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立我国地方公债发行制度的研究

发行地方公债是世界各国地方政府筹集建设资金、增强财政能力的普遍做法。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发行公债还只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尚未应用于实践。但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地方公债较高的信誉度、收益回报率和较强的认购能力,以及地方借款的存在都为我国地方公债的发行提供了可能性。鉴于此,本文将在我国地方公债发行背景的基础上,分析地方公债发行的可行性,并提出我国地方公债发行制度的具体设计,以供参考。     

清末“爱国公债”发行探析

在息借商款和昭信股票发行之后,清廷本已衰微的政府债信更加缺失。此后,清廷不再轻言"公债发行"。但辛亥革命爆发导致破落的政府财政更加陷入绝境,使清廷无暇顾及所谓的"舆论反对"、"政府债信缺失",再次发行国内公债——"爱国公债"。从理论上讲,"爱国公债"发行社会对象更具有广泛性;因有金融机构直接参与,现代信用条件也更为具备。但此时风雨飘摇中的清朝政府债信已经荡然无存,普通商民对此公债几乎没有什么认购。清朝统治结束后,该项公债由袁世凯政府接续办理。     

浅议中央苏区所发行的三次公债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的中央苏区政府,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权建设方面的伟大尝试.在此期间,为缓解苏区财政经济工作的严峻形势,支持反"围剿"战争的胜利,苏区政府先后三次发行公债.这三次公债的发行,对稳定苏区财政,支援革命战争,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货币的革命属性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为巩固红色政权和适应根据地的经济需要,发行了银、铜、纸各种货币,统一了苏区金融,发展了苏区经济,湘鄂西苏区发行的货币,具有鲜明的革命属性,是我国货币史上的瑰宝。     

梁启超公债思想探微

梁启超的公债思想是极为丰富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理论。梁启超的公债思想体现在他对公债的某些认识上,如公债是一种有价证券、公债的种种用途、公债发行的必要性、发行准备、偿债基金法的偿还方法等。     

公债发行的宪法实体控制

为维护主权信用健康,在中央与地方两个层面,财政赤字和公债发行均应受到宪法控制。首先,宪法应当分别对中央与地方政府发行公债的种类作出明确限定。其次,宪法应当对公债用途予以明确界定,严格杜绝利用公债支应日常公共财政。再次,各类公债的发行总量要由宪法予以限制。最后,各类公债的最长期限也要由宪法控制,以保障代际人权和维护代际公正。     

基于风险控制的地方公债制度安排

发行地方公债会带来一系列的潜在风险.制度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减少不确定性和降低成本.为了避免或减轻发行地方公债的负面效应,地方公债的制度安排必须以债务风险控制为核心,做好地方公债的发行、使用、偿还等各环节的风险防范.     

近代浙江省公债的发行及启示

与近代中国的大多数地方政府一样,浙江省政府为扩充军备、弥补行政费用之不足和筹措建设经费,曾发行了大量地方公债并呈现出以下特点这些公债的70%被用于军政费用,但发行办法逐渐由粗疏而趋于周密,公债利率逐年减低.近代浙江省公债的发行史为当今地方公债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不少值得借鉴的历史启示.     

试析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基本经验

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建立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积蓄和扩张革命力量,最终取得了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党领导的民主革命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主要有：进行革命武装斗争需要依托巩固和发展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离不开正确的军事斗争;在巩固的工农联盟的基础上,无产阶级必须掌握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领导权;要重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实际是新的人民共和国的雏形。     

我国最早的农村信用合作社——黄冈县农民协会信用合作社探源

我国最早的农村信用合作社,是大革命时期成立的黄冈县农民协会信用合作社。它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金融活动的开端,是觉悟起来的劳动人民试图在金融货币领域解放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一种创举。它的产生不仅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金融的创立和发展,而且对整个革命根据地金融的创立和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它“为中国人民在金融方面掌握自己的命运作了可贵的尝试,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经验,是中国金融史上光辉的一页;也为以后革命根据地建立人民的银行、发行自己的货币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和开创了道路”(石雷:《人民币的理论与实践》)。     

建立我国地方公债制度的探讨

举借地方公债是世界各国地方政府筹集建设资金、增强财政能力的普遍做法。本文从分析我国发行地方公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入手 ,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做法 ,结合我国国情 ,全面设计了我国地方公债制度 ,并提出建立地方公债的监督管理机制以及注重地方公债与国债在发行和使用上的协调。     

