赐死制度考论

赐死制度是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社会特有的一种对贵族大臣实施的死刑执行制度。几千年来 ,史不绝书 ,但有关这一制度的论述却鲜有专文。本文论述了赐死制度产生的社会原因及大体时代 ,并对赐死制进行整体考察 ,揭示赐死制度的内涵与实质 ,分析君主和臣子对赐死制度的不同态度以及由此所造成的赐死制沿用不衰的原因 ,评估赐死制度对数千年中国君主专制体制的作用和影响。     

先秦社会最高权力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

先秦社会的最高权力起初以"神主"的面貌出现。夏商之"王"虽是社会最高权力的实际掌控者,却受到神灵世界的束缚。周天子挟"天命"以令诸侯,王权虽然增强,但被牢笼于宗法与分封制度之下。随着宗法分封制度颓坏,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君主手中的权力远胜于前,民众亦形成有影响的社会力量,"民本"理念成为当时先进思想家与有识之士的共识,各国君主亦以"民本"为君权张目。专制君权在战国后期方粗具规模。先秦社会最高权力由弱而强的演变之路,即渐次摆脱神权束缚、制度牢笼和民众舆论羁绊的过程。     

论宋朝经筵制度

宋朝经筵制度本来并不具有政治含义,其政治咨询功能的添加,有一定的历史过程,不能一概而论。宋朝经筵制度的设计理念,实际反映了集权体制下的君主对威胁到自己最高权威的先秦保傅制的蓄意改造,即"不是老师观"。经筵制度协调了皇帝的政治地位和大臣的学术地位的一对矛盾体,因此才能得以最终确立,并长期延续。     

论孟子“推恩”说的现实性、困境及出路——以列维纳斯伦理学为参照

孟子的"推恩"说以恻隐之情为泛爱的基础,以差等之爱为追求的目标,以事亲从兄为实践的起点,这些均体现了其现实性。然而,"瞽瞍杀人"的案例却说明在亲情与公义间的两难选择前,"推恩"之法必然陷入困境,在列维纳斯的"第三方"概念的参照之下,孟子舍公义而全亲情的价值选择也充分显示出其不合理性。摆脱"推恩"困境的出路并不是"大义灭亲",而是要建构起完善的亲属回避制度。     

圆教的自拘——山家山外之争与宋代制度佛学

面对宋代制度社会的挑战,宗派佛学的判教体系难以维持,天台圆教的自明性面临危机.为拯救圆教危机,宋代天台宗将限于佛教判教的"开权显实"原则施用于己身,自拘圆教形式为制度之法以参与到世俗社会中,通过对俗世的开显而实现圆教的"即权而实".在此过程中,台宗内部产生了对行忏苦行之法与持戒治心之学的不同选择,由此引发了对圆教之义的争论.台宗的圆教之争反映了宋初佛教对存在合法性的诉求,也展示了宗义再生产与制度社会间的博弈关系.     

“立天子以为天下”——周代“立君为民”学说的现代性观照

周代是一个贵人轻神、人的觉醒时代,其标志是形成了丰富的"人道"学说。周代的"人道"体现为"内圣之道"与"外王之道"。"君主"学说就是"外王之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周代的"君主"学说包括"立君为民""利群治乱"的君主起源论,君为民主、代民做主的君主专制论,"养民教民"的君主职责论,"神圣者王,仁智者君"的君主素质论,"公平无私,无偏无陂"的君主政道论。周代的"君主"学说从君主的产生动因与机制论证君主的权力与责任、条件和为政之道,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益成分,与现代政治文明具有相通之处,在今天的政治生活中应当加以合理继承,不可以偏概全、简单否定。     

科举考试与日本

作为东亚科举考试文化圈的一员,模仿唐朝制度的日本科举考试经历了古代的贡举制、江户后期的"学问吟味"与明治初期的"进士及第之法"提案三个阶段.但是,受到政治体制与历史条件的制约,日本的科举制度并没有真正地发挥出公平竞争、选拔人才的功能.贵族色彩浓厚、注重汉文"素读"的日本科举制度只是游离在政治体制的边缘地带,潜移默化地发挥着文化传承与教育普及的功能.     

