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善书批判看吕留良《四书讲义》——兼及清代“文字狱”的思想史意义

康熙初年,"复社余孽"吕留良先后写成《天盖楼四书语录》和《四书讲义》。雍正十年(1731),朱轼等奉皇帝之命对吕留良《四书讲义》"逐条摘驳,纂辑成帙",写成《驳吕留良四书讲义》。两者讨论的话题集中在华夷之辨和五伦之别上。就后者而言吕留良在《四书讲义》中,以"孔孟之徒"自居,通过否定善书的命运观、批判善书的义利观,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善书"劝善"的性质;而同为"理学名儒"的朱轼等人则出于社会教化而非个体修身的需要,表达出与吕留良不同的善书观念,从而对吕留良的善书批判进行批驳。解读双方的立场和观点,可以更好地发覆清代"文字狱"的思想史意义。     

行善去恶论:《太上感应篇》的传统道德智慧

《太上感应篇》被誉为"古今第一善书",旨在以因果感应之理与事,劝人为善去恶。一方面要"众善奉行",另一方面要"诸恶莫作"。主体部分提出了行善去恶的实质主义的道德行为规范,回答了人们应该如何正确行动或者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而在总论和结论部分提出了"善恶报应"的道德制裁理论,回答了人为什么要这么做以及这么做会有什么后果。研究《太上感应篇》的行善去恶论所包含的传统道德智慧,对我们加强当代道德建设具有重要启发意义,这就是我们要用理性自觉、价值信仰和好的制度安排与道德法律化去促进人们行善去恶,这是促进中国社会道德进步的动力与保障机制。     

《太上感应篇》:宗教文本与社会互动的典范

以道教理念为核心，《太上感应篇》融汇了佛教和儒学的若干内容，大约成于北宋仁、徽二宗之际。其形成当与中国宗教思想的运动和平民的社会化密切相关。《太上感应篇》既是一套伦理系统，也是一套解释系统，还是一套仪式系统，在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过程中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从一个纯粹的道教修仙文本转写成为一部化俗济世的善书，再演变成为一本全面的道德和社会手册，《太上感应篇》为我们揭示了宗教文本与社会的复杂的纠结关系──宗教文本的转写来自于社会的吁求，而一经转写，它又反而成为了社会再造的依据。     

宋理宗刊印《太上感应篇》的缘由及其影响

《太上感应篇》是道教第一部劝善书,它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至为深远,而它的最初流行与统治者的支持密不可分。宋理宗是第一位推广《太上感应篇》的帝王,他曾赐禁钱百万刊印是书。除了出于维护政权稳定的政治诉求,宋理宗刊印《太上感应篇》的行为是由一系列具体事件所引发的,理宗"龙潜"之岁的受教、丙戌夜火以及皇太后去世,这三件事促成宋理宗刊印《太上感应篇》,而郑清之、胡莹微、陈洵益三人在其中皆起到了不同的推动作用。随着李注《太上感应篇》的锓梓工迄,众人纷纷出资再版是书,而《太上感应篇》也升至可与儒家经典相印照的新的高度。自此以后,《太上感应篇》直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最为流行的道教经典之一。     

试探《春秋繁露》的郊祀论

《春秋繁露》一书包含数篇以"郊祀"为主题的篇章。郊祀原为国君于国都郊外祭祀至上神的典礼,《春秋繁露》依据《春秋》与《孝经》等儒家经典,说明"祭天于郊"之礼的规定、位置、作用及性质等,同时对此赋予德行与教化的意涵,亦即使其伦理化及政治化。《春秋繁露》的郊祀论是在董仲舒学术思想——春秋学、政治论及天人感应论等——的理论前提下形成的,并非神祇信仰或神秘思想的产物,而是汉代儒家经学将"宗教"转为"人文"的一个重要成果。     

汉代里的教化职能

汉代基层行政单位里的教化分为社会教化和学校教化。社会教化的施教者里吏全员参与,除此外,里祭酒为里中专职负责教化人员。学校教化由专职人员"里师"负责,受教育对象为里中五至十四岁适龄儿童少年。教学内容包括公共政治课《孝敬》,必修课《六甲》、《九九》、《急就》、《三仓》、《论语》等。受教对象年度学习时间为阴历一月至五月,八月至十一月;其它时间学童自学和参加社会实践劳动。里中的序为适龄儿童少年的学习场所。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学成为推行社会教化的核心内容,学校教化是国家推行意识形态的主阵地。起于汉代,以儒家学说为教授内容的学校教化系统在全国的建立,奠定了中国古代两千多年官方教化体制的基础。     

