族国家不断发展的统一进程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考察历史上各民族的历史及各民族之间关系的发展;另一种是考察历史上人们在历史文化认同问题上的思想观念的发展;而从历史认同的传统、文化认同的传统等角度论述这种思想观念之发展尤其需要加强。许殿才对先秦到两汉时期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进行了考察,指出这种认同对以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立和巩固产生了积极影响。李鸿宾从西晋江统的《徙戎论》的冷落命运谈到隋唐“天下一家”的格局,认为排斥文化认同的狭隘民族观念并不符合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大势。向燕南认为,从10世纪到19 世纪的中国史,无论是分裂阶段,还是统一阶段,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认同意识都在不断发展和加强。周文玖论述了在抗日战争时期,大中华的民族意识对全民族抗战的兴起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和坚持的深层次作用,认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是中华民族民族认同和民族精神的胜利。张越梳理了从孙中山的“五族共和”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共同纲领》所展示的民族认同思想的发展脉络,认为确立正确的民族观,对促进全民族的共同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