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食品安全网络治理机制的探讨

我国食品安全形势严峻,食品安全管理上存在政府监管不力、行业自律不足、社会参与不够等缺陷.有效解决食品公共问题,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的多主体参与和互动合作.本文通过将治理理论和网络治理机制引入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对构建食品安全治理网络以及多主体参与的食品安全网络治理机制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关建议.     

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现实困境及其治理逻辑

在治理现代化的背景要求下,传统的政府单一治理模式正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局限性,而市场与社会力量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中的作用备受关注。为此,科学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相互协调的社会共治模式成为防范食品安全风险的必然选择。本文基于我国食品安全治理现状,以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食品安全需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之间的矛盾为主要背景,深入挖掘政府、市场、社会在共治中失灵的具体表现及其原因,并基于风险治理的现实状态与未来要求,梳理“政府—市场—社会”参与社会共治的治理逻辑,探索多中心嵌入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体系的功能性设计,并为多元主体参与社会共治提出一系列制度性设计,以期为我国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实践提供理论参考,为食品安全治理现代化提供现实依据。     

多元主体参与的农村养老贫困救助体系构建

农村人口老龄化现象和贫困问题的加剧使农村养老贫困问题亟需得到关注和解决。养老贫困问题的公共性决定了政府要负担主导作用,但是单独靠政府不能有效地解决农村养老贫困问题。以合作治理和福利多元主义理论为基础,寻求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市场、个人等社会力量合作,构建起多元主体参与的互动救助网络体系,可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     

当代跨国社会运动与政府间国际组织关系研究

在全球治理进程中,当代跨国社会运动与政府间国际组织之间的互动密切且频繁。二者之间关系可以大致区分出抗争型互动和协作型互动两种不同模式。不过,二者进行某种程度的合作将是二者关系未来发展的基本面。总体而言,一方面政府间国际组织是当代跨国社会运动参与全球治理的重平台,另一方面当代跨国社会运动又拓展了政府问国际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范围,并增强了政府间国际组织全球治理实践的有效性。更为重的是,在二者的互动过程中,当代跨国社会运动通过政府间国际组织或以之为杠杆,进而影响主权国家和跨国公司,并推动国家和跨国公司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应对全球性问题。     

公共产品视阈下的中国—拉美全球贸易治理合作

在当前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动、全球贸易治理规则遭到破坏的背景下,中国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在全球贸易治理中的合作体现出南南合作的韧性以及发展中国家团结一致参与公共产品供给的贸易治理观。中国和拉美国家在双边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的现实支撑下,积极开展自由贸易谈判,充分利用服务贸易、产能合作、数字贸易等新模式维持合作基础,共同推进互利共赢的多边议程。面对新一轮的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压力,中国和拉美国家应摒弃带倾向性的多边合作,强化发展中国家身份认同,维护多边规则,促进自由贸易制度这一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城市群府际环境合作治理困境的原因分析

城市群作为一种新型的地域空间组织形式,已成为各国参与全球竞争与国际分工的关键力量,对一国综合国力的增长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跨界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展现在我们面前,危机态势也日趋严重,但是城市群内没有隶属关系的地方政府合作困难重重,很多环境治理合作无法顺利进行或勉强维持也难以达到理想目标。对城市群环境合作治理困境的原因分析关乎采取何种措施解决困境、破解难题。本文认为,我国城市群政府间环境合作治理困境是地方政府区域合作意识淡薄、环境合作组织机构不完善、环境合作机制尚待完善以及城市群环境治理的合作法治尚待健全等多种因素造成的。     

社会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的局限及其优化

在社会治理的背景下,政府单边治理群体性事件显然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社会组织正以独特的功能优势填补着因市场经济发展和政府职能转变造成的"管理真空",以弥补政府单边治理群体性事件的不足。然而,社会组织在参与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存在着诸多局限。因此,应从加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提高社会组织自身的能力以及提升公信力等方面入手进行优化,使社会组织更好地发挥作用,协助政府维护社会稳定。     