清代的六谕诠释传统

清初顺治帝重颁明太祖的六谕，使六谕在清代获得合法性，清初地方官及理学名臣均重视以六谕行教化，延续明代诠释传统并形成了《六谕集解》等新的注解文本。康熙九年圣谕十六条颁行后，逐渐取代了六谕在乡约中的核心位置，但六谕仍以潜流的方式在族规家训等文本中存在。19世纪，六谕被重新提倡，地方官员、儒学士人以及宗教人士对六谕的兴趣被激活，在清末更出现了《宣讲拾遗》《宣讲新篇》《圣谕六训集解》等新型体裁的六谕诠释文本，脱离乡约而趋向于善书。     

“亲民”与教化：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论——儒家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模式研究之三

教化,是儒家政治设计中将其政治理念推行于社会,应用于社会治理,感应于民众人心的根本途径,也是儒家思想政治教育双层结构模式的必然选择。教化的途径有:修己以安人,即感化之道;富之,教之,即利导之道;以刑辅教,即强制之道;神道设教,即麻醉之道;使之,由之,即愚民之道。教化的目的在于使民"易使",使其不犯上作乱。     

《文心雕龙·比兴》语境中“兴”义的剖解

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篇中,对"兴"义的描述本可按照当时已经明朗的审美路线进行阐发,但刘勰描述"兴"的概念,以毛诗、郑笺、离骚经为依据对象,从它的经学诠释意义出发,旨在讽谏教化。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刘勰的经学趋向、"兴"具有浓厚的经学传统、指责作文时弊。     

危机与应对:晚清苏州《潘公宝卷》的形成、传播与社会教化

道咸时期,由于江南水旱灾害频发、漕运改为海运、太平天国运动等因素的影响,流民与饥民大量出现.他们为生存所迫,往往置伦理道德于不顾,不惜抢劫、抗租,甚至危害一方.为教化民众,维系社会秩序,尤其是保障佃户照常交租,苏州潘氏、谢氏与余氏等宗族借助清廷"神道设教"方略与传统的善人"殁为神明"之说,延续并扩展潘曾沂的慈善事业的社会影响力,共同制作《潘公宝卷》,以宗族慈善教化的方式参与社会治理.该宝卷于咸丰三年问世,至民国年间,流传达半个世纪之久,至今尚存30余个版本.《潘公宝卷》对晚清江南民众产生了一定的教化作用,弥补了儒家伦理思想在范围人心上存在的局限.     

经典中《大武》乐的道德与审美——从《礼记·乐记》评《大武》乐说起

"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大武》乐的制定是先秦儒家乐教思想的依托。武王伐纣功成而作《大武》乐,但是有关武王伐纣事件的讨论使得《大武》乐的主题未得明朗。孔子崇尚文王之德,因此称《武》"尽美而未尽善",《礼记·乐记》在《宾牟贾》篇中借孔子之口表达了周武王的盛大功德以及与儒家礼乐思想相契合的道德规范的教化。对《大武》乐的解释也存在着在经典的语境中道德判断与审美价值的不平衡。     

论清代圣谕宣讲在民间之演变及其文化价值

清代圣谕宣讲在民间的演变，在内容上讲是善书化的过程，至迟到嘉庆年间的《圣谕灵征》开始。道光年间的《闺阁录》《法戒录》已经形成了韵散结合的案证故事。圣谕宣讲在表演方面是曲艺化的过程，这在四川、云南、贵州、河南、湖北、湖南等地都有记载，汉川善书至今流传，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但以“善书”作为这种曲艺的名字，容易引起混乱。圣谕宣讲的演变及其衍生物，不仅在曲艺史和民间宗教的研究上有重要意义，在小说史、语言学、清代社会史及伦理史等方面也有较大价值。     

晚明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以善书的讨论为中心

对比之前的中国古代社会,晚明社会的变化非常显著,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在各个领域产生了碰撞和融合,袁黄《了凡四训》,颜茂猷《迪吉录》,刘宗周《人谱》等善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通过分析《了凡四训》中体现的立命观念和宗教思想,可以发现晚明精英儒家思想的世俗化、功利化的倾向,以及由此显示的正统儒家精英文化与晚明社会通俗文化之间的冲突和融合.     

