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对于人类的意义——简论康德与黑格尔的宗教哲学

康德与黑格尔的宗教观出自启蒙运动的思想背景,虽然他们对启蒙的宗教批判持有不同的态度。基于相同的理性主义的立场,他们提出了目标一致的建立道德性宗教的主张,但在对宗教的性质的解释上却有所不同。康德将宗教看作是出自道德的需要,“上帝”是为了实现至善而设定的“公设”;黑格尔则把宗教看作与哲学一样都是纯粹的“思”,其目标是把握真理,“上帝”即是一种真理。他们的宗教哲学的一个共同缺陷,是忽视了宗教最本真的意义在于它作为精神的安身立命之所。     

作为伦理生活的共产主义——反思对马克思主义规范性政治哲学的"近康德"阐释

马克思主义规范性政治哲学的当代构建并不必要是"近康德"的阐释路径,事实上,对马克思主义规范性政治哲学的"近康德"阐释既是不必要的,更是危险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在"作为自我实现的自由"、"规范作为客观现实"与"旁观者与行动者的统一"方面符合黑格尔伦理生活的规定.马克思的规范性政治哲学是近黑格尔的,而非近康德的.康德规范性政治哲学的"作为自我规定的自由"、"规范作为主观建构"与"旁观者与行动者的分裂"特征,表明康德哲学没有真正超出主体性范围,势必陷入怀疑一切、否定一切外在现实的虚无主义之中.黑格尔规范性政治哲学则超出主体性范围,关注具体的、历史的现实,有助于我们面对中国当下现实,构建马克思主义规范性政治哲学.     

黑格尔和康德对待法哲学的两种态度

康德和黑格尔都把法哲学的基点置于人生而具有的自由之上,并认为自由意志的自律是内在的自由,法哲学则处理自由意志之间、“我的”与“你的”之间的外在自由的普遍性关系。不同的是,康德致力于从法的现实形态中揭示出底下的自由意志的理念,黑格尔则描述了主观内在的自由意志实现为客观法权的现实过程。康德以经验的现象为“模型”而对彼岸的自由法则提供类比,这种类比不是科学认知,而只是道德理想的展示;黑格尔则从自然状态中将“第二自然”的法权状态发展出来,形成精神哲学的科学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最终则在历史主义的客观进程中将国家神化,鼓吹以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充当“历史法庭”的裁判者。因此,康德的“永久和平”的“目的王国”虽然不具现实有效的可操作性,但作为永恒的人类理想而提供了人际关系以及国家间关系的公平正义的评判标准,对现实具有批判意义;黑格尔历史观中的道德虚无主义则取消了一切正义标准,最终导致历史虚无主义和国家神学。     

经学对中国近代进化历史哲学的影响

在中国近代进化历史哲学建构过程中,儒家经学给予了直接影响。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等都以儒家今文经学为思想武器,系统阐发"变易"史观和社会进化史观。章太炎则以儒家古文经学为基础,强调历史进化中的剧烈变革,对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建立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牟宗三历史哲学基本理念探析

牟宗三在借鉴中西传统历史哲学,尤其是王船山和黑格尔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历史哲学。以精神实体来探讨历史的发展演变,是牟宗三历史哲学的主要致思理路。并由此发现中国历史是"综合的尽理之精神"和"综合的尽气之精神"的表现,西方历史是"分解的尽理之精神"的表现。这是中国历史中没有产生科学、民主和宗教的根本原因。中西历史的未来在于中国"综合的尽理之精神"和西方"分解的尽理之精神"之融合。牟宗三的历史哲学从其方法论意义上来讲不容忽视。     

论谢无量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西方学者往往认为中国只有实践哲学而理论哲学不发达,谢无量则认为中国哲学有一个上起易教、老子,直至黄宗羲等人的源远流长的"纯正哲学"的传统,对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发展作了系统阐述。他比较了孔子与康德,认为孔子的悦乐主义比康德的严肃主义更有人情味儿,亦与计虑快乐之多寡的英国经验论的幸福主义有别;他比较了子思论时中与亚里士多德以过不及之中为德,认为中西哲人虽并尊中庸之道,但亚里士多德之说不及子思具有心性论之依据;他比较了孟子的良知说与近世直觉派哲学,认为二者是相通的。他区分了中国哲学中的唯物论、唯心论和心物二元论,对唯物论和实在论传统给予了应有的重视。他对孔子关于"知仁勇"三德之内在关系的阐发,为解决王国维提出的"可爱"与"可信"的矛盾问题——这一20-21世纪世界哲学前沿最重大的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启迪。     

