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海派京剧新剧目及其意义

19世纪后半叶京剧进入上海以后,由于上海的经济、文化正处在由传统、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的关键时期,受此影响,京剧也进行了大量的改革创新,采用新的剧目、新的表演手法以及新的舞台形式形成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人称"海派京剧"。海派京剧新剧目也随之诞生,这些新剧目包含新思想,在当时产生深刻影响,对现代都市文化建设贡献不小。     

海派京剧与现代美学的转型

海派京剧是传统京剧范式定型后南下传播,受以上海为中心的工商社会影响和文化转型熏陶,在剧目题材、道具布景、表现手法等诸多方面均表现出强烈革新意识的京剧流派。它传递了新的社会观念,表达了新的审美体验,引领了新的审美趋向。其演变轨迹反映出中国美学形态从古典和谐型向现代对立崇高型的转变,体现了美学现代性进程中从侧重"人的解放"维度向侧重"民族独立"维度的逻辑转折。     

“海派”文化特征学术讨论会综述

1985年11月18至19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思想研究室、解放日报和文汇报有关部门、《社会科学》编辑部联合发起召开了“海派”文化特征学术讨论会。上海理论界、学术界和文艺界的七十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讨论。会议着重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海派”文化的规定性 什么叫“海派”文化?这是讨论中首先触及的问题。有的同志认为“海派”一词始于本世纪初,最早见称于晚清绘画,民国初年兴起了以“海派”为标榜的京剧流派,后移用于其他文学艺术和学术领域,并泛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现在一般所谓的“海派”,是指一种文化方式、文化现象。     

想像的都市——本埠新闻与1930年代海派小说

海派小说中留下了大量的新闻的印记,探讨二十世纪30年代上海本埠新闻与海派小说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前者不只是海派作家偶尔借用的题材,甚至还在作品中承担了结构性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它提供并培育了作家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都市的整体经验和想像.1930年代海派小说对上海恶的、情色化的想像,无不可以在本埠新闻的内容和叙述模式中找到依据.     

明清文人花鸟画审美意识中的现实主义

随着明清资本主义在江南的萌芽和发展,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风尚的改变极大地影响着文人花鸟画的审美意识,从吴门画派到"扬州八怪" 再到清末的海派、京津派和岭南派,现实主义审美意识由弱到强得以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发展,其内容题材、表现手法和审美趣味等无不折射出市民要求表现现实生活和世俗情感的审美要求.探讨文人花鸟画中现实主义的审美意识对现代花鸟画的创作是有现实意义的.     

"海派文化":近代中国都市文化的先行者

"海派文化"为中国地域文化谱系中最具现代性的一种文化形态,它具有趋时求新、多元包容、商业意识和市民趣味四个主要特点,而形成这些特点的历史成因,主要在于上海作为商业都会、移民城市和租界社会的特殊历史条件.从本质上讲,"海派文化"是近代中国都市文化的集中反映和典型表现.     

日常化情欲的指归——论早期新海派文本的题旨转换

早期新海派作家在借用原有叙事模式的同时,进行了别有意味的题旨转换.他们将"社会一反抗"题旨演化为与市民价值观一脉相承的"肉身一堕落"故事;从对高蹈理念的讨论回落到对两性日常困境的描写;为"娜拉出走"提供了迥异于新文学叙事的结局;在涉及"革命+恋爱"题材时,将故事的内质置换为革命背景下的两性游戏.变化后的题旨大都指向日常情欲.其间,媚俗的文化取向影响了文学的审美品位,却也在特定的意义上有助于开启不同于主流叙事的想象中国的途径,为后来的海派平民世界书写提供了经验.     

霓虹灯下的叛逆——论二、三十年代海派文学的现代性寻求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海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文学群体,它的产生与当时上海"十里洋场"独特的政治氛围、浓郁的商业气息以及发达的报刊行业有密切关系.本文侧重分析了海派文学的发展与中国现代性之间的契合.     

都市里的疯狂:近代上海京剧捧角现象

京剧在上海流行,京剧名角成为戏迷追捧的对象,捧角成为一时风尚,捧角群体包括社会各阶层,捧角方式五花八门.近代上海,捧角这种现象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它折射出上海市民面对社会巨变的复杂心理.捧角是一种大众娱乐,是近代上海都市文化重要内容.     

语码转换个案研究——以周立波《笑侃大上海》为例

语码转换是双语、双言社会中常见的语言现象,也是城市化进程中一种重要的语言现象。改革开放后,上海成为一个人口杂居的国际化大都市,普通话成为媒介语,越来越多的上海人成了熟练掌握上海话和普通话两种语码的双言人。海派清口是近年兴起的一种地方曲艺,其语言特点是上海话和普通话两种语码并存且转换频繁。《笑侃大上海》是海派清口的一篇代表,作品中语码转换的类型和功能折射了上海人语言态度的转变和当今上海的语言使用现状。     

如何构建"真实"?——20世纪30年代海派文学的"真实"观

"真实"是30年代文学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海派文学最常调用的资源和创作的合法性基础.不应该只囿于从审美角度去看待真实性的问题,而应通过探讨海派的真实观是如何被建构的,分析其弗洛伊德学说、"生物人"的预设、个人主义等思想根基,这样即可发现海派文学的"真实"观非但与30年代左翼文学的"真实"格格不入,而且也偏离了"五四"文学的轨道.     

