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社会与契约社会——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

人情社会与契约社会是社会交换的两种基本类型,人情社会的交换属于延时回报的交换、模糊回报的交换、熟人社会的交换、依靠道德约束的交换、特殊主义的交换;契约社会的交换则具有陌生人社会的交换、协商一致的交换、精确的交换、依靠法规约束的交换、普遍主义的交换等特点。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多方面的区别。根据人情社会形成的原因,可以将其分作情感需求型、风险防范型、不当求利型三种类型。只有消除不当求利型人情社会,使人情社会仅在情感领域、契约社会在利益领域发挥其功能,我国才能从以人情社会为主导的社会转变为以契约社会为主导的社会。     

契约自由与环境权益的冲突与平衡

契约自由是传统民法三大基本原则之一。契约自由强调契约是当事人的合意,而合意又是当事人的自由选择的结果,因此,契约即正义,它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法律地位。但是,契约自由原则在现代社会受到挑战,特别是环境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契约自由被指责为环境危机的根源。解决传统民法中的契约自由与现代环境权益的冲突已成为契约自由在现代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只有树立新的环境保护观念,赋予传统民法的基本原则以环境保护的内容并使契约主体承担环境保护的公法义务,用现代"生态人"的人格取代传统"经济人"的人格,才能实现对契约自由的限制,实现环境公益的保护。     

宋明理学法顺人情论

宋明理学以"因天理,顺人情"为其法统核心,以为"国法"源于与承袭"天理","国法"顺应与维护"天理",揭示了宋明理学法的渊源、法的属性问题。宋明理学人情之情具有"情感"、"案情"、"实情"、"习俗"、"民意"、"道德"等诸多内涵。宋明理学将情与理之间划分为情理合一、以理节情、以理灭情三层关系。在社会法律实践中使用"情理"一词,将事实之维、道德之维与法律之维统一在一起。宋明理学强调"人情"与"国法"的一致性,提出了情法两平、屈法用情而又非殉人情的基本原则。在天理、国法、人情的位阶排列上,宋明理学已非传统的"天理—国法—人情"排列,而架构起"天理,人情—国法"的新模式。     

儒家的契约观念——基于“自由儒学”的解读

现代契约观念与现代自由的发展密切相关,因此儒家需要在回应现代自由问题过程中,对契约观念作出相应的阐释。根据汉语"契约"一词的基本涵义,可以表明儒家的契约观念具有自愿协议、责权对等的一般特质。对此,从政治哲学的层面看,契约观念作为证成自由的工具性观念,是为现实地维护社会主体的价值。"自由儒学"认为,这种关系不仅存在于西方社会,而且也贯穿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同时契约观念与自由观念一样,总是随着社会主体的转变而转变;不过,儒家契约观念始终保持着契约的一般特质,这是因为其背后依据着"诚—义—知—信"的儒学原理,揭示这一原理可以从学理上启发儒家现代契约理论的发展。     

传统伦理精神的形态与内在矛盾

传统伦理精神的形态和实质是人情主义。这种人情主义具有三个要义,即人伦本位、人情法则和伦理政治本质。自然情感、道德情感与政治意识的矛盾,家庭成员与社会公民的矛盾,理性与情感、人格与人伦的矛盾,是内在于这种伦理精神的三个矛盾。作者分析得出:传统伦理精神是以情感为本体,人伦为本位,血缘为根基,……五伦宗法等级关系为实体的家族精神统摄下的中庸模式。     

农村人情及人情消费的变迁——鲁西北A村调查

本文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基于情感维系、道德支配、理性权衡三个理论纬度,对现代农村人情的存在形式及原因分析发现,转型期农村人情的类型和特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人情交往中理性权衡因素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在当代社会中具有重要现代价值,发挥着越来越大的积极作用。     

