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的人物品评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极为重视人物品评的人。《论语》是我国第一部记载大量人物品评言论的著作 ,孔子品评人物的标准、方法、表达方式对后世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对此 ,前人鲜有论及 ,本文略作探讨 ,以期引起注意。一、孔子品评人物的标准《论语》共有二百多则人物品评 ,约占全书篇幅的百分之四十。孔子品评的对象 ,有历史人物、有现实中的贵族士大夫、有朝夕相处的弟子 ,还有他本人。综观《论语》 ,孔子品评人物的基本尺度就是德与才 ,根据德才的高下又可以概括为四个层次 ,即 :圣人、仁人、贤人、小人。圣人的德、智、才均达到最高境界 ,…     

论《论语》对《世说新语》人物品评的影响

《论语》对《世说新语》人物品评的影响可从四个方面来进行分析：认同《论语》人物品评的标准;大量引用《论语》典故;弘扬《论语》追求精神自由和张扬个性的深层意识,从而援道入儒;选择与《论语》类似的体例。     

谣谚·舆论·新闻

谣谚与舆论、舆论与新闻、谣谚与新闻以及谣谚、舆论、新闻三者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     

浅议两宋时期中越之间的战事

中国和越南自古以来关系密切。但自五代时期越南获得独立后,两国之间的战事不断增加,尤以两宋时期为甚。中越战争大体分为维护宗主权的战争、越南对宋朝的侵略战争和宋朝的自卫战争三种。探讨两宋时期中越之间战事的主要特征以及性质,对我们研究、理解国际形势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古代丝绸之路谣谚述论

古代丝绸之路谣谚在复杂多元的地理、政治、商业、文化等环境中生成,主要由胡商、士兵、宗教人士、士人等主体进行传播,从中能够反映古代丝绸之路上的自然名物、社会民情、政治趋势、战争冲突等多元化内容;因为古人没有“丝绸之路”的概念,所以,也就没有集中归类,而是分散记录在正史、笔记史料、诗歌总集、谣谚总集等文献之中。     

五代、两宋时期词体功能的考察

从五代到南宋近400年,对词体功能的认识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五代时期词主要被用作宫廷宴会上歌唱赏玩、娱宾遣兴的工具;北宋基本沿袭了五代传统,但也出现了部分新变,以苏轼为代表的一些词人提出或实践着"诗词一理"的新见解;南宋时期,由于政治环境发生的巨大变化,词逐渐被一部分爱国词人用作抒怀言志的载体.     

两宋时期的东亚三国漂流事件研究

两宋时期,宋丽日三国在东亚海域的海上交流空前繁荣,受当时造船技术及航海技术的影响,三国漂流事件的特点也各不相同,其中高丽朝发生漂流事件的次数最多,且漂流民身份最为复杂.漂流事件虽是海难事件的一种表现,却也能折射出当时东亚三国的内政外交情况.漂流事件增多时,表明三国间海上交流频繁,外交关系融洽;漂流事件减少时,则海上交流减少,外交关系进入冷淡期.     

论两宋理学家的圣人史观

圣人在中国文化的价值坐标上占有醒目的位置,圣人观念具有强大的融摄作用,这种融摄力在以泛道德主义为价值取向的历史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传统史学的思想起点就是首先建构以"圣人"与"圣人之道"为理论基础的先验意识,承认"圣人"所创造的一切思想理念的绝对合理性.然后在这种认同的前提下寻找解释的合理性.作为历史创造者的圣人在两宋理学家这里被最终角色化地确立下来了,在以后的中国思想传统中,圣人这种与天地为一,博施济众的完美人格不可能被其他英雄人格所替代.圣人成为道德理性的完美代表,圣人时文明史的巨大贡献被认为来自圣人自身所具有的道德理性的力量.     

谣谚中的宋代科举社会

丰富的谣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以谣谚为材料、从民众角度阐释和理解历史的机会。散落在各类古籍中数量不斐的宋代谣谚不仅反映出宋代科举"取士不问家世"的特点,展示了科举制下的众生相,昭示着宋人对科举及第寄予的极大热情,折射出因科举产生的种种社会心理,而且也反映出受榜下择婿之风影响而造成青年男女婚嫁年龄过大等社会现象。字句简短的谣谚不经意间保留了宋代科举社会特有的历史信息和时代特征,为我们更真实地把握宋代科举社会提供了生动鲜活的佐证。     

时政谣谚与两汉民众参与意识

在两汉时代,民众对于时政有着很强的参与意识,这在当时时政谣谚的广泛流传上得以充分体现。这些谣谚涉及到国政大事、官员治政、官场风气等方方面面,喊出了民众的心声与感受,表达了百姓的倾向与爱憎,对汉代的政治与吏治起到了一定的衡量与监督作用,构成了汉代社会一幅难得的政治风情画卷。     