近代京剧西化的内在缘起及得失

清末民初,京剧走上了援西入中、不断西化的轨道.这种现象虽与西学潮冲击相关,却有其本土思想和社会根源.后者既基于士人剧以载道的思想传统,又植根于戏曲商业化的社会土壤.中西融合为京剧舞台锦上添花,但京剧的西化偏向也值得注意和反思.京剧授西入中的得失,从另一视角揭示了传统文化的复杂演变.     

上海构建以创新为核心价值的社会文化研究

上海的社会文化体系中既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底蕴 ,又受到外来文化的渗透交融 ,它既有海纳百川的海派文化的时代风格 ,又有经济城市小市民文化的历史印记。因此 ,上海要成为世界大都市 ,构建以创新为核心价值的社会文化势在必行。     

世博会与上海城市形象的建构与整饰

借助世博会的契机,上海城市景观得到了美化和整饰,以期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但支撑上海城市形象的城市文化尚未打破狭隘的地域和身份观念,缺乏开放度,新旧上海人正互相调适以谋求新的文化认同。世博建设加快了都市公共领域空间上的拓展,为海派文化的再次崛起提供了绝佳契机,后世博时代上海城市形象的提升更需要文化思想上的交流与扩展。     

风云际会的近代上海戏剧舞台

辛亥前后的上海这座历史大舞台,给上海戏剧文化创造了许许多多的“第一”,从而为上海文化写下了浓重的一笔。自徽班进京到京剧在北京形成,其在清代后期向全国的大发展和在艺术上的大变革,首先是在上海兴起的。中国戏剧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与社会变革同步的戏剧改良运动(京剧改良运动)首先在上海发轫。从清庚子年(1900年)开始到1905年前后,以汪笑侬、潘月樵、夏氏兄弟为代表的一批京剧艺人,投身京剧改良运动,上演了大量进步剧目,并对京剧在艺术上进行了改革。京剧改革家汪笑侬清末曾任河南太康知县,投身京剧演老生,学京剧“三鼎甲”之一的汪…     

京剧舞台与现代科技

京剧舞台与现代科技王春禄做为中华民族文化国粹的京剧,如果从徽班进京算起,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了。在漫长的艺术实践中,京剧舞台上除了几把桌椅等简单的布景、道具外,主要靠演员的表演来演绎故事。到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受到市场的冲击和电影的影响,京剧与文明戏...     

沈从文都市小说与海派小说的趋同性

沈从文与海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分别以书写湘西乡土生命与描摹沪港市民生活而著称的作家。素来关于他们的比较往往侧重于他们差异性的方面。其实沈从文的都市小说与海派小说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对上海的情感是爱念与诅咒的二重审美复杂难解地纠葛在一起的。从时间意识上看,乡土是中古世纪的象征,而都市则是现代社会的象征,他们写作中的乡村描绘和乡土情调彰显了其胸中隐藏的怀旧情结。他们也都在其小说世界中构筑了一个淫荡肮脏的都市世界。现代男性知识分子在迎接现代文明的时候必然深深体会到压抑的束缚。在京海作家笔下这种压抑以"现代"的名义更趋于强化。     

试论海派书法的兴起

1843年,上海被迫开埠,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连带着市场经济的运行模式,一起登陆上海。上海原来城镇性质的格局,迅速被打破,工业化、市场化、多元化,为上海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中西文明交汇,远离中央政府而享有政治和思想的自由空间,市场经济的生产、消费方式的高度弹性等等政治、经济、文化的多元空间和边缘优势,吸引了各地文人墨客加盟上海,给上海的文化创新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这种边缘杂交优势,突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单一性,创生了颇具灵活性的海派文化。     

从文化影响看“京派”与“海派”的自然形态

1933——1934年,现代文坛曾出现过一场“京派”与“海派”之争.被人视为京派大师的沈从文当时发表过《文学者的态度》、《论“海派”》、《关于海派》等文章对上海的一批作家表示不满,上海的某些作家也曾撰文予以反驳.海派,在苏汶看来,是一个恶意的名词,“有着爱钱,商业化,以至于作品的低劣、人格的卑下这种种意味.”京派,无疑指包括沈从文在内的一批居住于北京的文人了.多年以后,人们今天所说的现代文坛的“京派”与“海派”,大多指当初生活在北京和上海的两类作家,前者秉有一份学院式的传统,强调文学创作的正统优雅,含而不露;后者具有洋场恶少式的作风,强调文学创作中的新奇、变化、     

海派文学与上海时间——以张爱玲、白先勇及王安忆为对象

在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等现实问题上,来自文学艺术的思考,向来不容忽视。这也是我们从“文学上海”角度反思并重建上海与文学的关系的重要原因。本文认为“文学上海”的本质在于“以时间来思考”;时间以及在时间基础而产生的记忆问题,是“文学上海”的一个永恒主题。这个主题,在百年海派文学中被不断书写,其中尤以张爱玲、白先勇以及王安忆为代表。三者笔下呈现的“文学上海”异中有同,均以上海这座以时问构形的城市为依托,在城市与文学的关系中,描画出上海这座现代城市在历史时间及文化记忆中的诸种面相。这些面相提醒我们,海派文学与上海时间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文学上海”有着时间及记忆上的复杂性,因此在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上,我们应该保持更加多元的取向,对那种以牺牲记忆来谋求发展、以单一的现代时间来规约上海发展的做法保持一定的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