唐宋笔记中本朝君主形象建构之比较

笔记作为"补史氏之阙"的史料载体,一直为学者所推重。唐宋史料笔记中关于宫闱秘史、人物轶事、典章制度乃至名物典故的记载比比皆是,其中也多有对当朝君主的记载。相比于正史,笔记中记载的君主形象往往更关注细节,也更具个性。而自唐至宋,笔记对君主形象的记载在内容和形式上也都有不小的变化。细究这种种变化,不仅可见不同时期君主制度的特点,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笔记创作主体对君主形象、君臣关系,甚至历史客体的不同态度。     

论郝经的君主观念

金元之际的郝经是一个思"大益于世"的儒士,他总结历史上君主统治的经验,认真分析当时的社会现实,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君主的新见解,如君主如何以时进退、君主应"有志于天下"、君主要"以天下为度",等等。郝经的君主观念多数具有导君利民的作用,尤其是他对夷夏之辨的清理,是值得肯定的具有进步意义的思想成果。当然,他的正统思想也使他的君主观念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韩琦与《安阳集》

韩琦是北宋时期重要大臣，他曾拥立英宗、神宗两代君主，为北宋政局稳定起到了关键作用。     

读《诗经》二雅看周代贵族圣君理想诉求

本文就<诗经>二雅中蕴含的周代贵族的圣明君主理想的诉求展开讨论,分析其诉求的方式,并勾画出周代贵族心中理想的圣明君主形象.     

封建主义与英国有限王权的形成

英国走了一条与欧洲大陆不同的封建主义道路,通过建立普通法体系、私有财产制度,保障了贵族们的封建法权和自由,从而为有限王权的形成奠定了政治、社会与文化基础。英国封建主义的独特性塑造了有限王权的制度体系和意识形态。在制度层面,封建主义直接催生了以"王在议会"为特征的议会制度,塑造了以"君民共治"为特征的混合政体。在观念层面,封建主义确立了贵族的反抗权,萌生出政治权威需要人民"同意"的政治意识。这些与有限王权相关的制度、原则和思想成为近代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基本渊源,不仅反映了英国尊重传统、注重妥协的政治文化,也反映了现代政治对中世纪的继承与发展。     

进谏的艺术:基于唐代三份谏疏的考察

在中国古代,谏议论发挥最重要的政治调节功能,涉及君臣互动、政治运作的方方面面。"以道事君"上疏进谏是一般官僚的权利和义务。进谏首先要有丰富的理论依据和宏阔的政治视野,其次需要掌握技巧,还要遵循其戒律规则,即不能挑战君主的权威性。君主专制的制度之下,"为君不易,为臣极难"。     

法度精神与宪制意识——《明夷待访录·原法》篇再探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法》篇之精义,一是在法度精神上完成了从君主"一家之法"到"天下之法"的扭转。二是以六经所承载的三代法度精神与典范性制度作为高于君权的根本政制规范,并以太学师儒为创制立法者。由此,其中实已蕴含了一种清晰的古典宪制意识。《明夷待访录》诸篇所构想的一整套政制设计,正展现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古典宪制安排。黄宗羲政制构想的突破性价值,在于立足于近世乃至先秦儒家的政治智慧,而对一种古典宪制理念予以了最为集中明确的表达。在其政治思想之整体中,《原法》实居于核心地位,《明夷待访录》本身即为一部以之为中心而展开的政治纲宪。     

共和、民主抑或制衡：马基雅维里的政治思想辨析

文章在剖析马基雅维里之政体观、阶层矛盾和制度安排等主张的基础上指出,在建构政治体系时,他考虑的落脚点不是怎样维护君主、贵族或平民的利益问题,而是国家政权如何长治久安的问题。实现这一政治要旨的重要方式是权力结构的平衡与权力制衡。因此,马基雅维里并非如一些研究者所诠释的那样,是完全意义上的共和主义者或民主主义者。     

