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速增长与公平分配的良性互动循环--"东亚奇迹"形成的主要机理

东亚奇迹的实质是"公平分配的迅速增长",其形成的内在机制则是其中存在一系列自我加强的良性互动的循环链,特别是经济迅速增长与其成果公平分配之间的良性互动的循环链.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历史演进与理论逻辑

在以市场化取向改革为主线,每个阶段各有侧重的改革引领之下,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经济奇迹。总结中国40年改革开放驱动的经济奇迹,呈现以下特征性事实:中国经济奇迹是在极低起点和极大人口基数上开始的,同时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驱动因素亦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中国经济增长伴生着较大的空间和群体差异。现有解释中国经济奇迹的主流理论虽有重大启示,但不能完全刻画改革开放驱动经济增长的逻辑,这一逻辑至少应包括以下关键方面:坚持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方向,坚定不移地实施对外开放的政策,保持高度的稳定性,较好地处理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的部分特质也契合了市场化改革的内在要求。     

中国经济增长之谜:基于体制柔性的解释

关于中国转型式经济增长道路的理论描述和概括正越来越呈现理论的贫乏和无效率。过去的体制外改革、增量改革和成本最小化改革已不能适应今天中国转型式经济增长进程的新发展,现在体制内改革和攻坚改革已进入关键时期。那么,如何刻画中国转型式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中国的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在现阶段又如何概括?这是很多学者感兴趣而又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的重大问题。体制柔性,即体制适应性及体制活力,是转型式经济增长的内在支撑条件。体制柔性能更好地刻画和表述中国的转型式经济增长的进程,更好地解释中国经济的转型之路,并对以后的改革进程和经济增长给予阐明和指导。     

文化传统: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意识形态要素

中国经济30多年来持续稳定高速的增长,是当代经济史上的伟大奇迹。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投入到经济活动中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水平。此种理论可以解释中国经济奇迹与生产要素的因果关联,却不能解释这些要素自身的质量及其形成,而且它忽视了推动经济增长的制度尤其是非正式制度要素。实际上,与生产要素直接相关的意识形态传统,才是中国经济增长要素背后的文化动力。     

转轨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评价研究

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既是数量的扩张过程,又是质量的提高过程,是数量扩张与质量提高的统一。自1978—2002年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9.36%的速度增长,经济规模总量迅速扩张。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评价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与数量扩张并不同步,即转轨以来经济规模总量迅速扩张的同时,并没有带来经济增长质量的同比提高。     

经济责任制和经济法律的关系

仿佛一种神奇的力量,使曾一度徘徊不前的中国经济出现了迅猛的增长,农业连续六年获得大丰收,工业生产全面增长,市场繁荣,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劳动者积极性空前高涨。举世瞩目:沉睡的东方巨龙在觉醒、在腾飞!这是用法术呼唤出来的奇迹吗?否!奇迹的根源在于经济体制的改革解放了生产力,而其中最根本的是实行经济责任制产生的强大的内在推动力所致。一所谓经济责任制,是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国家经济管理机关、经济组织及其内部各个经营层次和劳动者为提高经济效益,根据国家计划和有关经济法规,明确规定相互间经济责     

“东亚奇迹”的实质：公平分享的迅速增长——世界银行研究报告解读

世界银行的专题研究报告认证"东亚奇迹"的实质是"公平分享的迅速增长",并对形成的内在机制作了具体分析,指出了其中存在一系列自我加强的反馈循环。     

从发现市场的逻辑到构建制度基础

本文沿着张维迎新著<市场的逻辑>一书的分析理路,对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经济理论的一些重大问题作了分析.提出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迄今所发现的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张维迎所说的"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一定是市场经济的坚定捍卫者"这一见解是有道理的,应该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共识.根据过去三十多年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特征化事实",出现"中国经济奇迹"并非如张五常等经济学家所说"地方政府竞争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而是由于引入了市场机制.值得警惕是,过去导致中国三十多年经济增长的一些贡献因素,可能会逐渐变成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障碍.     

非均衡增长宏观平衡与宏观调控

传统的西方经济学中的非均衡增长与发展经济学中的不平衡增长，是两个不同内涵的概念。然而，中国经济的非均衡增长概念却包含以上两个概念的内容，中国经济的非均衡增长是由其生产力的不平衡性，总供需的不平衡性和产业结构的不平衡性决定的。由此可见，中国经济的非均衡增长与宏观平衡的关系极大。促进中国经济的非均衡增长，应正确处理好其与宏观平衡的关系，这正是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之所在。非均衡增长，宏观平衡与宏观调控三者紧密联系，不可分割     

区域经济增长的制度研究——以温州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GDP因其年均20%左右的高速增长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当前,关于温州经济增长模式的讨论很多,但从制度属性全面系统解析温州经济增长的论述并不多见。按照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温州经济并不具备经济增长模型所需条件,然而,温州经济却获得了奇迹般增长。究其原因,无疑是制度安排在温州区域经济增长中起到了内在推动作用。研究制度安排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可为区域经济增长提供借鉴意义。     

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紧迫性及其对策探讨

中国2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丰硕的经济成果,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与此同时,随着经济规模扩张和资源消耗总量的增长,发展的不平衡,资源和环境问题日趋突出.重视发展循环经济,是我国从根本上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扭转生态恶化的趋势,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取决于循环经济能否成功.推进我国循环经济发展,可从法制、规划、政府职责、宣传教育和消费、科技开发等方面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     