存天理,亦存人情——朱熹理学视域下情礼关系辨析

儒家之礼的继承与沿革总是纠结着人情,而因"存天理灭人欲"之说被有意拔高而独尊,朱熹礼之思想通常被认为忽略人情。我们通过朱熹对情礼之内涵的界定与情礼之间关系的阐述可窥知:在理学视域下朱熹之礼对情之重视呈露无疑,其礼蕴含着浓厚的情感因素,源于情礼之间的张力,体现为其特别重视情之正的抒发,主张礼以恰如其分的方式、以恰合天理为最终归宿,来随顺、规制人情,体现为缘人情而行礼、以礼治情。但是,礼之情感因素因天理的绝对至高性被拘制在"三纲五常"的伦理框架之内,在释放情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又压抑了人情。朱熹所阐发的情礼关系对于后世礼学的沿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儒家思想的现代困境及其出路探寻——兼评崔大华先生新作《儒学的现代命运》

儒家思想的现代命运问题实质为儒家传统所确立的价值原则及其生活伦理能否适应现代生活的合法性危机,所以儒学的现代命运不在于形而上学思辨体系的创建,也不仅仅是博物馆中的陈列品,而是它作为生活方式建构者的生命力是否能够继续发挥安身立命的作用。面对以科学、民主、法治为主导的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原则,儒家思想当有明确和自觉的角色定位,那便是公德、私德的明确划分、法治契约理念的重建,从根本上讲是以注重论证、合乎逻辑、为学问而学问的理性思维方式的引进。     

中国社会转型期情感的作用及其引导

情感作为一种重要的非理性因素,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作用。目前我国正处于从重视人情血缘关系的农业社会向重视科学理性的现代社会转变的转型期,情感对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活动的干扰非常突出。积极引导人的情感,培育中华民族健康向上的情感世界,成为我国社会转型期不可忽视的重大课题。     

中国社会转型期情感的作用及其引导

情感作为一种重要的非理性因素,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作用。在我国正处于从重视人情血缘关系的农业社会向重视科学理性的现代社会转变的转型期,情感对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活动的干扰非常突出,积极引导人的情感,培育中华民族健康向上的情感世界,成为我国社会转型期不可忽视的重大课题。     

法与权利的人性分析

社会契约论之精神实质在于,国家只能是自由的人民自由协议的产物。现代法理观念之社会契约,较之以往内涵有很大不同,它不仅适用于宪法,而且适用于部门法体系,以强调法应是代表公共意志这一理念。据此,契约论已具有普遍意义,并可将国际法归于"国际契约"——国家间的契约关系。同时,国家行使刑罚权应以民权为基础,藉以直接维护并追求社会公共利益。     

论公民意识与独立人格

我们用契约化来形容现代的社会生活.契约关系是最古老的商业性关系,产生于商业形成的早期;人们用以商业实际中的约定.这一关系在现代社会中不仅仅限于商业用途,这是由于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为市场力量所扩充,因此,现代社会充满着契约关系,形式上的、实质上     

中国社会转型期情感的作用及共引导

情感作为一种重要的非理性因素，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作用。在我国正处于从重视人情血缘关系的农业社会向重视科学理性的现代社会转变的转型期，情感对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活动的干扰非常突出，积极引导人的情感，培育中华民族健康向上的情感世界，成为我国社会转型期不可忽视的重大课题。     

中国人的社会行为与关系网络特质——一个社会网的观点

文章首先梳理了社会网理论的架构,合理的治理机制、社会结构是要在密网与疏网、结构洞与密封团体、耦合与脱耦、自组织与层级治理之间取得动态平衡。以本土化的社会网视野来看,中国人的社会行为与关系网络是"差序格局"和"情境中心"的,"差序格局"中的"人情交换"将工具性行为与情感性行为加以平衡,它是拓展信任网络与取得社会资源的重要来源;"情境中心"则反映出中国人善于依情境不同动态变换圈子边界的特点,分圈里和圈外进行自组织与层级的组织运作。"熟人关系"(人情交换)、"圈子"和自组织的治理机制正是理解中国人组织形态与社会结构的关键所在,社会网分析可以为此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科学的分析工具。     