德福因果律的“理性”形态与“精神”形态

由于道德与幸福之间存在"二律背反",在西方哲学史上,道德与幸福的同一性理论有着两种典型的哲学形态:康德的"理性"形态,黑格尔的"精神"形态。虽然两者在话语形态、言说构架和体系构造方面表现出"理性"与"精神"的巨大差异,但在德性主义的价值取向上却是根本一致的。它们以哲学的魅力,建构起德福因果律的"理性世界"和"精神世界",表现出道德理想主义和道德乐观主义的深切人文精神,但却缺乏解释和批判生活世界的现实力量。也许正因为如此,幸福论的德福因果律才可能在人的精神世界和道德哲学发展中长期与之共生共眠。不过,这些并不是"理性"与"精神"的主体,更不是全部。准确地把握康德、黑格尔德性主义的德福因果律,有两个因素特别重要:其一,"理性"形态和"精神"形态在本质上是道德哲学形态,具体地说,是在道德哲学的视野下探讨道德与幸福的同一性。其二,康德、黑格尔德性主义的德福因果律的秘密和宏旨,正是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所宣示的那个著名的哲学信念:"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符合理性的。……哲学正是从这一信念出发来考察不论是精神世界或是自然世界的。"康德、黑格尔德性主义的德福因果律在理性世界和精神世界中不断向前推进所呈现的难以置疑和不可阻挡的理性力量和精神力量,一旦诉诸"现实必须符合理论"的哲学信念,便可转换为批判社会和建构文明合理性的深刻动力。     

诚信与哲学

哲学作为人类生存的一种智慧,以追求真、善、美的人生境界为宗旨。诚信作为中国传统道德的一项基本观念与规范,意味着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本文从哲学之“真”、道德之“善”、人格之“美”的视角考察“诚信”的哲学内涵,以揭示“诚信”在当代道德建设中所具有的重要价值。     

走出"哲学就是哲学史"的误区

"哲学就是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界的一大教条,它是中国的哲学工作者误读和曲解黑格尔哲学的产物.黑格尔从来没有讲过"哲学就是哲学史";中国哲学界所以鼓吹"哲学就是哲学史"无非是想借助于哲学史这样一个哲学与史学的交叉领域把自己陌生的哲学研究消解在自己熟悉的历史研究之中;"哲学就是哲学史"是告别黑格尔哲学走向后现代主义的思想纲领;中国哲学必须告别历史,面向世界,走向未来.     

再思中国哲学

中国哲学既包含哲学之为哲学的普遍性品格,也具有自身的独特形态。与之相联系,在如何对待中国哲学的问题上,涉及两个方面:其一为认同,其二是承认。认同意味着肯定中国哲学所内含的哲学之为哲学的一般品格,承认则以揭示中国哲学的独特品格为关注之点。中国哲学的衍化过程,同时涉及"思"与"史"的互动,而当我们把中国哲学不仅理解为既成之"史",而且也界定为处于生成过程的开放之"思"时,理论的建构和发展便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以上两个方面的统一,既使中国哲学的研究成为"有哲学"的历史,也使中国哲学的研究成为"有历史"的哲学。中国哲学在近代以来的衍化过程中,同时又面临"中西"之辩,"中西"的背后,实质上则是"古今"问题。中国哲学的研究,需要超越"以西释中"或"以中释中"这一类"中西之辨"而走向"世界哲学"的视域。在中西会通、古今交融的过程中,中国哲学的发展将同时融入世界哲学之中,并呈现世界性的意义。     

庄子生命本位技术哲学的基本面向与内在理路探赜

在生命之道的统摄下,生命成为庄子技术哲学的价值本位。立足于生命本位,在自然之域,庄子对技术的探讨突破现实层面的矛盾张力,开示出超越之维;在社会之域,庄子对技术异化、技术道德以及技术的相关社会政策等问题予以沉思;在人生之域,庄子强调人当开掘技术的内在本己价值,提升生命之境界。庄子生命本位的技术哲学智慧具有淑惠当下的多重意义。     

康德历史哲学中的先验主义因素

康德历史哲学与其先验哲学具有内在关联性,它既想继续解决康德哲学中自由与必然的冲突,又想打通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分立,在这些尝试中,康德哲学流露出新的走向并对后世哲学有着重大影响。然而,康德历史哲学又难以摆脱其哲学固有的矛盾特征,它不可避免地会陷入二律背反的困境。     

马克思哲学之思想史前提的广义理解

为了全面深刻地领会马克思哲学的丰富内涵,有必要重新理解和厘定马克思哲学的思想史前提。这需要着眼于两方面:一是扩展,二是深化。既要超越德国古典哲学的范围,考察古希腊及其哲学、浪漫主义思潮、基督教传统与马克思哲学的思想史联系;又要重新挖掘康德、黑格尔同马克思之间思想史联系的丰富性。古希腊哲学中的理想主义、自我意识、自由意志、自由、时间等思想因子,影响了马克思哲学的致思取向和风格。作为马克思人的存在的现象学原初范畴的实践所固有的敞开性和生成性,更本然地表达着浪漫主义所推崇的表征"生命"的"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马克思拒绝了基督教带给人的满足的虚拟性质,却保留了满足本身并追求其历史真实性,他终其一生致力于人性和历史在辩证否定的意义上的双重回归。马克思哲学事实上提出了"超验规定的历史建构如何可能"这一核心问题,它类似于康德式的问题,却使之不再囿于认识论问题,而是变成存在论问题,从而赋予超验性以实践对经验世界的创造性建构之义。马克思哲学除了把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改造成为实践辩证法以外,还把他的绝对精神的现象学重铸成为人的存在的现象学。所有这些,都透露出马克思哲学之思想史前提的多维丰富性。     

论中国哲学最初的“被”冷遇

莱布尼兹和沃尔夫对中国哲学的肯定和赞扬的格调不同,从康德和黑格尔开始,中国哲学遭到了彻底的轻视甚至是无视.从这种变化当中,可以引申出对于国家力量、哲学本身定位以及德意志民族精神的自我成长过程的思考.     

