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会与清末民初奉天省城市化进程

日俄战后,为减少或缓解列强对奉天省商业压力以及推动奉天省城市化进程的实际需要,奉天省商会在官方倡导扶助下成立。商会成立后,在重构商业秩序、参与城市公共事务以及发展实业抵制日俄政治经济侵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集中体现了东北地方政府对日俄政治经济侵略的主动抗争。     

商会与审判机构:清末民初商事纠纷调解关系考

清末民初时期的商会调解主要有官批民调和邀请调解两种基本模型,官批民调是在传统民间调解和官府调解之外生成的一种特殊的调解形式,其包含了官府(审判机构)和民间在纠纷处理上的互动,呈现出半官半民属性,邀请调解同样蕴含了官方与民间的互动合作关系,但二者在主导方式和调解程序方面存在明显差异。通过历史考证得知,促成官商(会)互动合作的主要因素有:调解偏好的社会治理结构与理念为官商(会)互动提供了前提条件;重刑轻民的司法体制为官商(会)互动提供了切入机会;商会调解优势为官商(会)互动提供了现实基础;统治压力驱动下的振商运动是推动官商(会)互动向制度化方向发展的直接因素。清末民初商会与审判机构互动的制度创设和实践样态,可为当前的法院与商会联动调解实践提供有益参考。     

苏州市民公社解体的缘由——清末民初苏州民间社团组织个案研究

本文运用馆藏档案，通过社会运行的大范围考察，剖析街区自治组织苏州市民公社发展中的弊病，说明其解体的缘由。     

论清末民初直隶商会的政治参与

清末民初(1903-1920)的直隶商会是在清末新政国家与社会关系调整背景下成立的,以天津商会为首遍布直隶地区的新式商人组织网络。商会虽为保商而设,但在时代大潮影响下它们利用国家提供的政治活动空间积极参与政治,试图影响国家和地方的政治进程,因而也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自1903     

清末民初冀中土地税契中的规范与不规范——以直隶任邱县为例

清末民初,社会动荡,政权更迭,民国政府为稳定统治,安定人心,初期冀中地区仍用宣统三年颁行的官契,契税税率依旧;后来随政局渐定,遂推出新契纸即买契,这样虽简化了形式,但漏洞颇多,在规范税契手续的同时也显现了诸多不规范,税率名减实增,故民间土地买卖不税契者日多,白契日增。     

清末民初地方自治制约因素分析——以河南为个案

清末民初,河南地方自治不能顺利推行受制度和时势等诸多因素制约。地方自治制度设计中强烈的官治色彩是其制度原因;自治主办者为解决财政困难加抽捐税,引发地方社会抗拒自治而成为民乱之源;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发展微弱导致改革缺乏地方社会的有力回应,痞化势力的存在则阻碍了其良性运转。     

中国禁毒史的一个断面——清末民初苏州禁烟研究

清末民初,苏州鸦片烟毒泛滥,洋药、土药行销量庞大,烟馆、土膏店林立。为净化"天堂",苏州地方当局在社会各界的协助、配合下,自上而下,展开禁烟运动,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烟毒的泛滥,烟馆纷纷关闭,鸦片销售量、烟民人数大幅度减少,禁烟取得一定成效。但禁烟中存在诸多障碍因素,也不能忽视。     

清末民初广东社会民俗中用糖的文化理念

清末民初,蔗糖被广泛用于广东民众的结婚、生育、日常社交诸活动中,并且形成了一套为民众所广泛认同的习惯性用法,在此基础上出现了颇具广东特色的“糖文化”,进而与其他地方的用糖民俗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喜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末民初的社会转型与乡绅流变——以科举与新学为视角

清末民初,内忧外患的加剧促使中国政府展开了一场以"新政"为肇始的大规模制度变革,社会由此发生转型。在这一社会背景之下,科举的废除和新学的兴起直接导致了乡绅的流变。乡绅的构成要素中,财富要素比例上升;文化要素则扩充为"学识"。乡绅的组成更加多元化。但这一切变化都没有改变乡绅作为国家和乡村社会"调节器"的社会功能。着眼于清末民初,乡绅并未在普遍意义上"退位"。     

清末民初地方自治制约因素分析——以河南为个案

清末民初,河南地方自治不能顺利推行受制度和时势等诸多因素制约.地方自治制度设计中强烈的官治色彩是其制度原因;自治主办者为解决财政困难加抽捐税,引发地方社会抗拒自治而成为民乱之源;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发展微弱导致改革缺乏地方社会的有力回应,痞化势力的存在则阻碍了其良性运转.     