契约:交易伦理的政治化及其蔓延

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以功利目的、理性权衡、自由合意、主体平等、信守承诺为基本特征的契约,只是一种基于个人交易的辅助伦理或身份伦理。自资本主义广泛兴起之后,契约被引入政治领域,并建构起一整套的理念,以服务于早期现代国家的发展。20世纪以降,古典社会契约论跌入低谷。罗尔斯等人提出新契约论回应挑战,"新契约"有望成为社会正义与合作的基石。     

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伦理维度与哲学建构

人类社会自诞生以来,经历了传统社会、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社会主义现代社会。三种社会形态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因其构建的伦理基础的差异,其生成方式也就呈现出不同的样态。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建构的伦理基础是以"人的依赖性"为特点的身份伦理,它极力为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的预先设定的合理性和注定的德性、职责和命运的合理性辩护。西方现代性社会建立了一套以契约伦理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及其相应的社会核心价值观,虽然"资本主义的精神"通过理性契约的方式摆脱了人的依赖和人格化的神的依赖,但又陷入"工具理性"的泥淖里和物的依赖关系的异化世界里。社会主义现代性社会通过生产关系的革命,构建了彰显"人民主体性"、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核心价值观,并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实现了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统一。     

儒家的情感观念

在汉语中,"情"从一开始就兼有两层基本含义:情感(人情);情实(事情)。在中国观念史、儒学史上,当"情"浑然不分地兼指人情与事情并且"情"与"性"并无截然分别的时候,此"情"为本源之情,这是原典儒学的观念,也是当代儒学正在复兴的观念;当"情"严格地分别各指情感与事情并且情感被置于"性→情"架构之中的时候,此"情"为形下之情,这是帝国时代儒家形而上学的观念。总之,在本源层级上,儒家的情感观念不是一个伦理概念,而是一个存在观念。     

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与中国家国-体伦理传统的价值对勘

中国市民社会研究根本性的学术难题在于:源于西方的市民社会伦理实体理念与中国家国一体的伦理传统在价值理念上存在根本性的差异.黑格尔<法哲学原理>是西方现代市民社会理论的源头性文本,将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与中国家国一体伦理传统做当代意识的对勘,就是要从伦理实体所揭示的本质出发,从价值合理性的逻辑基础、社会运作的伦理秩序、社会结构的伦理关系体系入手,对它们的伦理内涵做全方位的比照,以寻求合理的对话通道.而从"价值合理性的逻辑起点--社会运作的伦理秩序--社会结构的伦理关系体系"的伦理实体的视角出发,在自然血缘与需要体系、人情主义与契约伦理、家国一体与市民社会之间进行伦理对话,能够进一步凸现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伦理必要性.     

儒家经济伦理及其公正理念研究

儒家的义利之辨归根结底是服务于宗法家族、国家和天下秩序之稳定的。儒家以诚信为基础的信用规则较之现代信用体系在个体人的德性层面似乎更高,现代信用体系的优势主要表现在形式上和技术层面,它的实质是个体人的诚信德性与制度机制形成双向互动。儒家的礼乐教化的治政智慧源于家族的族规和家教,除了用调均来防止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均,还在养老、救济弱者、赈灾与社会保障等方面进行制度设计,由此出发来解决传统社会最基本的民生问题。儒家也有类似于契约精神的立信、征信、结信的制度规范。相较于现代契约信用,儒家在"义利与秩序"、"诚信、契约与效益"、"贫富、调均与公正"等方面有自己独特的公正理念。     

人情视角下的个人权力再分配研究

传统文化对人情社会的巩固和社会资源分配权的过度集中都易导致人情关系的盛行。人情关系盛行下的个人权力再分配逻辑可分为三种:基于"报恩"、基于"施人情"、基于"礼尚往来"。这种逻辑下的权力再分配易带来个人权力的"泛化"、"圈子"现象严重和寻租行为。减弱人情对理性社会运转规则的影响关键在于首先要培养个人正确的人情观念,其次要明晰人情文化与理性社会的界限,再次要加强必要的法制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