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性建构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与中国现代性诉求之间存在着"历史契合"。这样一来,作为一种关切现实的理论平台,现代性视域有益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论题深化。从而作为现代性基本建制的资本逻辑也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切入现实的通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建构在互动中,呈现出一些基本原则,应以资本逻辑批判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动中国传统文化转换为现代性建构的理论资源、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建构共同目标。     

哈耶克的文化进化思想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启示

哈耶克从以扩展秩序为内容的逻辑演进方法论出发,提出了演进理性的哲学思想和知与无知的认识论,并由此评析生物进化论、社会生物学进化论等建构进化论,进而形成其独具特色的演进文化论.辩证继承是当代中国传统文化复兴过程中的主要思维方式,而哈耶克的演进文化论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新的思维向度,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和文化传统的现代性转向有着方法论上的启示.     

中国现代性建构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与中国现代性诉求之间存在着＂历史契合＂。作为一种关切现实的理论平台,现代性视域有益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论题深化。从而作为现代性基本建制的资本逻辑也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切入现实的通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建构在互动中,呈现出一些基本原则,应以资本逻辑批判为主题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动中国传统文化转换为现代性建构的理论资源,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建构共同目标。在建构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中国化的＂理论—实践＂的相互切入中共同推进这一事业。     

当代中国大学文化的现代性精神审视

现代性精神是现代大学文化的精神内核,从现代性的视角剖析当代中国大学文化之病象.在此基础上,阐明对于当代中国大学文化建设之核心和方向的见解:以现代性精神为核心和方向;以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展示的真正现代性精神为动力和目标;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土壤,构建与现代性高度融合的本土性即中国特色.     

试析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效应与启示

文章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石,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现实性这个逻辑起点,分析传统文化精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剖析了传统文化糟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消极影响,阐明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效应的启示,指出在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哲学的主体性追问及其时代意义——兼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体性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当代意义在于开启了一个民族对自身哲学反思的思想空间,它在民族主体性的规范中所表现出的哲学欲求,体现了马克思以形而上学整体缺失为前提所构建的主体性理论境界,因而在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对话中,提升了哲学历史中主体性理论的时代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文明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既不是对中华文明的虚无,也不是被中华文明所消融,而是守正与创新相结合的互动发展。中华文明催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场,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文化土壤,巩固了认同基础,丰富了资源支撑,成为马克思主义异域发展的合理性根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探索则激发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转型,为中华文明优化了价值取向,强化了使命担当,激发了创新活力,充实了精神内涵,成为中华文明创新发展的根本动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文明的互动发展,应树立起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远大视野,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重构为首要前提、以中华民族的主体性自觉为核心使命、以人类文明秩序的共融性建构为外部保障,提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明意蕴,彰显中华文明的时代价值,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乃至人类的文明进步发挥更大的推动作用。     

马克思人学与西方当代人学的关联性

马克思人学与西方当代人学构成了一种建设性的对话关系 ,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一、通过破除和超越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及理论结构 ,马克思人学直接开启了确立着西方当代人学运动之合法性的哲学传统的现当代转换。二、马克思人学所包含的实践合理性蕴含着走出现当代西方人本主义的非理性困境、实现理性形式的当代转换的可能性及方向。三、马克思人学所包含的历史理性以及人类性立场嵌入并持续地影响着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现当代转换。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人学与当代西方人学互动的直接结果 ,与西方当代人学的对话也拓展了马克思人学的理论与时代视野 ,并指向于不断生成的马克思人学的当代性     

“第二个结合”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当代彰显

坚持中华文化的主体性立场，是深化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促进文化复兴的必然要求。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至今而未曾中断，其关键在于承载中华儿女身份认同和安身立命之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经天下分合和朝代兴衰而历久弥坚，始终坚守着自身的主体性。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既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基本体现，同时也是守护这种主体性的内在要求。在近代以来文明蒙尘的危机中，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这种“双向奔赴”式的结合不仅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而且使中华文化成为现代的，最终产生了新的文化生命体，既塑造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又推动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切实增强了中华文化的主体性。     

国学现代化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

应从“四维时空”的视域衡估国学的“四重价值”,即着眼于人类发展的共性,观照国学的普世价值;着眼于国学发生演化的特定语境,观照国学的历史价值;着眼于现代化的需求,观照国学的现代价值;着眼于后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向,观照国学的后现代价值。由是,国学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有三构建国学精神的普世价值系统;促成国学精神的“潜现代性”与现代性对接会通;提升国学精神的“类后现代主义”。国学现代化的主要路径亦有三双重批判;文化对话;现代阐释。而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则应以民族传统文化(国学)为根基,以西方文化为补充,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同时推进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西方文化的本土化,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     

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革的建构性力量,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世界性视野、进步史观、主体观等方面高度契合,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提供了思维通道。提出“两个结合”,强调“第二个结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特色,是党的理论创新的原创性贡献。作为又一次思想解放,“第二个结合”是广义的历史、文化与文明观的解放,其意义在于：建立自塑的历史、文化与文明观,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性、结构性、建构性元素运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塑造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进一步树立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文明自信,确立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主体性;再次确立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世界地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文化基础

中华传统文化心理与马克思主义相通相近,是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心理条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文化基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心理相通相近表现在社会理想、伦理价值观、民本思想、实用理性、思维方式等方面。     

中国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三种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具有三种价值:一是符号价值:中国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载体;二是互补价值: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可以实现功能互补;三是发展价值:以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为来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与发展.     