中国的歌词诗

我国的传统诗词,与音乐联系密切,无论在历史上发生过多少体式上的变化和诗体名称上的差异,但从古至今,把它作为乐曲中的一部分歌词,却是很少改变的。中国最早的一部歌词诗集是《诗经》,也就是被称为"不学诗无以言"的三百篇,这是周朝政府从民间收集到的三千多首歌词中的一小部分,作为乐歌以供专门乐舞机构使用。为显示周王朝的尊严,起着"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的作用。这些被后人尊为"经"的歌词诗在当时都能配上音乐曲调而演奏,只因时代的变更,可供宫庭演唱的音乐大都散失,三百篇乃脱离歌词的性质而独立…     

古希腊思想中的秩序与无序——从耶格尔的《教化》谈起

德国古典学家韦尔纳·耶格尔在他的名著《教化》中提出,古希腊文化的独特品质在于一种强调"理念"和"形式"的秩序感,以及以此为范式"形塑"人性的教化。他据此认为古希腊文化才是"真正的文化"。《教化》对古希腊文化的赞颂,与西方学界的几种批评立场形成了对比。在《教化》中译本出版之际,重新审视西方学界的这些立场对比,并结合古希腊史诗和古典哲学的多种重点文本分疏相关议题,有助于汉语学界更深入地把握耶格尔所推崇的古希腊秩序观的思想脉络。正如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所指出的,古希腊文化缔造秩序的强烈冲动,其实恰恰源自古希腊人对宇宙和人生之本然无序的深刻体认,因此,想要更加原本地把握古希腊文化的特性,研究者就必须重视古希腊思想中秩序和无序的张力。     

论《续金瓶梅》的思想内容及其认识价值

丁耀亢化名紫阳道人所写的《续金瓶梅》,是一部别具一格的长篇小说。《续金瓶梅》的最大特点是重议论,它一反传统小说的常规,竟想以议论为纲,“每回起首先将感应篇铺叙评论,方入本传,客多主少,别是一格”。尽管它也有故事情节,也塑造了典型形象,但作者的意图十分明确,他是想用情节和形象来作《太上感应篇》的注脚,即以议论带动情节。从这一点上看,《续金瓶梅》可以说是一部哲理小说,也是一部政治小说。它是借小说来阐     

“诗言志”与周代“乐德”教化的实践意义

"诗言志"命题以典乐文化为语境生动描绘了先秦时期的典乐演诗艺术形态,描绘中充分体现了对诗的道德教化功能的重视。周代"乐德"教化凭借"演诗言志"象征地、诗化地进行政治秩序的示范与伦理观念的规范,实现宗法政治思想体系的建构与民族精神品格的确立,由此决定了"言志"之《诗》与"乐德"教化之间的密切对应性,因此以周代典乐文化为特定语境的"诗言志"命题实质是对"乐德"思想教化实践意义的总结,体现了周代诗学观念的政治自觉。     

论叶适对《诗》的史学解读

叶适认为,《诗》既是儒家经典,本质上又是史书,故对《诗》亦应从史学角度展开解读。他联系历史对小《序》进行辨误,试图还原诗教原貌;利用《诗》《序》、周史考补《诗》本事,意欲彰先圣教化,获得经世治国的教训与启示。叶适反对"孔子删诗说"显示了他对史实及《诗》文本的尊重。叶适以史解《诗》既为匡补汉、宋之学流弊,又反映了他兼顾经史、核义理与见事功并重的治学思路。叶适阐发的"经亦史"的观点代表了"永嘉学派"的经世致用观念,成为明清时期社会改革思潮的重要理论来源。     

寓治于教——儒家教化与社会治理

教化是儒家政治文化的轴心,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着一种类似西方"政教合一"的政教关系,即道统与政统、师儒与王侯分离又合一的关系,穷则"寓治于教",达则"寓教于治"成为士大夫阶层政治实践的基本选择和现实追求。儒家历来对于教化之事极为重视,成为维护中国社会秩序的基本途径和方法。儒家教化主要以道德教化、礼乐教化、宗教教化三维展开,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儒家教化与社会治理的多维结构:教化与富裕、道德教化与政令刑法、礼教与刑罚。当代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社会治理危机,根本原因是有治无教。应该重视对儒家治道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复兴儒家礼治模式,并与德治、法治密切结合,形成新的综合社会治理模式。     

从《大学》修身理论看儒家道德教化体系的构建

《大学》作为儒学的入门之书,构建了一个完善的道德教化体系.它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教导人们如何积极入世,在现实社会中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通过合理的知行逻辑设计, 《大学》将道德教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紧密结合起来,为人们展现了个体修身成仁将会产生的良好的社会生活前景.由此构建的儒家道德教化体系,不仅具有完整厚实的理论支撑,而且具有打动人心的现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