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城市化进程中“镇管社区”的治理路径及趋势

随着上海城市化进程和大型居住区建设的快速推进,大量中心城区人口向郊区迁移,同时外来人口聚集于郊区,这导致郊区常住人口在短时间内快速膨胀,其社会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化,这对新型城市社区管理和公共服务提出了巨大的挑战。"镇管社区"正是适应郊区快速城市化发展而形成的一种社会管理创新机制。上海实行"镇管社区"的镇域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实践创新,其结果表明:"镇管社区"模式基本适应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社会管理与服务的现实需求,有利于推动社区"管理"向社区"治理"转变。     

进一步完善上海郊区农民基本公共服务政策研究

由于长期以来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目前上海郊区农村在公共服务方面欠账依然较多,城乡公共服务水平仍有较大差距,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公共文化等服务水平相对落后。上海必须从构建全球城市的宏观背景和实现＂四个率先＂的要求出发,坚持城乡统筹和区域协调发展,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基本导向,顺应城镇体系规划的调整和城市化进程的要求,进一步完善服务设施布局和资源配置,加快形成＂政府主导＂、＂多元供给＂、＂层次分明＂、＂重点突出＂的郊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格局。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存在的宏观性问题

在社会不断发展和国家对民生问题十分关注的背景下,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迅速,在促进社会稳定、保障农民生活水平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从总体上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水平还很低,与城市社会保障制度相比,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完整性、覆盖面、水平能力、资金来源等方面有很大的差距,认清这些问题是进一步做好农村社会保障工作的前提。     

如何保护“被遗忘的群体”——关于外来务农人员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

当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日益得到改善的同时,与之类似的另一弱势群体———外来务农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却被社会大众所忽略。通过对上海外来务农人员社会保障情况的实证研究,发现外来务农人员的社会保险参保率虽然较高,但其社会保险实际可享受的待遇水平亟待提高,此外外来务农人员的社会福利总体水平低,个体、地区间差异大。引发外来务农人员社会保障困境的直接原因是外来务农人员的双重身份,即兼有因＂外来人口＂和＂务农人员＂带来的社会保障困境;而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现有社会保险制度的＂碎片化＂、户籍制度的不合理以及社会服务的不均等。由此提出三项解决路径,即加强社会保险的可携带性、开征社会保障税和加强社会保障服务的均等化,旨在有效率地解决外来务农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实现社会公平与稳定,促进第一产业的转型与发展。     

从“六普”数据看加快上海社会保障建设的紧迫性

从“六普”数据看,上海人口状况与全国有较大不同,全国人口增速减缓,上海人口增长加快;全国人口老龄化加速,上海常住人1：2的老龄化下降,户籍老龄化上升;上海“少子化”比全国更突出;上海比全国获得更多的人口红利;全国人口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上海人口向城郊结合部和郊区流动;上海劳动人1：7高峰年龄段提前全国5—10年,一方面给上海带来就业压力,另一方面使上海比全国更早进入退休高峰期,社会保障面临更大压力。大量外来劳动力进入上海,给上海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带来契机。扩大城镇养老保险覆盖面,拓宽社会保障资金筹措渠道,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加强对外来人口的服务与管理。加快老龄事业建设,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流动人口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和身份认同问题研究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大量人口从农村涌向城市,从中西部地区流入东部发达地区。在这一过程中,外来人口通过与本地居民互动,形成对自己社会身份的认同,而这一认同又会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行为产生相应的影响。本文通过对外来人口是否认同其属于本地居民身份,藉以研究外来人口在居住地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问题。在建立多层次广义线性模型(GHLM)基础上,本文对制度排斥、社会歧视、相对剥夺感和社区融合等因素对外来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上海新二元人口融合的进程与策略

当前,上海人口新二元分割的特征还很明显,城市外来人口渴望融入和认同的心态非常迫切。随着国家对城乡关系的战略调整,确实需要反思长期以来执行的对外来人口＂经济吸纳、社会排斥＂的管理政策,积极引导和吸纳外来人口融入城市。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城市化不断深入的社会背景下,如何帮助外来人口从经济、社会、文化多层面融入当地社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议题。     

上海城市人口总量控制与结构优化研究

上海的人口总量和结构一直与其独特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密不可分。工业化带动人口发展,人口发展推动城市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正处于第四波工业化时期,人口增长较快。在人口结构上,户籍人口老龄化,而外来人口具有就近流动、城城流动、定居化特点,且教育水平逐年提高。从承载力上看,上海人口总量合理,但人口分布的不合理影响了人口结构的发展、城市社会的融合,带来了核心区人口过密、产城融合不畅的问题,以及偏好"人脑"、排斥"人手"的问题。面对人口老龄化和可能的人口逆流,上海应稳定人口总量,建设整体推进的多中心发展人口分布格局,完善户籍制度改革,破解"新二元结构",推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同时结合政府改革,完善相关配套改革措施。     

大城市外来人口分布态势的分析与启示——以上海为例

随着都市区这类新型城市化空间形态的发展,对大城市外来人口问题的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总量变动的探讨和空间无差别化的政策设计。近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上海外来人口分布正扩散到全市的各个区域,呈"面状侵入"的发展态势,其中远郊区外来人口增长最为突出。外来人口与上海市户籍人口居住空间的交叉、重叠、渗透将普遍出现在全市各个环带。外来人口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结构特征在都市区内部均呈现比较明显的环带差异。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大型居住区规划建设等对外来人口分布变动产生较大影响。二元城市管理模式下,外来人口公共管理与服务的压力存在显著的空间非均衡性,为此应设计一套具有空间响应性的公共管理与服务机制。上海各类属性外来人口的空间分布也呈现明显的环带差异特征,这些都是将来精细化政策设计的现实依据。     

