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贬谪诗的创作心态

苏轼仕途坎坷,一生凡九迁。在不断的迁谪生活中,苏轼渐渐形成了旷达的性格。通过对苏轼贬谪黄州、惠州、儋州时期的诗文分析得知,苏轼的"旷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形成过程:从被贬黄州时深畏祸患及身,唯求自安;到谪居惠州时借重佛道思想,随缘自适;再到迁谪儋州之时融入黎民生活,乐观待物,"旷达"才最终定型。     

旷达与乐观——透过苏轼词作看其人生态度

苏轼仕途坎坷、宦海浮沉,对社会人生进行了深入思考,在其词作中表现为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旷达中见豪放,旷达中显超脱,旷达中露婉约。苏轼思想庞杂,儒释道思想兼容并蓄,造就他身处逆境,能随遇而安,从容不迫保持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     

论苏轼旷达人生风格的基本内容

论苏轼旷达人生风格的基本内容王兰苏轼历来以旷达著称，并以其旷达的人生风格影响着后世的文人和文坛。他的旷达，绝不是游戏人生的玩世不恭，而是在一种空灵虚脱的形式中包含着积极进取的内核，是一种在无可避免的现实面前以退为进的、具有较大合理性的、进步的封建人生...     

真骨傲霜：浅论苏轼的文化性格内核

苏轼的文化性格一向被认为是旷达。本文认为 ,实际上他的旷达来自于他的真率。苏轼的性格核心是真率。他的真率是与生俱来的。苏轼一生仕途蹭蹬 ,就是他真率性格的结果。苏轼的真率同样影响了他的文学。后人对苏轼的真率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苏轼黄州时期作品中的“人生如梦”探析

苏轼黄州时期作品中有二十二篇表达了"人生如梦"的思想.本文分析了苏轼这些作品中"人生如梦"思想的表现和形成经过、原因,认为这种思想有消极的一面,但不全都是消极的,一部分作品中表现出的"人生如梦"思想是苏轼摆脱政治理想破灭的惶惑、实现旷达的武器,助其达到了"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境界.     

论苏轼与程颐在道论和性情论上的差别

苏轼在道论上以"道"为体,以"易"为用,在性情论上以"性"为体,以"情"为用;程颐在道论上以"道(理气合一)"为体,以"中"为用,在性情论上则以"性"为体,以"中"为用。苏轼的"中"始终是一价值实体;而程颐的"中"则从价值实体上升为存在本体和人性本体。     

《东坡易传》与苏轼的哲学思想

苏轼所建构的思想体系,以《东坡易传》为基干,会通诸家,以儒为本,重视生命的价值,提倡人性的自由,追求旷达的人生境界,表现出一种自然主义的倾向。同时,融通三教,崇情抑性,重利致用,推自然之理,明人事之功,这是苏轼哲学思想的基点。     

论苏轼惠州诗文之变及其意义

苏轼一生经历了数次贬谪,其诗文风格也随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尤其是岭海惠州之贬,其诗文经历了由逐客悲歌之凄婉到以谪为游之旷达的情感之变、由书剑报国到摹水写山及和陶酬友的题材之变。     

苏轼岭海养生诗研究

岭海时期,苏轼创作大量养生诗歌,时人对之研究较少。究其创作成因,可归为宋儒重医的时代因素、岭海特殊的地缘因素、"龆龀好道"及晚年衰残的现实因素共同使然。就苏轼岭海养生诗所表达内容递擅考索,可将之归为三个表达向度:一则借风物抒旷达之怀;二则以炼丹消出处生死之悲;三则躬耕和陶达天地境界。岭海时期,苏轼不仅在实践上实现了人生的自我救赎,且在养生诗的艺术创作上进入了精深华妙的新境界,养生诗歌具有"寓意于物"的美学旨向;大量使用长题、题序进行诗歌艺术功能的开拓;冲淡隐逸的道家美学特征。     

此心安处是吾乡——苏轼之迁谪历程与谪居心态

在宋代,最能代表文人士大夫成熟、稳定的谪居心态的是苏轼。其一生三黜,依次被贬至黄州、惠州、儋州。在长期的贬谪生活中,苏轼积极吸纳佛、道思想中利于精神超越、利于生存需要的合理因素以涵养自己对抗苦难、摆脱困境的心理素质和文化人格,保持一种稳定、平和、旷达、不走极端的心态,不介怀于个人之穷通得失、祸福生死。所至无不安怀适命,以贬地为"吾乡",恬然以处,随遇而安,坦然应对官场的失意和人生的挫折,平稳度过这段人生低谷期。     

从苏轼在海南的诗文究其晚年的人生观

苏轼博学多识 ,才气横溢 ,是我国文化史上的千古奇才。他一生困于俗吏 ,屡遭贬谪 ,却从不随波逐流 ,趋炎附势。晚年时 ,苏轼在生活上以佛老思想为主导 ,更多地采取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旷达态度。这种处世哲学是他身处逆境时自我排遣的精神支柱 ,使他无往而不乐。当他遭贬海南儋州时 ,正是这种人生观使他勇敢地生活下来 ,直到北归。本文引用了大量苏轼在海南的诗文 ,来看他在海南的生活状况 ,从而证实他晚年的“超然豁达自适其乐、忘得失齐生死”的人生观。     