《吕氏春秋·察今》训诂一则

《吕氏春秋·察今》一文中,作者在叙述了“循表夜涉”的故事后,评论道:“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于此。”对这句话中的“主”字,许多版本都将其注释为“君主”。笔者以为不妥。首先,从语法结构上看,这个句子是一个单句。“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是主语部分,由一个主谓结构充当,“有似于此”是谓语部分。按古汉语语法习惯,充当句子成分的主谓结构,其主谓之间应加一“之”字取消句子的独立性。如果这里的“主”当“君主”解,则“法”就是谓语。那么,这个句子的形式就应是:“今世之主·之法先王之法也。”然而原文不是这一形式,是不是作者…     

帝制中国的"公"、"忠"观念与制度变迁——以帝制中国财政职官制度的变迁为研究主体

在帝制中国,专制君主通过建立和不断完善君主专制政体来整合国家、社会的各种资源,以确立、巩固和发展"以君为公"的"家天下"治国模式.但是,在思想观念领域,帝制中国却长期以来存在着以对君主个人利益、意志的绝对服从为公或忠,和以对"天"、"道"、"民"以及比较抽象意义上的"天下"、"社稷"、"国家"等政治共同体的意志与利益的绝对服从为公、忠的两种矛盾的公、忠观.这两种不同公、忠观的矛盾与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帝制中国财政职官制度及财政管理体制的历史生成、设计与变迁.对公忠观念的嬗变和财政职官制度变迁及其相关性的研究,是研究帝制中国公忠观念与制度变迁相关性的典型个案.     

和平运动:一种微观与宏观相联系的运动

和平运动的社会一历史背景当现代国家从欧洲的封建背景中产生时,政府（即欧洲国家的内阁）接过了此前只有君主、国王和皇帝才有的某些功能。在议会制民主政治中,内阁向议会、议会中的政党和／或人民负责。在总统制民主政治中,总统继君主之后向议会和／或人民负责。在一党制国家中,党的主席或总书记或多或少地向多少受到限制的国民议会负责。无论过去和现在,某种负责的原则都依然存在。继承封建君主衣钵的基本原则或多或少是一样的。然而,在一个重要的领域,负责是有限的。欧洲的封建君主出身于贵族,产生于军事等级制度。封建君主不是…     

中国君主官僚制政体建立初期之经济基础

春秋战国之际,在以大地产制为特征的"领主制经济"消亡之后,中国社会经济在战国至西汉初期阶段内,产生的是人均五口、户均百亩的小农家庭,尚不存在一个新的拥有广大地产的"地主阶级",君主官僚政体即建立于小农家庭基础之上,而非王亚南所言的"封建地主制经济"基础之上。但在以后各个王朝阶段内,因君主官僚政体结构性矛盾的存在、国家土地买卖政策的松动及赋税政策等因素的作用,社会分化与"地主阶级"却又必然产生,并严重影响到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动及君主官僚政体国家政权与"小农家庭"和"地主阶级"关系的重构,君主官僚政体国家也最终成为保护"地主阶级"利益的权力机关。     

元代高丽贡女制度与其政治文化背景

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特定的社会文化现象,高丽贡女制度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国家政治行为。在北方游牧民族传统习俗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婚姻文化价值观,既是蒙古贵族采用贡女制度来体现蒙元帝国对高丽王国控制的重要原因,又是该制度在元代得以不断发展的主要动力源;蒙古族的女性观念为大量纳娶、使用高丽女性提供了心理基础;高丽贡女制度的存续,既是蒙元政治、军事强权的产物,也体现出蒙古贵族对高丽民族文化的认同。高丽文化观念中的"事大"思想,是高丽贡女制度得以推行并发展的内部条件;高丽女性的文化与人格魅力,是高丽女风行于元朝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