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成元吉何以必走玄武门

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秦王李世民率其心腹尉迟敬德、张公瑾等伏兵玄武门,袭杀其兄弟太子建成、齐王元吉,史称“玄武门之变”。“玄武门之变”何以发生于玄武门?陈寅烙先生指出,是因当时守卫宫城的禁军驻于玄武门北的禁苑,尤其因宫庭禁军的骨干所谓“左右屯营”驻于玄武门。夺取玄武门,即可控制宫庭,挟制高祖,取得政变之成功。此巳为治唐史者所熟知,无待赘言。然而我们不禁要问:太宗何以知悉建成、元吉一定要走玄武门而伏兵击之?如果二人不走玄武门,     

李元吉其人

李元吉是唐高祖第四子,史多载其生性狠戾,好田猎,生活奢侈,统军作战多致败绩,亦未参预太原起兵密谋。元吉后因与太子建成勾结陷害秦王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被秦王杀死,时年24岁,其五子亦坐诛,妃杨氏被籍没入宫。史书载事,历来兴者王侯败者贼。因为元吉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于是史书对之颇多贬语。纵观元吉在建唐初期的历史活动,则不难对其得出较公正的评价。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七月,李渊在晋阳起兵反隋,长子建成与四子元吉从河东赶来赴义。后李渊亲率建成与次子世民统军西攻长安,因三子玄霸早夭,于是以15岁的元吉为太原郡守,授15郡诸军事、镇北将军、太原留守等职以镇守太原。这时之太原,北有突厥和割据     

论玄武门之变对唐前期皇位继承的影响

唐前期皇位继承极不稳定，且都经武装政变之暴力途径，盖因受玄武门之变之影响，太宗玄武门之变为那些觊觎皇位的夺权者．提供了成功的先例。     

魏征与唐太宗关系辨

魏征和唐太宗,是被正史美化的人物,是历史上著名的贤臣和英主,被公认为能同心协力、共计国事的典型。果真如此么? 魏征早年的政治生活,走着一条极曲折的路。他先入瓦岗军,后与李密一同降唐。入唐后自告奋勇去山东招降瓦岗军旧部,不幸又为窦建德所俘,不得已拜“起居舍人”,直到窦建德在武牢败迹,他才二次归唐。但遗憾的是,他归唐后并没有很快为李世民所录用,却成了世民的政敌李建成的下属,为建成出谋画策,与世民争夺帝位继承权。据《旧唐书》载,他“见太宗勋业日隆,每劝建成早为之所。”(《魏征传》)劝建成俟机立功,树威天下,扩大影响,结纳“英俊”(《高祖二十二子列传》)。主意挺厉害。在玄武门之变后,建成、元吉惨败身死,魏征亦成败亡之虏。事变后太宗派人把他叫来,厉声斥责:“汝何为离间我兄弟!”当时“众为之危惧”,而魏征却“举止自若”地回答:“先     

“玄武门之变”起因初探

“玄武门之变”发生于公元625年7月2日（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庚申日），发动者是当时仍为秦王的李世民，这场大规模的流血性政变，使初唐格局发生巨大变化。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清除了竞争皇位的劲敌，成功地奠定了其继承大统的基础，继而才有鼎盛繁荣的贞观之治。“玄武门之变”既能抢在李元吉进一步瓜分其兵权之前，先下手为强，完好保存保留...     

唐玄宗杨贵妃五题

唐玄宗杨贵妃五题卞孝萱汉族与鲜卑族混血的李唐皇室，对妇女的贞操问题，不如汉族传统之重视，初唐尤其如此。试举三例：（一）唐太宗之兄建成、弟元吉，死于玄武门之变，元吉妻杨氏入后宫，生子名明。《新唐书》卷八十《太宗诸子传·曹王明传》云：“母本巢王（元吉）妃...     

“玄武门之变”探源

武德九年(625)年六月四日,发生了对唐代历史影响颇大的玄武门之变。这次政变究竟是怎样引起的呢?正史将政变发动的原因直接归咎于建成、元吉,而把这次政变中的胜利者李世民所扮演的角色和“周公诛管、蔡”相提并论。千余年来,这似乎成了不刊定论;后人间或对此提出质疑,然苦于史料不足,对其进行全面分析者甚少。读史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试图对玄武门之变作一全面分析。笔者不敢奢望由此而为定论,只求抛砖引玉而已。     

“玄武门之变”伏兵计考析

由于与李建成在兵力和政治地位的对比中居于劣势,以及李世民８００勇士入大安宫被建成等人察觉,为了杀兄逼父两事万无一失并避免全面内战,李世民采取了宫内伏兵计。收买监门卫中郎将常何和北门守将敬君弘、以及李世民身居“领左右十二卫大将军”一职使伏兵计得以成功。世民及其部属早在武德七年已有伏兵宫内袭杀李建成的初步设想。史载高祖以“天象预言”警示世民实为以建成、元吉状告世民蓄养８００勇士图谋不轨之上表警告世民。使伏兵计得以成功的关键人物常何实为监门卫中郎将,北门守将敬君弘亦为世民同党     

关于玄武门事变真相和实质的探讨

唐初发生的玄武门事变,史学界一般解释为“唐高祖诸子之间为争夺皇位继承权,而进行的一次政变”,实际上这一解释并未完全揭示事变的真相和实质.关于这段历史,正如陈寅恪先生指出“经胜利者之修改,故不易见当时真相”(1).高祖李渊和次子世民之间的矛盾,应是认识这一事变真相的关键所在,但正史中,在这方面多加隐讳,回避.本文试图扰这一关键方面,对事变的真相和实质作一些探讨.     