汉代谣谚文化研究综述——兼述我国古代谣谚文化发展脉络

我国古代谣谚文化发展至汉代已较为兴盛,对其做出研究有助于深刻了解当时的社会情形和文化形态。我国古代谣谚文化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先秦至隋唐是文人著作对古今谣谚的自觉引用时期;宋元明清是文人对历代谣谚作品系统地搜集整理时期;民国时期至当代,谣谚的性质、文化功能、社会属性等方面都有了一定的认识和研究,但尚不完善。文章在此三个阶段的框架内,着重概括了汉代谣谚文化在历代的情形,以便为汉代谣谚文化的断代研究提供便利。     

两宋时期西北少数民族政权特色述论

两宋时期,在西北地区活动的吐蕃、回鹘、契丹等民族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西凉府吐蕃六谷联盟是"蕃汉联盟"。世袭首领与册封官职并存;唃厮啰政权是以部落为政权的基层组织,"国主"与"议事厅"是其政治特色;高昌回鹘采用王制;甘州回鹘实行部落领主制,官号沿用突厥语名号,但兼采汉制;喀喇汗王朝的政治体制是双王制与封地制;西辽继续实行"两部制",制定了禁止分封土地、中央控制军队、减轻赋税、实行羁縻等基本政策。这些民族政权机构、政治制度及其政策等,均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与地域性。     

市民文化背景下的宋代城市谣谚

在日益高涨的市民文化背景下,宋代城市谣谚呈现出前代未有的新面貌。受市民趣味的影响,宋代谣谚呈现出时政性、世俗性、非正统性、诙谐性的特点。宋代城市谣谚的传播也呈现出鲜明的市民色彩,民间艺人、商贩、太学生是城市谣谚的重要传播者,瓦市、宴集、市场等公共场合成为谣谚的重要传播地。宋代城市谣谚内容丰富,表现出典型的市民社会特色,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是考察宋代市民文化的重要资料。     

宋代文人对谣谚的传播与批评

谣谚作为典型的民间文化类型,其传承与繁荣却与文人有深刻的内在关联.宋代文人不仅积极参与日常传谣,而且将其融汇于文章诗词,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学术探讨.在中国古代谣谚从口耳相传到与文人创作融合进而出现学术批评的进程中,宋代文人发挥了关键作用.宋代文人积极参与谣谚传播与批评,一方面使谣谚文化进一步繁荣,拓展谣谚内容并提升其社会价值,另一方面对宋代文人的文风、旨趣发生深刻影响,对创作风格的整体趋俗发挥重要作用.谣谚文化与精英文化实现内在融合.     

两宋时期的义冢制度

两宋时期的义冢制度张邦炜，张义冢即掩埋无主尸体或战死军人的公墓，又称义阶，在宋代还有个独特的名称叫漏泽园。对于两宋时期的义家制度，前人语焉不详，近人只是在论述当时的火葬习俗时附带提及。有鉴于此，本文试图略加探讨。始于何时义家制度始于何时，人们历来看法...     

两宋赦免制度新探

赦宥早在我国上古时就已经实行,长期以来,赦宥仅作为权宜制度,发展到两宋时,则被定为常制。"三岁遇郊则赦",从而呈现出与往朝不同的特点,两宋之所以如此热衷赦宥,其主要原因是:统治者法律思想的转变;"内忧外患"的压力;士大夫的推动。赦宥在缓和两宋社会矛盾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危害。     

论先秦两汉谣谚艺术的成熟及时人对其概念界定的偏颇

春秋战国之际我国谣谚艺术已成熟,表现在诸多方面.“谣”和“谚”虽有共融性,但本是两种体裁,时人对“谣”和“谚”概念范畴的认识有合理性,也有局限性.先秦两汉时期“谣”、“谚”艺术范畴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其间“谣”的音乐性在增强,“谚”的音乐性在减弱.但在体式、风格、流传、运用等方面二者还是有很大的融通性.     

论两宋监督机制的创新与废除奴婢制度的关系

中国封建社会＂律比畜产＂的奴婢制度,唯独消亡于封建历史的中间阶段——两宋。该创举达到中国封建法制史乃至世界中世纪法制史的巅峰。究其根本原因,是宋朝建立的上下、左右、纵横交错的监督网,行政、监察机构之间的多重权力制衡机制,包括皇帝在内,无人处于监督的真空。故下情上达,促使皇帝与士大夫阶层关心民瘼,上升为国家意志,奴婢恢复了人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