甘肃农村地区老年社会保障现状调查——以靖远县大芦庄口村为例

人口老龄化问题是当今世界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养老问题已经成为中国21世纪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特别是农村的养老问题。甘肃处于我国西北偏远地区,受到地域、经济、文化、意识等制约,当地的农村老年社会保障发展缓慢且问题颇多。本项目试图通过对甘肃农村地区老年社会保障现状的调查,为完善我国老年社会保障体系提供一些可参考的资料。     

上海“十二五”城市建设方针和重点领域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城市建设的重心一直在中心城区。世博会后,城市建设的重心必将逐步转移至城郊地区。同时,上海已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只有统筹城郊发展,加快郊区建设步伐,才能在新起点上实现新飞跃。“十二五”时期上海城市建设方针应是“郊区为主,聚焦新城;生态优先,宜居为重;城乡统筹,协调发展”,聚焦综合性新城、农村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的投资建设。     

城乡一体化过程中上海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对策研究

城乡一体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演变的必然过程,也是现代化的组成部分。城乡一体化的核心是城乡居民的地位一体化、机会一体化、保障一体化。必须从制度上建立一套保障城乡一体化的系统,其中,推进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更是至关重要。农村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社会保障、社会服务等社会事业的发展水平,某种程度上可以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因此,加强上海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不仅与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农村、农业的发展需要密切相关,而且对于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实现＂四个率先＂,以及对于探索转型期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创新、建立与完善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模式等,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上海城乡统筹发展的路径和突破口研究

上海城乡二元结构的深层次问题突出表现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明显,促进农民增收的难度加大;郊区人口持续导入,对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要求提高;农村土地和产权制度改革滞后,深化改革的条件尚不成熟;郊区城市化进程加速,管理体制和管理模式亟待转变;新城和小城镇等城乡统筹载体建设有待加强。上海城乡统筹发展要牢牢把握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成果共享化、发展权利平等化内涵,坚持以城带乡、城乡一体、互动发展,以推进新型城市化战略为主攻方向,以加强城乡规划一体化为前提,以加快新城开发建设为突破口,以土地管理、集体产权、社会管理制度改革为支撑,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着力点,大力推进工业向园区集中、居住向社区集中、农业向规模经营集中,努力实现优化农村土地资源配置方式、优化城乡资源要素流动方式、优化城乡统筹发展方式,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上海人口空间移动与公共管理和服务资源配置研究

上海常住人口密度呈“四级阶梯下降”态势,中心城区人口向周边区域扩散,少儿人口减少、老年人口增加,不同年龄结构人口居住空间出现分化,人户分离现象严重,外来常住人口呈现“市少郊多”和“西高东低”格局,境外人口空间集聚明显。上海人口空间移动,对教育、医疗、体育、文化、社会保障等社会公共资源配置产生重要影响。应根据上海人口空间移动和不同类型人群需求特征,坚持“以人为本、统筹规划、平衡发展、均等服务、持续发展、高效利用”的原则,创新工作思路,对公共资源配置进行合理规划,促进人口和社会事业协调发展。     

关于建立上海郊区差别化管理体制机制研究

建立上海郊区差别化管理体制机制的总体思路是:以主体功能区划分为基础,根据各区(县)不同的主体功能和开发任务,实施差别化政策;按照"二级市"的要求,简政放权,增强郊区自主发展权和统筹协调权;适度调整市、区财政分配体制,使郊区各区(县)事权与财权相匹配;建立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土地利用激励、财政激励、生态发展激励和绩效考核五大机制,促进郊区差别化管理,增强郊区统筹协调发展的能力;实施"强镇扩权",创新郊区基层管理体制机制,增强郊区发展活力。上海建立郊区差别化管理体制机制,还需适当调整郊区城市建设标准、制定全市统一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和设施建设标准、增加郊区人口导入区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务资源配置、规范简政放权的工作机制。     

近郊集体所有制土地产权换股权试点方案研究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部分农村集体土地被转换为城市建设用地。涉及城市化的农村居民理应分享到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财富性收益,同时完成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换。上海近郊在城市化过程中对建设用地的需求越来越大,经济发展和保护农民合法权益是必须处理好的一对重要关系。从现有经验看,集体所有制土地产权换股权是合理利用、优化配置郊区集体所有制土地,协调好产业发展与农民权益保障的有效改革路径,也是上海实现包容性城市化发展、消除新二元结构的重要制度创新。     

关于加大统筹上海城乡发展力度的若干思考

上海最有基础最有条件按照“两个趋向”的要求,在统筹城乡发展、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方面先行先试。本文结合上海实际,提出统筹城乡发展是加快上海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客观需要,加快新城和城镇化建设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途径,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有偿使用和流转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突破口,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根本要求,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组织保障。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上海农业人口发展趋势探索

城乡一体化发展中的上海新农村建设,除了加快农业现代化、改善农村公共管理与服务外,农业人口自身的发展问题不容忽视。目前,上海城乡的人口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农业人口已越来越少,本地农业就业人口面临数量和质量弱化等问题。展望上海农业人口发展方向与具体发展目标,在重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同时,必须进一步发挥农业科技对提升农业产业水平、转变发展方式的引领作用,实现生产者素质的稳步提高,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武汉市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研究

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是当前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任务。本文通过建立指标评估,发现武汉城乡一体化水平略高于城镇化水平;城乡人口、经济、生活和文化一体化进程中,城乡经济发展的差别最为明显,融合程度最低,而城乡居民生活方面则融合程度较高,人口与文化融合度持平。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土地的合理开发利用及农民权益保障、农村公共服务投入不足、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是当前制约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瓶颈。文章从法律制度层面、财政层面及组织体制层面分析了破解城乡一体化发展瓶颈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