农地新政与国民经济运行格局的重构

农地流失是一个普遍的事实,但失去土地的农民却未能分享到发展的成果。关键在于,模糊的农地制度安排提供了农地流失的制度供给,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体制机制则提供了农地流失的制度需求。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奇迹"在相当程度上是地方政府谋求经济增长及其"土地财政"而以农地资源的广泛流失与浪费为代价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的精神实质与政策指向,旨在通过以土地为核心的制度变革及其政策硬约束,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国民经济运行格局的重构。     

收入分配、技术进步与经济的持续增长——来自中国的经验

支撑中国经济近30年高增长的主要是要素投入而非技术进步,这种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以及这种方式下的经济增长都是不可持续的。中国经济发展正在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这可能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提供条件,也可能使经济进入均衡陷阱。技术进步本身有着内在的逻辑,它源于分工,而分工又具有自发演进的正反馈机制。建设"创新型国家"(或者说大范围的技术进步)难以依靠由政府动员全社会力量集中攻关的"举国体制"来实现,分工的深化才是技术进步,进而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中国式财政分权经济增长导向型特征分析——兼论经济持续增长与社会和谐发展的体制约束

财政分权是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度安排.在中国式财政分权框架内,由于增长型激励机制,加之财政分权自身的制度安排不当,地方政府有着内在的倾向去制定更加符合自身利益的政策,导致职能重心过度偏向经济增长,在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最终导致经济社会非均衡发展.如果这一系列难题能够被一一克服,经济持续增长与社会和谐发展就能够同时实现,那么,中国就不仅能够创造人类历史中的发展奇迹,而且还将形成具有一般意义的“大国发展道路”,使中国经济增长步入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最终实现经济社会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从根本上提升全民福祉.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与稳增长的路径选择

我国经济连续多年高速增长创造了中国奇迹,但当前增速出现明显放缓趋势,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加大。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成因在于数量型经济增长方式推进力消耗殆尽,质量型经济增长方式尚未形成接续。未来中国经济稳增长的思路是从关注数量增加的“高速”增长转向质量型“中速”发展。路径选择是调整经济结构,注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鼓励创新驱动;缓解短期内经济周期波动,避免中等国家“收入陷阱”困境。     

中国后奇迹时代经济发展理性回归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实现奇迹般高速增长,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2008年以后,受美国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经济发生历史性转折,后奇迹经济时代来临,经济发展需理性回归。中国后奇迹时代经济和谐持续发展需要回归经济学理论中的理性发展——在现有的中国经济约束条件下发展。因此,从四个方面进行路径选择：完善收入分配和扩大国内需求、提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能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发展低碳经济。     

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增长效应测算——增长效应与增长动力的结构性适配

随着中国资本账户开放进程不断推进,其增长效应引发大量学术讨论,但未获得稳健的理论与现实支撑。从理论上分析资本账户开放的直接、间接影响路径与东道国经济增长动力之间的映射关系,增长效应与增长动力的结构性适配是关键所在。基于此,构建中介效应系统进行实证分析,考察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规模扩张、追赶型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资本流入表现出对经济规模扩张、追赶型技术进步的显著推动作用,而资本流出的作用则不显著;当前,中国资本账户开放政策具备持续3年的短期增长效应,而追赶型技术进步增长红利的持续释放会对冲规模扩张的不利影响,于第6年开始保持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因此,结构化、周期化、叠加性的资本账户开放政策能够充分适配增长效应和增长动力。     

软预算约束下的宏观经济政策传导机制及政策效应

虽然在软预算约束经济中,财政政策相对于货币政策要高效一些,但是与硬预算约束经济相比,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都降低了。正因为如此,政府才不得不采用行政手段以及信贷控制、土地审批这样的控制数量变量的手段来调控经济。软预算约束下的"投资冲动"和"消费压抑",加之特殊的宏观调控政策使得经济的调整缺少弹性,导致经济表现出不同于一般市场经济的特征来。中国的经济波动既有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原因,更有特殊的体制性原因。解决宏观经济结构失衡的根本办法不是利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进行需求管理和调节,而是必须通过改革来有效加以解决。在"产能过剩"、"消费压抑",同时国外需求由超常增长向常规增长回归的情况下,过度的财政扩张可能使中国经济再次陷入通缩的境地,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双重过度扩张则可能使中国经济陷入"滞胀"的风险之中。     

包容性增长下的公共经济与民间经济关系优化

包容性增长与优化公共经济与民间经济关系具有内在统一性。我国公共经济存在缺位、越位现象,民间经济遭受发展环境与自身竞争能力双重约束,二者之间互动和支持力度不够。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是中国现阶段生产力水平整体不高且不平衡、公共经济体制不健全、转型期政府职能伸缩、传统产权制度弊端等,而解决这些问题的现实路径就是要定位公共经济与民间经济的发展空间、完善经济调整机制、规范产权关系、营造和谐的发展环境。     

“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根源:要素短缺还是制度束缚?

"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不仅攸关中国经济的未来,也是众多发展中国家难以回避的挑战。已有的研究主要基于两种理论视角:新古典视角与制度分析视角。新古典视角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生产要素,"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根源在于支撑增长的核心要素不足。这一解释略显褊狭与静态,无助于理解当前面临的困局和启发改革的思路。制度分析视角则主张,经济绩效与要素供给最终都受制度安排驱动。因此,"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本质是"制度陷阱",支撑前期高速增长的经济社会制度,在之后却成为进一步发展的束缚。从制度分析的"路径依赖"视角解读现阶段增长趋缓的问题,则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须进一步进行制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