戏曲改良运动与清末民初的社会变迁——以天津为中心的考察

戏曲改良运动是清末民初应社会启蒙需要,围绕戏曲改良而兴起的一场社会文化运动。本文试图以天津为中心,通过对戏曲改良运动过程的描述和成败的分析,反映清末民初社会变迁下文化变迁的复杂性。     

清末民初社会变革与家族组织的自我调适——以江西地区为中心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经历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地方自治思潮的兴起和实践、祖宗革命等学说的传播、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新式教育的发展,均对家族组织一度产生了极大的冲击。面对种种社会变革,江西的家族组织及时进行自我调适。它们在士绅阶层的主导下,既借助传统的宗法观念进行族内整合,又利用地方自治、新式教育等新的政治文化资源寻求外部发展,从而导致了族谱编修的政治化、宗祠管理的社团化以及家族教育的新学化。     

革命派与清末民初的道德救国思想——以雷铁崖为中心

清末民初雷铁崖揭露批判封建伪道德杀人祸国,伪道德导致清末民众公德沦丧、私德扭曲,吏无官德、士无人格及民国初期道德愈坏、邪恶肆虐,理论上主张斟酌时宜,变通旧说,创"适合国民心理之学说","尽以铸造新国民,以竞争新世界";内涵上以爱国为核心,提倡国与民、家、地方统一,在价值取向上崇尚近代理想人格;在具体规范上继承与吸收中外积极美德;方法上主张立志、修身与践履结合,磨厉志士精神,刻苦其志气,早振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     

清末民初基层社会民间调解的变革——以四川会理县的实践为例

民间调解不仅能缓解地方诉讼压力、减少讼累,而且有利于基层社会的稳定.清末民初,在民间社会的主动探求与官方引导的合力作用下,民间调解由自发和无序逐步开始了程序化、制度化,并由县城逐步向乡场等更低层社会组织渗透与扩展,最终成为基层社会一种稳定的民事管理机制.考察清末民初民间调解秩序的"实践历史"及发展动力,对于完善当下社会协调机制,尤其是基层社会的自治管理具有借鉴意义.     

清末民初江南校园趣剧演出研究——以上海地区为中心

清末民初江南地区涌现出大量的校园趣剧,与之相伴而生的是义务戏、赈灾戏、纪念活动演剧等非商业性趣剧演出。最早的校园趣剧演出肇始于1900年12月24日上海圣约翰书院的中文新剧《笨贼一对》。以汪优游、徐半梅为代表的新剧家将趣剧作为新潮演剧的重要类型,创作并演出大批优秀趣剧,代表性作品有汪优游的《新跳加官》和徐半梅的《谁先死》《遗嘱》等。在以汪优游的《新跳加官》等为代表的政治滑稽讽刺剧大行其道、赢得社会认可的同时,另一支以"趣味"见长的校园趣剧却受到官方压制。最终,在20世纪20、30年代,趣剧在大中小学甚至幼儿园中渐成燎原之势,最终以其现实性、讽刺性、趣味性赢得了学生乃至社会上层人士的认可与喜爱。     

家庭小农户与商品经济的互动——以清末民初江西寻乌农村为个案

长期以来,传统中国农村的家庭小农户经济被静止为阻碍商品(市场)经济发展的小农经济或自然经济。然而,解读毛泽东的《寻乌调查》等史料,清末民初寻乌农村的家庭小农户,借助遍布于城乡的墟镇与商道,将自己的农业生产,多元兼业与打工经商,乃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融入于市场与商品交换平台,农民的身影在市场网络中则是随处可见。因此可以说,家庭小农户经济与当时水平的商品市场实已融为一体,可谓是须臾难离。     

清末民初士人命运与时代悲慨——以《申报》“了青”事件为核心

了青是《申报·自由谈》1912-1914年间的一名普通作者,但他的逝世却引起海内外士人的广泛关注.了青事件之所以能够在《申报》上成为一个公众传播事件,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了青境遇所折射出的清末民初广大士子文人的命运悲剧和深刻的时代悲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