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对《论语》和《孟子》的创造性解释

戊戌变法失败后,为了寻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出路,康有为以经邦济世为旨归,借用西方近代的人道主义学说、政治理念以及经济思想重新诠释《论语》和《孟子》,使传统经典充实了近代意义的新内容。这与他自身的西学储备、儒家经典的与时俱进性和现实社会的需要有关联。通过对两部经典的创造性解释,康有为拓展了儒家的外王学,促进了儒学向近代转化。     

张君劢与现代新儒学

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的舞台上主要活跃着三大思潮 ,它们是西化思潮、马克思主义思潮和现代新儒学。作为现代中国著名的思想家 ,张君劢是在与这三大思想文化思潮的互动中确立自己的历史地位的 ,本文拟就张君劢与现代新儒学的关系作一番探讨。一、挑起人生观论战开启现代新儒学目前大陆学术界有一种观点 ,认为现代新儒学作为一种思想文化思潮发端于 19世纪末的戊戌变法时期 ,康有为是这一思潮的“开拓者和尝试者”。因为康有为曾对儒学做过一番改造 ,一方面区分所谓真假儒学 ,另一方面又援西学入儒 ,从而使其具有了某些新的内容。而这正是现代…     

甲午战争与康有为近代化观的演变

甲午战争与康有为近代化观的演变吴乃华甲午战争是康有为近代化观的转折点，它使康有为用新的角度重新审视了中国此前的近代化。在中日对比的基础上，康有为提出了变政的主张，他融中学西学、民主民本为一体，创立了一种新的近代化观。这一思想缩短了中国与世界进步潮流的...     

康有为师法西学的历程及其实践

在中国近代学习接受西学的知识分子中 ,康有为是一个极其特殊的人物。他不但学习介绍了西方的人文思想 ,而且在他自己的活动中又实践了这些理论。尽管他的实践有成功也有失败 ,但事实反映的却是康有为对祖国、对民族前途的担忧和关注。正是因为如此 ,康有为成为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     

康有为的新孔子观和新儒学观

孔子是中国统治者标榜的圣人,是万世师表,孔子所创立的儒学是中国封建统治的合法性依据。及至近代,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康有为为了捍卫中国本土文化,挽救民族文化危机,树立民族自尊自信,标举孔子和儒学的旗帜,借用西学,重塑孔子形象,复原孔教,援西入儒,形成了自已独特的孔子和儒学观,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康有为与中国近代启蒙思潮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也是中国近代启蒙运动的领头人.是他在中国近代社会的急剧动荡中意识到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率先在思想领域发起了一场革命;他富有远见地援引"西学"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向在中国延续了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思想开战,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严复政治思想略评

甲午之战的惨败,中国被列强主宰瓜分的危机,促使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发奋而起。就在康有为等人积极地用古代儒学的包袱襄着变法主张进献给皇上的同时,严复却着力于介绍西学,企图把西学的精神输入中国,振兴古邦。他认为,中国要变法自强.其出路就在于民之素质的提高,而提高就要用西学去充实人们的头脑。为此,严复于1896年—1908年间,先后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一系列的西方学术名著,向中国人系统地介绍了西学,对西方近代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论梁漱溟的儒学观

“五四”运动以来,梁漱溟怀着对中国和人生两大问题的忧思,强调行重于知,以“践形尽性”概括儒学的真精神;同时以西方生命哲学来诠释他的儒家哲学,开启了现代新儒家“援西学入儒”的先河。梁漱溟坚守儒学理性主义的传统,认为儒学在近代中国虽然遭受重大挫折,但是未来儒家学说必然重光于世界。     

近代自然科学与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以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为例

甲午以后,随着西学异质文化的大规模传入,崇尚西学、新学之风日盛,中国传统学术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文化秩序处于重建的大动荡中.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接受新知与保存、改造传统之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以刚接受的西方新知、新理、新法整理中国传统旧籍,发明中国旧学之新义,以适应近代学术演进之大势,成为晚清学术演进之必然趋势.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打开了中国近代思想家的视野,使近代学人得以从一个崭新的角度重新认识宇宙、认识自然,客观上促进了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开辟了一条文化秩序重建的道路.章太炎、康有为及粱启超堪为其中之典范.     

康有为《日本书目志》的目录学成就

近代西学东渐,产生很多西学书目,研究康有为所著<日本书目志>的图书分类体系及目录学思想,探讨它对于近代西学书籍传播,以及近代目录学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作用.     

从中西古今之争看中国近代方法论思想的演变

中国近代哲学是在传统思想与近代西学的双重制约下曲折演进的,这种制约具体地表现为中西古今之争。作为中国近代哲学重要分支的方法论,同样既渊源于传统思想。又受到近代西学的影响。本文试图从中西古今之争的角度,对中国近代方法论思想的演变,作一粗略的历史考察。一在中国近代,严复第一次比较自觉地将西方近代科学方法作为富国强兵的手段而加以突出。当康有为热衷于把西方的声光电化知识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仁”“元”等概念加以揉     

康有为的“托古改制”论与“西学中源”说的关系及命运

戊戌维新时期,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突出地用“托古改制”论鼓吹维新变法。人们在探究“托古改制”论渊源时,较多地考察其与廖平等人的今文经学的关系,其实,“托古改制”论和今文经学仅为形似,和“西学中源”说的关系则甚为密切。对此,迄今几乎无人论及,本文拟对此兼及“托古改制”论的命运作一探讨,以求教于方家。一、康有为曾经深受“西学中源”说影响人们熟知康有为是近代“托古改制”论的发明者,但很少人注意到他在发明这一理论以前,是“西学中源”论者。“西学中源”说先于“托古改制”论问世。明末清初,欧洲传教士…     