1928-1937年的电政公债

在1928-1937年间,国民政府多次试图发行电政公债进行融资,却只有民国二十四年电政公债发行成功。此次发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公债券在发行后实际上未进行公开认购及流通,而仅是成为向金融机构借款的抵押品。1928-1937年的电政公债,在制度构建、运作设计及操作过程等环节都反映了当时电信产业发展融资的巨大需求及行业本身要求走向市场的客观性,但受时代局限,其发行屡次未果,仅二十四年公债得以发行。对这一期间电政公债发行的研究,有助于对民国内债史乃至政治史、经济史研究的深入,对于现代产业融资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公债的宪法基础

公债的发行涉及国家的收入和人民的生活,并且由于公债发行产生一种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这种债权债务关系具备宪法关系的形式特征,所以有必要从宪法的角度对公债进行研究.公债发行的宪法依据是我国<宪法>第14条第三款.由于公债发行会对法律保留原则、民主原则、平等原则构成破坏,所以有必要设定公债的宪法界限.公债合同属于行政合同,公债属于一种公法之债,有关公债的争议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解决.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典范

1934年5月至7月创建的黔东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当时极其艰苦和恶劣的条件下,为坚持和适应革命的需要,在云贵地区建立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典范,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     

1938年广东省国防公债的筹募与社会响应

抗战全面爆发以后,日军对广东实施野蛮轰炸,同时派军舰侵扰沿海各县。为加强国防建设,广东省政府在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决定自1938年3月1日起发行国防公债1500万元。广东当局采取多种形式宣传和劝募,向广大民众传达购买国防公债与抗战的联系,激发民众的爱国之心。广东省国防公债的劝募得到商人、学生、华侨等团体和个人的支持与响应,体现出社会各界抵抗日本侵略的决心和力量。受时局影响,广东省国防公债实际筹募1100余万元,实属难能可贵。广东民众购买国防公债并非只图回报,更多地是要尽其所能,为抗战贡献力量。     

故地寻访——文献索引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成为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光辉起点。它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为中国革命找到了正确道路。正因如此,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一直是学术界研究讨论的热点,主要围绕井冈山道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史及历史意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中的有关人物,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与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比较,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的建设、军队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反腐倡廉建设,井冈山精神的时代价值等维度展开。在此,梳理关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与发展的研究文献,摘编权威报刊、图书对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的评论,以飨读者。     

政治对立下的债权博弈:新发现“孙文发售债票案”及相关问题述论

本文通过对新发现的"孙文发售债票案"原始档案资料的考察,追溯了孙中山建立护法军政府发行公债的背景及其历史过程。结合此次公债发行,站在公债发行权冲突的角度上看,南北政府均通过公债等借款进行博弈。公债发行权的争夺实质上反映了护法军政府与北京政府政治的较量与政权合法性的争夺。通过公债发售一案也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的艰难历程。     

中西金融大分流的国家信用逻辑

国内外学术界所关注的18世纪中西经济大分流的重要根源之一,在于此前发生的中西金融大分流.13世纪,当面临相同的财政压力时,无论是南宋政府超发的"会子",还是威尼斯政府发行的债券,理论上都是国家向社会发行的信用凭证,本质上均是国家信用的资本化.以国家信用的逻辑而言,南宋纸币体系极易崩溃的根源是国家信用不足,而威尼斯公债体制的稳定运行得益于国家信用之完善.两者之间国家信用的差异更是影响了后来的中西金融大分流,其主要的历史表现就是,英国在国家信用确立并强化的同时率先完成了金融革命,而明清时期的中国在国家信用依然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注定无法内生出金融革命.由此可见,公债体制或纸币体系只是通往金融革命的不同路径,根本驱动国家实现金融革命与崛起的是保障公债体制或纸币体系稳定运行的国家信用.这一点,对于今天中国经济的发展启示重大.     

甲午“息借商款”述略

光绪二十年(1894),清政府以“息借商款”的名义,在国内向绅商募借资金。此次“息借商款”与洋务运动时期吸收商股创办“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企业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由政府出面以类似公债形式在民间筹措款项,虽然它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行的公债尚有很大区别,并与四年后同样是由清政府发行的“昭信股票”(名为股票,实际是公债)也有所不同,但在某种意义上仍可看作是中国历史上发行公债之嚆矢。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上,政府向民间募债称得上是一种新事物。如《民国财政史》作者贾士毅所说:“我国古时,以负债为病,周赧之台,良史垂戒”。封建社会中,作为政权象征的     

统一公债案述评

国民政府1936年发行的统一公债不是新发债项,而是以发行新债票的形式对原有各项内债进行的第二次整理。国民政府因财政入不敷出,不得不对各项内债的本息延期偿还,发行统一公债五种债票换偿各种旧债未偿债票,同时延长各债的还本付息年限并降低利率。统一公债的发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民政府的财政负担,但其负面影响仍是主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