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书手探微

唐代书手概指设置于官府图书文化机构中具备相当书法技艺的抄写者,在唐代官僚体系中品居流外,积劳累考后可入流,政治、经济地位普遍不高。当代学者考察唐代流外人员时对书手关注甚少,故此,探讨唐代书手的设置、地位及出身入仕状况,是对唐代制度史研究的有益补充。     

唐代文学家族的地域性及其家族文化探究

唐代文学家族的兴盛,就地域性而言,多集中于两京地带与江南东道,而陇右、剑南、黔中等地区处边隅荒芜之地,文化相对落后,文学家族较少.在文学家族的人员构成上,或父子,或祖孙几代,或兄弟多人.从时间段上看,唐初文学家族多文化世家,除诗文传家外,还擅长经学、史学,而后期一些出身寒门的文学家族则无深厚的文化根基.另外,唐代文学家族的文化属性则丰富多彩,如家族中拥有大量的庋藏,家学内容呈多样化的趋势,既有经学、史学、文学,也有书法、绘画等技艺的传承.在家族的文学实践方面,主要体现为文人创作时的崇宗意识;家族内部的文学研究与交流;郡斋诗文集会的家族化现象以及对家集的编撰等内容.此外,文学家族的家学中尚有变异性的特点,特别是外家之学的传承,既丰富了家族原有的文化传统,又增强其社会适应性,为家族的兴盛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唐代的家族、地域与国家认同——唐代“归葬”现象考察

出土的唐代墓志中出现了较多的归葬现象：从唐帝国的边缘地区归葬于国家的中心长安、洛阳。唐代国家观念中的天下观与家国观,蕴含着地域观念和家族观念：地域上是对天下中心的王朝核心区的归属与认同,家族上以忠孝方式表达对家国的忠诚。这为分析唐代的国家认同提供了理路。迁葬或归葬这种耗资巨大的行为仪式即唐代士大夫阶层朴素的国家认同的表达方式。分析唐人的国家认同与唐代社会的互动,有助于吸取历史养分,理解影响国家认同的因素,促进现代的国家认同。     

进退之际:唐代士族与科举取士制之关系及其影响

科举为唐代入仕和迁转高品官之正途,士族凭借其在政治势力、社会地位、文化条件、教育氛围、经济基础和居住地域等优势,利用体制漏洞,在科场中获取远多于庶族的好处.科举取士制既促进了唐代士族由经学世家、武力强宗向文学家族的转变,也使其家族价值观念由重门第转向门第、科第兼重.短期来看,科举对士族家族的衰落具有延缓作用,长期而言,却对士族家族的衰亡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汉代自杀现象下的反行为——以李陵及其家族的非正常死亡为中心

先秦至两汉之际,自杀作为一特殊的社会现象,普遍存在于上层贵族与官僚之中。李广及其家族在汉代的非正常死亡可作为这一特殊社会现象下的明显写照。然作为李广家族的另类,李陵及其在汉代的北降匈奴,又可作为这一普遍现象下的反行为,从另一个侧面向我们揭示了这些自杀者在自杀时的真实状态以及他们内心真实的情感世界。     

唐代文儒孙逖家族研究

孙逖是唐代著名文儒,其家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孙逖家族出自乐安孙氏,早期发展史面目不清,魏晋南北朝时期,孙氏家族开始在政治上崭露头角;唐代则是孙逖家族发展史上的辉煌时期,不但人丁兴旺,而且多有著名、知名之士.在悠久的家族承传过程中,孙逖家族随着时代的变迁经历了由"尚武"变为"尚儒"再变为"文儒兼修"的转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良好家风,为推动家族持续发展提供了源动力.     

先锋派家族历史小说论

20世纪 90年代前后出现的家族历史生态小说 ,不同于现实主义史诗建构型的家族历史小说 ,它不注重时间过程中人主宰历史的叙事 ,力图从家族颓败历史的讲述中 ,呈现人在历史空间中互相倾轧厮拼的生存状态。这些小说是先锋派作家们由现代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化的文本标志。本文从叙事手法、母题意蕴等方面 ,对家族历史生态小说的审美特征作了综论。     

牛魔王及其家族形象中的儒家伦常意识

《西游记》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影响深远。该书以唐代高僧玄奘取经为历史蓝本,成功塑造了取经四众的不朽形象。然而除了四个主角,小说中的一些妖魔鬼怪、神佛仙道亦形象丰满,有血有肉。牛魔王及其家族便是其中的范本。本文试图从牛魔王及其家族形象的儒家伦常背景入手,对这     

元代贺氏家族的兴起及原因探析

京兆贺氏家族是元代至为特殊的汉人世家。贺贲由地方小世侯入仕 ,其子贺仁杰和孙贺胜都仕至上都留守 ,中虽有贺胜被杀 ,贺胜子贺惟一又仕至中书左丞相 ,其中主要原因是贺家进入了怯薛。探讨贺家的兴起与中衰 ,可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蒙元时代的政治特点     

唐代河东柳氏家族文化述略

家族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存在的一种重要形式,河东柳氏在唐代形成了具有鲜明特征的家族文化。其家学在史学、文学、书法学等方面表现尤其突出,涌现出了像柳芳父子、柳宗元、柳公权等一批名家巨匠;其家风注重孝义和礼法,耿直忠正,直言善谏,培养出了柳奭、柳泽、柳公绰等一批名臣。家族文化是河东柳氏声望不坠,实现社会地位与政治地位分流的重要原因。     