儒学再兴与西学汲取--贺麟不赞成"本位文化思想"

《论语》、《孟子》是中国儒学资源的最古“地层”与原型 ,时至今日 ,儒学已经历多次重大层累过程 :缘起于孔孟 ,成功于朱、王 ,发展于民国。思想的“层累”主要指因新时代递变 ,社会新阶层迭出 ,各时期思想家对原型思想的新认识、新诠释与新发展。当代新儒家是陆王心学的现代殿军。陆王心学是孔孟心性学与佛学的“化合”产物 ,民国心学是融会佛学、结合西学的结晶。再次融会佛学以熊十力等人为代表。结合西学 ,开创“新心学”则以贺麟为代表。更新儒学 ,必须依靠西学 ,否则徒劳无功 ,为此贺不赞成“中国本位文化的思想” ,甚至认为中国儒学更新当重视对基督精神的汲取。“西洋文化之输入 ,给儒家思想一个试验 ,一个生死存亡的大试验 ,大关头” ,则说明他实质上已在警戒文化建设中的中国式“原教旨”倾向。     

也谈康有为的“尊孔”和新文化运动的“反孔”──与蔡世华先生商榷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如何看待他在辛亥后的“尊孔”及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的“反孔”，不仅是对康有为矛盾、复杂的一生进行评价的重要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在构建中国近代新文化过程中对传统文化应采取的态度、方法等问题。蔡世华先生认为“如果从构建中华民族的近代新文化，新文明的大目标来言，康有为‘尊孔’．力求在批判孔学中建立新孔学──一种为中国社会近代化服务的新孔学的道路是值得肯定的。而陈独秀等‘打倒孔家店’，通过否定中国一切旧有文化、力图在西方文化观念上建立中国的新文化、新道德却是不可取的。对此，笔…     

近代儒学的地方性实践及其意义——以刘古愚的儒学改革思想为例

深居西北内陆的刘古愚,在晚清的维新变法运动中声名斐然,与康有为并称“南康北刘”。他虽未直接接触过西方,却以中国传统的教化哲学和实学为路径,自觉发展出了一套儒学的现代转型之道,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传统儒学在不同地域发展过程中,与特定空间与文化环境互动所形成的地方性实践。刘古愚的思想代表着关学等地方性儒学并非“内卷化”的“地域儒学”,而是因时制宜的儒学地方性形态,这对于理解儒学在近代社会是否能够“内在地”产生转型动力有着标志性的意义。     

论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的"孔教"构思

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把孔子学说宗教化,一是为了抵抗近代西方侵略,二是为了制衡专制君主,三是为了改良社会风俗,四是出于对人类终极价值的追求。经过康有为改造的“孔教”,发掘出具有普遍人性意义的真理元素,并已留下了近代“西政、西学”影响的深深烙印,从而为“现代性”在古老的神州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创造了有利条件。尽管因各种原因而未实现创教目标,从总体上看,康有为的早期“孔教”思想,为会通中西、推进中国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宪政思想论略

宪政思想是康有为指导维新变法的政治纲领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提出了“设议院”、“兴民权”、“立宪法”、仿效日本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等较系统的宪政主张。研究康有为的宪政思想,不仅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宪政建设的历史困境和艰难历程有更深刻的体认,也将有助于我们总结维新立宪的经验教训,以史为鉴,推动当今中国的宪政建设。在此,本文拟就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宪政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康有为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以及其宪政思想的西学渊源等作一粗浅的梳理。     

中国哲学的重建——成中英新儒学述评

一、成中英是不是现代新儒家 成中英是不是现代新儒家?学术界存在较大分歧。黄克剑等人把他看作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而港台相当一部分学者却认为他不是新儒家。产生分歧的原因显然在于对现代新儒家概念的不同理解上。目前,要给出现代新儒家一个一般性的概念,看来很难。但我们可以揭示其基本特征,从而给这个概念一个大致的界定。 简单地说,同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其它思潮相比,现代新儒学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坚持儒学本位立场,力图复兴儒学。这是梁漱溟、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杜维明、刘述先等三代新儒家学者极为坚定的立场,是他们的共同思想取向,也是现代新儒学之所以为新儒学之处。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另两大思潮的马列主义、自由主义同现代新儒学的根本分歧也在此处。马列主义主张对儒学批判地继承,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则对儒学基本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这和现代新儒学“为往圣继绝学”的心态和感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现代新儒学的第二个特征是吸纳佛学和西学,并对儒学进行了理论上的创新和发展。近代儒学的颓废没落和中外文化的剧烈碰撞,这使现代新儒家必须也可能借助其它思想来更新发展儒学。早期,梁漱溟、熊十力由佛归儒。梁吸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形成了独特的东西文化比较思想;熊则建构了     

从痴迷到迷惘:梁启超与近代新学的历史命运

梁启超将近代新学与西学剥离,并非仅仅是思想认识的逻辑结论,而是时代性学术朝向发展的历史必然。他洞微察远的卓见予我们以更多的理性启示:首先,近代新学是清代学术内在动因发展的必然结果。其次,西学乃近代新学构成要素之一,但不是惟一要素。其三,康有为汇聚并整合了晚清学术文化的蜕变趋势,完成了由旧趋新的历史转折。然而,民国时期的梁启超对于"新学"却转向了批判检讨,这恰恰反证着近代新学的时代特性与历史定位绝难等同于西学。     

西学与近代诸子学的发展

西学与近代诸子学的发展罗检秋近代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过程。近年来，人们较多地研究了封建儒学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而对儒家之外“诸子”与西学的关系很少论及。但是，就近代学术史而言，甚至是在近代文化史上，“诸子”与西学的关系都占有重要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