说唐小说“玄武门之变”考论

说唐小说中的"玄武门之变"虽然在细微处有区别,但其倾向性非常鲜明,即肯定李世民,贬斥李建成、元吉,认为此事件是正义之举.此种倾向性与宋以来的史家之观点以及敦煌话本<唐太宗入冥记>的倾向性迥然不同,体现了明清说唐小说家对"玄武门之变"的诠释与接受.     

简析玄武门之变中江南士族活跃的身影

唐初江南士族虽为亡国之余，但却在玄武门之变的重大历史关头非常活跃，其气质与面貌全然不同于昔日。除了其善属文的才艺天赋，自觉地以最高权力为核心的适应性经营是其时代特征，从而也折射着时代特点。     

中华书局本新、旧唐书一处标点订误

北门兵即北门屯营之兵 ,唐初尚为南衙屯卫的下属机构 ,至高宗时才逐渐独立出来。“玄武门之变”时 ,南衙的府兵既有卫城的职能 ,也有卫宫的职能。中华书局标点本新、旧唐书《尉迟敬德列传》在南衙、北门兵和“南衙北门兵马”诸语中加顿号有误     

试论李勣的为臣之道——以唐初的几个重要政治事件为考察

李勣无疑是隋末唐初的风云人物，他戎马一生，战功非凡，但是他历经三朝，却屡屡能在复杂的政治斗争千荣身自保，无论是翟让李密之争，还是玄武门之变，抑或是太宗托孤、立武则天为后的诸多政治事件里，他往往“徘徊顾望”，即便身居宰相高位，也要“抗表求解仆射”。在他的政治生涯里，一直小心谨慎，这与他金戈铁马的沙场之勇形成鲜明对比。     

明中期以来江南学者的“是非”之论

封建社会判断是非的标准主要是“上之是非”，但明中期以来江南学者提出“是非者，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于天下”和“公其是非子学校”的主张。其主要根源是，明中期以来苏松地区赋税之重和社会变迁使他们对赋税等大是大非问题进行议论、批评，西北水利的失败和东林党人的遭到镇压，使他们认识到是非标准问题的重要，而江南学者之间也有学术交往和思想影响。其是非之论的实质是要求江南富户对国家大事的决定权；他们关心江南民生利病，或者更正确地说，是关心江南“有田者”即富民的经济利益，反对朝廷对东南的经济掠夺。     

鲁迅的历史题材小说创作观

现代文学巨擘茅盾在他为历史题材小说集《玄武门之变》写的序中曾指出:“用历史事实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自‘五四’以来,已有了新的发展。鲁迅先生是这一方面的伟大的开拓者和成功者。他的《故事新编》在形式上展示了多种多样的变化,给我     

论唐太宗皇后长孙氏

太宗皇后长孙氏,长安人,是隋右骁卫将军长孙晟的女儿。她少小的时候就喜爱读书,并深识礼法。十三岁时就入宫为太宗之嫔。武德元年(公元618)封为秦王妃。九年(626)“玄武门之变”后,秦王李世民被立为太子,她被封为皇太子妃。不久,李世民即皇帝位,她被立为皇后。     

汉语史视角下的《淮南子》校释新证

《淮南子》中的部分校释问题存有争议或向无善解，而立足于西汉前期的汉语实际，常会有新的突破。部分校勘问题只有通过西汉前期的隶变字形才可以圆满地解释其形讹路径。在古籍校释中应进一步贯彻汉语史眼光，从西汉词义、字词关系的实际出发，才能更加理性地评价前人争议之是非，并得出更具说服力的新说。     

评儒家视野中的历史之“变”

在儒家的视野中，“变”是历史的通则，历史之“变”具有循“反”而变、变不逾“常”、顺“势”而变、变中求“善”等特点；文章对儒家关于历史之“变”的思想进行了初步的评估     

唐太宗夺嫡与《五经正义》之关系发微

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杀兄逼父,成功夺嫡。事后,出于为自己开脱罪名的目的,他在不同场合大力推崇"逆取顺守",提倡"大义灭亲",重新界定"孝"的涵义。太宗的言行波及同期正在纂修的《五经正义》,在其中留下了深深的时代烙印,并对有唐一代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唐代宦官专权与北军、马政的关系

在唐代历史中,北军之重、宦官专权是两大政治问题,学者们多有精辟的论述。但它和唐代马政都有联系,尚无人披露。本文仅就这一点略陈管见,以求教于史学诸贤。 一 要明瞭唐代北军之重,宦官专权与马政间的关系,首先应该研究唐代北军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即其主力是由骑兵部队构成的。 唐前期北军起源于“太原元从禁军”,为左右屯营驻守于玄武门,归左右屯卫所辖。贞观十二年太宗始置左右屯营“飞骑”,以充实加强北军。据《太平御览》卷300引《逸唐书》说,左右屯营飞骑,“拣才力骁健,善骑射者为之”,“乘六闲骏马”。可证是一支骑兵劲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