论网络化治理的主体及其相互关系

形式多样的组织及其多元的利益诉求,客观上冲破了政治参与的传统框架,从而建立起一个合作共治的治理结构,这个结构不是线性的,而是网络状的。网络化治理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凸显了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机制的网络化以及治理责任的分散化等明显特征。在网络化治理模式中,作为核心主体的政府、参与主体的企业和作为第三种力量的非政府组织等众多公共行动主体以多元合作治理的形式实现社会共治。     

诚信缺失的综合治理框架: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的耦合

当前广泛存在的诚信危机正严重阻碍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要促进合作的形成和市场的有序运行,建立有效的诚信缺失治理框架是十分重要的。市场自发力量和政府是治理信用问题的两股主要力量。由市场自发力量实施的声誉机制在治理信用缺失时有其适用范围和局限性,因此,必须建立国家治理机制,充分发挥政府作用。只有二者共同作用,才能形成对信用主体全面而有效的约束。     

论网络化治理模式所蕴含的合作前景——基于对社会治理模式的比较研究

在社会治理领域,与官僚制组织相对应的是程序化治理。在这种模式中,政府依照严格的规则、明确的责任、有限的自由裁量权,开展社会治理和提供公共服务。然而,随着公民参与意识的增强、非政府组织的治理能力的提升,政府的垄断性、程序化的治理在社会"变革"的主题下遭到了人们广泛的批评和质疑,并在锐意改革的国家或地区中逐渐走向衰落。代之而起的是企业化、市场化以及网络化的治理模式。在这些新模式中,如果说企业化、市场化及这二者的混合模式展现的是一种竞争的环境和机制的话,那么,网络化治理则向人们展现出广泛的合作前景,其中,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社会治理力量在网络化的结构和关系中开展合作性的治理活动。     

新多边主义视野下的全球治理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和各种全球性问题的蔓延,民族国家在全球治理中面临越来越多的新挑战,以国家为中心的多边主义治理也不断暴露出内在的局限性,非政府组织、全球公民社会等非国家行为体对全球问题的解决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全球治理的紧迫现实呼吁新的多边主义。新多边主义是在多边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全球公民社会进行国际合作的产物。虽然新多边主义治理替代多边主义治理并非易事,但是它对全球治理的重构正在缓慢和艰难地向前发展。     

试析当前我国公共权力腐败社会治理的运行机制

社会治理腐败是发挥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社会组织和力量,对公共权力进行自下而上的制约和监督,以期实现"善治"的权力腐败治理的重要模式,在制约监督公共权力方面有着传统监督模式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治理腐败存在社会组织受政府制约、参与机制不完善以及舆论监督作用难以有效发挥等现实障碍。有效实现社会治理腐败的关键在于建立健全社会治理腐败的法律保障机制,完善社会治理腐败的行政公开听证参与机制,强化社会治理腐败的公众监督制约机制。     

全面深化改革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

国家治理是国家按照某种既定的秩序和目标,对全社会的运行与发展进行自觉的、有计划的控制、协调和引导的活动。现代国家是由公民个人、社会组织、政府、企业共同组成的多领域、多层次、多主体、多中心共同体,不同领域、不同层次遵循不同的治理之道。我国现有国家治理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没有按照现代国家治理要求理顺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回归到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理想模式上去,理顺个人、社会、政府、市场之间的关系,核心是要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最终确立政府治理、市场决定、社会自治、个人自主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     

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途径和要求探析

参与公共生活是公民身份的内在之意,从公民身份的历史传统、公民权利的要求以及公民身份的公共性都体现出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必然性。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现实途径主要包括参与投票、选举等基本政治活动;参与审议、协商等社会治理活动;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等基层公共生活;在非政府组织(志愿性社团、非营利组织)等社会组织中的参与以及在虚拟公共生活中的参与等。在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过程中,对于参与主体、法律法规、制度、组织和社会舆论等层面都存在着一定的条件和要求。在转型期社会的治理变革中,公民参与促进着分散的主体达成多边的合作网络,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有助于提高社会治理的效率,培育理性、自律的公民精神,促进社会主义治理事业的全面发展。     