科举家族与地域网络——以曾安强与周必大为中心的个案解析

本文以周必大《曾南夫提举文集序》为线索,考察了《宋史》及《宋史翼》均未立传的北宋后期官僚曾安强及其家族的事迹。从曾氏家族的仕途际遇,可以窥测到南宋前夜仕途的艰辛。这种北宋因素,自中期以来开始积淀,至南宋在特殊的背景、特殊的场域之下,终于开始发酵,士人中的多数不再涌向仕途,出现流向多元化的势头。而从曾经贵为宰相的周必大为当地的曾氏家族写下为数不少文字的行为来看,地域势力在当时乡党间的人脉经营相当受到重视。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了地域势力的崛起与强盛。而这种地域势力的崛起与强盛则成为宋元变革的强有力的推手之一。     

元代江南蒙古、色目侨寓人户的仕宦研究

元代江南寓居着因各种原因前来定居的蒙古、色目人。他们中的一些人通过承袭上辈的官职入仕。元朝开科以后,相比继承爵位,生长或生活在江南的蒙古、色目人更加积极地走科举入仕的道路。由于受到江南地区深厚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这部分蒙古、色目官僚具有较高的儒学素养,在政治实践中能够本着爱民之心。推行儒家的仁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蒙古、色目中的学者型官僚,在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动荡时期,几乎都选择与元朝共存亡,一时“殉国”者层出不穷,完成了理学意义上的政治实践。     

新农村建设与家族功能再定位——基于资阳市安全村S家族的个案研究

不能抽象谈论家族功能的定位问题,必须从环境与家族互动的角度出发才能真正看到家族的实际功能,并对家族行动与环境协调的问题产生实际价值.通过对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家族功能再定位问题的个案研究,分析了家族功能的领域定位、运行机制定位和定位根据.结论是:新农村建设内容通过家族精英与家族网络的方式能够得到较好执行,家族利益诉求与新农村价值取向可以实现和谐互动.     

后现代理论对西方官僚制的重构

在后现代理论批判官僚制的背景下,一批批后现代理论者也在想方设法重构官僚制。后现代理论主张以企业化政府来提高官僚制组织的效率,由技术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转移来重构行政国家,将行政权力向他者开放来重构官僚制主体,从官僚制的控制中将人解放出来以重构官僚制权威,通过官僚制技术政策利用上的改进来重构政府风险治理。后现代理论对西方官僚制的重构对中国行政改革的启示体现为,官僚制不可或缺,解构官僚制,更要重构官僚制,完善官僚制。应着力改革官僚制的运作方式,而不是摒弃官僚制本身。     

"不历州县不拟台省"选官原则在唐代的实施

“不历州县不拟台省”是唐代选官制度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它的提出为解决唐代地方官素质低下、促进内外官流动及进一步提高中央官决策能力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尤其是当内外官流动滞碍导致官僚群体升迁机会不平等,进而破坏了官僚帝国体制中选官制度所要求的公平原则的时候,这一制度的提出和落实就显得格外重要。但是在唐代的不同时期,这个原则推行的着重点与实施程度是不一样的。由于它的实施对解决官僚群体流动不畅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并为此后宋代复合型官僚士大夫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因而探究其发展变迁过程是考察唐宋间官僚形态变化的重要步骤。     

民营企业家族制经营:从传统家族治理向现代家族治理演变

企业治理结构是特定的文化、市场环境和企业内部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当前中国特定文化和市场环境下,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民营企业的治理结构也要与时俱进,从传统的家族治理向现代家族治理转变。     

工程师家族的分层

分层不仅存在于阶级领域,在工程师家族内部也一样存在着分层。本文对工程师家族分层的划分角度上注意的几个问题,并从社会需求、技术进步、技术本身等几个因素对工程师家族分层的作用,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宋代士大夫的心态与行为

由唐至宋,中国封建社会从社会结构到意识形态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变化势必影响到封建地主阶级的精英和代表——士大夫阶层。科举制逐渐上升为读书人入仕为官的主要途径,不断地净化着官僚队伍,使官僚队伍成为典型的士大夫阶层。展示这一阶层的心态与行为,从而为正确评估他们的历史活动提供参考,是本文主旨。 一 探讨宋代士大夫的心态与行为,不能不首先考察宋代社会的历史发展。     

唐朝贵族官僚的田庄

田庄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一种形式。通过赐封、购买、兼并等途径,唐代贵族官僚建立了形形色色的大小田庄,对唐朝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田庄主或其派人监督下,田庄里盛行以租佃制为主的经营模式。佃农是主要的生产者,具有自由民身份。唐代贵族官僚的田庄没有发展为西方式的封闭、独立形态,同市场联系密切。它具有流世短,败亡快的特点。田庄后来日益成为贵族官僚安身立命的归隐地。     

中晚唐幕府文人交游与创作的政治功利性——以河东府、河中府为例

唐代中晚期方镇势力权重一时,以方镇为中心形成颇为特殊的幕府文人集团.本文通过分析幕府文职僚属和游历幕府的文士的交游和创作活动,可以看到中晚唐幕府文人的交游和诗歌创作普遍具有浓厚的政治功利性,文人入幕的政治功利性反映了唐代的科举守选制度和官员铨选制度并不能及时、充分地解决文人的政治出路,而节度使的奏荐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文人的入仕和再入仕的一条相对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