苏轼贬居岭海时的复杂心态

苏轼贬居惠州、儋州时，并不仅仅是旷达超然，还有恐惧、悲伤、无望、凄凉的复杂情感体验，同时又不忘记自己的责任，为国为民办了许多事情。通过对其诗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苏轼不是“坡仙”的形象，而是一个充满喜怒哀乐的普通人的形象。     

从《东坡易传》看苏轼的情本论思想

本文以蜀学的代表性著作《东坡易传》为依据,从宇宙生成论、性命论、人性论等方面分析了苏轼哲学思想的基本特点。认为苏轼将道的本质规定为无时无处不与人共存共生着的“易”,而“得丧吉凶”的“易”出自人的情感判断和价值判断,因此,“易”也就必然导源于人的情感。苏轼从人的自然而然的本性中抽绎出情,再让情进入到本体的层次,使情、性、命处于同一个层面。在现实中,人的各种活动往往是首先从感情出发的,按照情、性、命合一的理论,人的情感实际上变成了人事活动的本源和根据。这就形成了其独特的情本论。     

东篱散曲与东坡词豪放风格之比较

将东篱散曲风格论之为豪放,并比之于词中苏轼,从近代以后似成定论,但其中尚有需要辨析的地方."豪放"一词作为文学概念,始于司空图<诗品>,其内涵为广博旷达的胸怀,超逸宏阔的境界和雄奇豪迈、无可羁勒的气势.但用以品评具体作家作品时又各有选择、各有侧重,东篱散曲与东坡词均有意境超逸的特点,但东坡词情怀旷达平和,东篱散曲情怀激愤不平,折射出两种不同的文人心态:一个是荣辱不惊,一个是嘲弄不恭.     

在入世与出世之间———兼谈苏轼词风为“旷达”而非“豪放”

在入世与出世之间———兼谈苏轼词风为“旷达”而非“豪放”刘勤慧一谈到苏轼,不少论者认为他的思想特点是“驳杂”。儒、释、道三家思想在他身上都有顽强的表现。但是在出仕和独处的矛盾上,三家的主张并不相同,儒家以入世进取为基本精神,又以“达兼穷独”“用行舍藏...     

论宋代贬谪词之三大情感类型

宋代贬谪词有三大情感类型:感伤缠绵、悲愤执着、旷达平和。其中,感伤缠绵类包括时光流逝之感伤、功名成空之感伤、漂泊无依之感伤;悲愤执着类情感包括对对奸佞小人的指斥、对自我高洁人格的标榜和肯定、对理想的执着追求;旷达平和类包括在山水自然中的旷达,在佛道思想下的旷达,以及旷达的最高化境——随遇而安、无往不适。这三种情感类型分别受到宋玉、屈原和陶渊明的巨大影响。从时代上来看,感伤缠绵类情感在宋代贬谪词中最为普遍,但更典型的表现是在北宋贬谪词中;悲愤执着的情感集中表现于南渡前后;旷达平和的情感虽在北宋苏轼笔下有突出表现,但更普遍地表现于南宋贬谪词中。     

高丽僧人释真静与“虎溪三笑”典故

释真静生活在高丽中后期武臣乱政的年代。他通过与中国僧人和法门之间的交流,及受因苏轼热引发的北宋文化的涌入的影响,接受了"虎溪三笑"的典故。并由此参与创建韩国高丽万德山白莲社,阐明儒、释、道本是一家的观点,强调人与人乃至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尊重。释真静为人处世的态度近于陶渊明的任真旷达;其诗歌创作的艺术风格,则近于陶渊明诗歌的自然平淡,为当时华靡的文坛注入了一种新鲜风气。     

苏轼艺术成就原因探析

苏轼是文学艺术上的天才与全才,文学、书法、绘画、哲学、历史样样精通,才华横溢,取得了辉煌的艺术成就.究其原因,除了与其成长的自然、人文环境,家庭文化熏陶有关外,更重要的是他贬谪外任的经历.使其艺术创作的题材丰富多样;关注下层民众生活,反映民生疾苦;思想更加成熟,心境超脱旷达.     

李白与苏轼的创作个性之异

李白与苏轼的创作个性具有“旷放”与“旷达”的差异,前者倾向于外放热烈,后者倾向于内敛冷静。其原因在于李白是把自己摆放在繁华鼎盛的大唐帝国的横向历史背景之上来建构个人的理想,其豪侠的性格使建功立业的思想强烈伸张。苏轼更善于将自己摆放在宇宙人生的纵向历史中,着眼于调整自己与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以求取内心的“和”与“安”的境界。     

论北宋谪官文化的形成——以黄州为中心

地处江、淮一隅的黄州是历代朝廷命官左迁或流放的安置地之一,由于谪官们的到来,使之具有独到的文化氛围。文章试图通过宋代王禹偁、苏轼、张耒三人在黄州期间的作为,论析以黄州为中心的谪官文化的特点及形成过程。黄州为中心的谪官文化是由王禹偁初步奠定、苏轼真正完成并代表、张耒继承并实践。概括起来有两大特点:尊主泽民、有益于世之节,旷达自适、无愠睡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