现代人焦虑、现代性反思、现代文化建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文化危机的探索及其当代启示

文化的深刻指向是人的一种"生活样态",不可否认,现代人的生活状态普遍遭遇了文化焦虑的困境。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这种现代性文化危机的探索集中在技术理性异化危机、大众文化异化危机以及人类生存异化危机中,他们对现代性文化危机的探索是对文化自觉的反省,是对现代性文化的重新建构。因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这种文化自觉的思潮对当代中国构建现代文化有着重大启示,这体现在要以益智、益心、益德和益生价值构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化理念。     

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的当代价值

何萍在《哲学动态》2020年第9期撰文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的兴起,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界,这一新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通过解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实践"概念,消除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的知识结构和理论框架的不利影响,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自我更新;第二阶段主要通过中国现代性的研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和发展中可能出现的某些实践层面的问题进行反思,建构以"危机/批判"为内在结构的中国特色的历史理性思维方式.这一历史理性思维方式既对我们思考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有效,也对我们观察当下这一危机四伏的世界有效.就此而言,中国现代性研究,是以一种新的研究方式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与中国伟大实践的紧密联系,进而推进了中国实践哲学的研究,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当代价值.从对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到对现代性的反思,从解读《手稿》到解读《资本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经历了一个从"主体性哲学的建构"到"中国文化深层理性结构的反思"过程.这个过程既是批判的,又是建构的.     

现代性视阀下当代中国产业文化之嬗变

现代性启蒙于16世纪文艺复兴,浑沌于17世纪,形成于18世纪末,体现了自由、平等、科学、民主理念的时代精神,渐进形成普世性的意识形态;现代性早于现代化,现代化之果根植于现代性之种.改革开放下,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突飞猛进,现代性意识觉醒迟缓,西方现代性意识与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冲突、激荡、渗透,使文化融合成为当代中国最波澜不惊的演变.当代中国产业文化之嬗变蕴合资本精神中国化、利义共赢理性化、科学技术现代化以及人与自然生态化.     

穿越与激活：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话语创新的理路、方式与方法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话语创新和理论思维最活跃的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最紧密的时期,这得益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有力指导和科学实践。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指导下,文化思想由论争走向聚合,文化实践由传统路径依赖走向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获得了现代性契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辩证批判原则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主流话语,为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奠立了坚实的话语根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运用中国古代哲学概念、典故、格言、俗语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素,通过分辨“精华”与“糟粕”、激活与创新中华传统文化的具体方式和内涵要素,提升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时代化科学化品质,这既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赢得政治、思想、社会的解释力、阐释力和掌控力增添了话语资源,也在深层次促成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实现新的转变与跃升。     

跨文化形象学:思路、出路或末路

跨文化形象学起于当下中国文化自觉的问题,从解构西方的中国形象入手,揭示其中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进而提出"三组课题"。按三组课题清理跨文化形象学的基本研究思路与体系,可发现第三组课题留下的理论困境:面对西方现代性,中国现代性自我想象的困境不仅在知识与观念上,还在价值与权力上;真正需要解构的,不是西方现代性和西方现代性构建的中国形象的知识-权力网络,而是中西方二元对立的现代性思维模式。在这一思维模式中,我们不可能摆脱西方这一巨大的他者进行现代性自我确认,即使是用后现代的话语理论解构西方现代性,质疑西方的中国形象构成中国现代性自我想象的他者,也最终会落入后现代的话语理论的陷阱,因为没有他者便没有自我。第三组课题出现的理论困境,将直接质疑跨文化形象学的前提与意义。跨文化形象学用后殖民主义理论解构中国形象的知识-权力关系,同时又在解构这套解构理论,从解构西方的中国形象入手无法拯救中国现代性自我想象的主体性,更无法由此通向中国现代性的文化自觉。这是跨文化形象学的根本困境,因为它可能否定了跨文化形象学的前提与自觉使命。     

当代科技文化的特征、内在价值与建构

具有人文化、生态化、可持续化和大科学化等基本特征的当代科技文化,对于协调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科学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矛盾,实现人、自然与社会的整体和谐具有重要价值.从科技观念、器物、伦理和制度等层面推进当代科技文化建设是构建先进文化的必然要求.     

论政治文化对当代中国外交的影响

政治文化与外交密切相关。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上,以不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积极吸收西方政治文化的合理成分而形成的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其根本特征是追求和谐。和谐孕育了构建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而中国外交从传统的双边到多边,从政治外交到经济外交与公众外交均体现了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新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