超越主体哲学的困境——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新路径的思索

按照德国学者哈贝马斯的观点,黑格尔早就意识到主体哲学的困境,并试图在反思哲学的框架中克服主体哲学的困难;而马克思在早期则延续了黑格尔的思路,用"劳动"来取代黑格尔的"自我意识",并借此来克服主体哲学的困难。但事实上,马克思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超越了早期的思路。在这里,作为劳动主体的人不是抽象的具有精神能力或者改造自然能力的人,而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被塑造出来的人。然而,哈贝马斯从马克思早期思想出发,认为马克思仍然停留在黑格尔哲学的框架中,没有能够克服主体哲学的困境。与此相呼应的是,中国三十多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从马克思早期思想出发研究主客体关系,看不到马克思克服主体哲学的新思路,甚至退回到主体哲学的框架之中。要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就需要进一步深入发掘成熟时期马克思克服主体哲学困境的新思路,把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参与者视角与观察者视角结合起来,从而构建符合时代要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     

作为哲学的中国哲学

在不同于"技"、"器"层面的追问、以区别于器物之知的方式把握世界等方面,中国的"性道之学"与跨越知识界限的智慧之思具有一致的内涵。尽管在具体表述上,中国谈"性道之学",西方讲philosophy,但两者的实际指向则并无根本不同:"性道之学"与哲学,都是智慧之思,其实质的内涵彼此相通。从形式层面看,哲学离不开概念的运用,其中既关乎概念的构造,也包括概念的分析。同样,性道之学也涉及名言的生成和名言的辨析。魏晋时期进一步提出辨名析理,"析理"以性道为内容,"辨名"则关乎名言(概念)的分析,由此,性道之学与名言(概念)之间的关联得到了更自觉的肯定。从"哲学何为"这一层面看,中国的"性道之学"对智慧之思所具有的规范意义和引导意义,也给予了自觉的关注。就以上方面而言,中国的"性道之学"显然包含着哲学的内涵,属于实质意义上的哲学。     

黑格尔“绝对”与“精神”的哲学内涵

本文以哲学界对黑格尔绝对精神的不同理解为背景,从康德入手引出黑格尔为什么要提出绝对精神,并理解绝对精神及"绝对"与"精神"的内涵。在阐述"绝对"的哲学内涵时借斯宾诺莎的实体及康德的物自体进行了发展和比较,在对"精神"的哲学内涵进行阐述的时候是通过对精神本身的理解及对精神与理性的区别来完成的。     

道德的逻辑发展与法的道德性——黑格尔的法哲学研究

黑格尔法哲学中的道德意志与道德行为、道德的逻辑发展十分重要.故意和责任、意图和福利、善和良心是道德发展的三个阶段.恶与善相对立而存在.恶意的客观表现是恶行,违法和犯罪是恶行的表现形式.黑格尔没有解决"不法行为是否就是不道德行为".而法和道德的关系既相异,又相通,并且,法自身也具有道德性.     

内在化的逻各斯与实践——哲学基本问题的形式革命

黑格尔发现了康德的先验中所隐藏的历史,把康德的自在之物变成了自在自为的理念。马克思发现黑格尔哲学对事物思维着的考察陷入了意识形态的生产,于是把黑格尔思想的内部对象变成了思想的外部环境和形式方法,实现了实践地去思想,从而改造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的结构模式。     

道德形而上学体系的历史哲学结构

道德形而上学体系在经过现象学还原、法哲学分析之后,还需要历史哲学的综合.历史哲学扬弃了现象学与法哲学中意识与意志的抽象性,达到意识-意志的"精神"复归与历史现实性.历史哲学是道德形而上学体系的辩证复归.历史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伦理精神与民族精神.伦理精神与民族精神在历史哲学中同一,伦理精神是道德哲学形态的民族精神,二者同一的基础是"精神-伦理-民族"的概念贯通.民族是伦理的实体,伦理是民族的精神.历史哲学的本质和方法论实质是"哲学的历史"."哲学的历史"是民族精神、伦理精神"永远的现实性"的历史,是民族精神、伦理精神自我运动、辩证发展的历史.道德形而上学的历史哲学应当以民族精神或作为伦理实体的民族精神为研究对象."人文力"是道德形而上学的法哲学分析向历史哲学综合转换的概念中介和概念过渡,它是"冲动力"和"冲动的合理体系"的历史-文化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