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中外差异与应对策略

中国在多个国际场合主张“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但在“多边、民主、透明”的理解上,中国与西方存在重大差别。总体来说,西方支持多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旨在弱化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声音;而中国强调各国政府都平等地参与政策制定,反对发达国家垄断互联网治理,维护国家主权的立场。鉴于此,中国在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上应有所行动：一是应向国际社会明确中国关于国际互联网治理的战略构想。二是在国际层面,区分互联网不同的领域,细化策略,根据利益权重的差异采取不同应对措施。但明确在涉及互联网安全与主权领域,则只能由政府主导。三是在多边或双边层面与立场一致的国家结成利益共同体,从而在互联网国际规则的制定和治理层面增大中国的话语权。     

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政治生态分析

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实践,缘起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特色的区域治理取得了长足发展,充分显现出自身的优越性.同时,由于中国区域治理处于发展阶段,决定了它本身尚有不足之处,存在诸多问题.针对当代中国区域治理存在的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政治生态加以改善.首先,以立法的形式规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调整现有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格局,使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职能关系法律化和制度化.其次,通过制定和修改有关法律、法规,规范地方政府间关系,减少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过多行政干预,为区域内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提供法治环境.再次,进一步完善公民社会的法律环境和制度环境,促使正在兴起的中国公民社会以及非政府组织更加健康有序地发展.最后,探寻区域公共治理中市场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途径,实现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科学化以及政府与市场的优化结合.     

自主性与行政吸纳合作:乡村振兴中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机制分析

乡村振兴背景下促进政府与乡村社会力量的协调合作是实现基层治理精准化的重要途径。依据政府与农村社会多元主体合作的紧密度,基层治理实践可归纳为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弱合作治理模式和协同治理模式。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强调以党和政府为核心的外部组织单方面确定基层治理的目标,并依托行政权力以满足基层社会需求。弱合作治理模式强调基层政府以政策和资源下沉为手段,在与乡村治理精英合作中实现资源高效配置。然而,受到乡村社会自主治理能力较弱和政策科层化运行逻辑的影响,上述两种模式都在不同程度上偏离社会需求,导致资源分配不均衡。因此,构建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政府与乡村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商共治的协同治理模式是提升乡村治理精准度、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可行路径。     

理解中国区域发展和治理模式的变迁:社会发展的视角

中国的经济转型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商会、行业协会、公益组织等各种民间团体大量涌现.通过社会动员、汲取政治资源、与政府合作等参与方式和策略,民间力量逐渐成为区域发展和治理中的重要一极,它改变了政府主导的传统发展模式,同时也促进了地方合作和区域一体化进程.民间力量的兴起对我们理解中国区域治理模式的变迁和未来中国的区域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     

合作治理模式下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博弈分析

在合作治理模式中,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活动实际上是与其他治理主体合作与竞争、交流与互动的过程。作为独立的利益体,各主体间必然存在相应的利益分割。因此,各主体间的互动过程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博弈过程。基于演化博弈论的思维构建起社会组织与其他治理主体开展社会治理的演化博弈模型,设置相关的博弈参数,具体分析社会组织与其他主体在演化博弈结构下的关键环节与策略选择,进而可以寻求阻滞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深层次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供应链治理体系研究

近年来,一些欧美国家调整政策,企图实现“去中国化”,导致全球供应链治理体系发生深刻变革,严重威胁我国产业安全。针对当前复杂环境,有必要对全球供应链治理进行重新认识,厘清全球供应链治理的动因和现存问题,以便进一步构建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全球供应链治理体系与治理新格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伟大实践,从政治、安全、经济、文明交流和生态维度为全球供应链治理开辟了新的思路和路径。全球供应链治理体系的构建应秉承“共商”“共建”和“共享”的价值基础,以凝聚合作共识、深化战略合作、完善体制机制和共享治理成果为行动导向,以承认多元参与主体的差异性、寻求多元参与主体的一致性、拓宽“一带一路”合作领域、创新多边双边合作模式、建立国际治理组织、建立双边和小多边治理组织、打造国际公共产品、建立共享机制为关键抓手,以实现全球供应链安全稳定、畅通高效、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共同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