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诗中的农具意象

农具意象在苏轼诗中频繁出现,不仅表现出诗人的爱民情怀与忧民之心,同时也是诗人在经历仕途波折后出世与入世矛盾抉择的体现,也折射出诗人儒释道思想相互融合后一种超然的人生态度。     

此心安处是吾乡——以“归”为中心论苏轼对精神家园的追寻与建构

汉字含义丰富深厚,一个“归”字不仅意味着回家,还具备了安顿心灵的文化功能,其本质就是对精神家同的寻找与思考.在宋代大文豪苏轼的诗词作品中,“归”字可谓俯拾皆是,由此可见其焦灼而迫切的心情.“此心安处是吾乡”——苏轼回归到心灵,以心理主义为本体在心灵深处建构起精神家园,平衡调节了长久以来困扰士人的仕隐矛盾,并以丰富深厚、广袤无垠的精神世界抵兑、消解了周遭的苦难与不幸,超越了世俗现实对心灵的束缚与羁绊,向内实现生命的自我挺立.     

吾归何处——论苏轼词作中的“怀归”情结

苏轼一生漂泊,词作中"怀归"情浓,他自问"吾归何处",穷其一生寻找肉体和精神的安顿之所,且分三步完成:第一步,归处明指巴蜀故地,但因功未成、身难退只得放弃;第二步,他或"仙归"以求超尘,或"醉归"以期忘事,然皆是权宜之计,难以真正释怀;最后,他不期"忘世忘情",在"情深为美"的世界中展示一个真实的自己,在诗意的审美的世界里超越现实苦难,于"心归"中品尝百味人生。     

论苏轼创新意识的形成原因

苏轼作为一代文宗师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卓尔不凡的创新意识,这种创新意识源于尚变的民族审美心理的潜移默化,源于四川地域文化的影响,源于苏氏家族门风的濡染,源于时代风会的熏陶,源于前辈名公的奖掖扶持,源于其性格禀赋和后天的造化,源于其坎壈的人生遭际。一句话,是民族、地域、家族、时代、伯乐、个人性格、后天努力和人生遭际等综合因素锻造了苏轼,使其成为穿越古今、生命永恒的文化巨擘。     

苏轼“夜雨对眠”意象阐释

苏轼与其弟苏辙早年寓居京城怀远驿时订下了"夜雨对眠"的盟誓,此后辗转飘徙的仕宦生涯中,他们曾无数次追忆前约,"夜雨对眠"意象成为苏轼兄弟感情的高度浓缩与象征,是二人深厚感情的一种特指符号。在这一意象之下,蕴含着苏轼对仕途艰险的隐忧、对人生流逝的感伤和对归居田园的渴盼,集中反映了苏轼对人生的思考和对亲情的眷恋。     

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轼归隐词探究

从现存的苏轼词来看,苏轼想要归隐的愿望很早的时候就流露于其作品中,并且在不同时期都有所涉及。苏轼想要归隐的愿望是受到多方面影响的。虽然苏轼终究没有彻底地归隐,但是其在从政期间不间断地享受着的归隐状态,却已经让他实实在在地得到了满足。     

“乌台诗案”前后苏轼的变化

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轼因乌台诗案而遭受政治打击,险些葬送性命。此后,苏轼在追求功名和政治思想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功名上,由早年的满腔热情的追逐功名,实现尊主泽民的理想转变为随缘任运且超脱功名;在思想上,由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家思想转变为以道家的无为、齐物论和佛家的通达为主。     

苏轼族类生命意识的来源与特征

族类生命意识区别于"爱国"的政治概念,是人类所共有的,包括族类生存与发展双重含义,并可以脱离国家的政治依托而独立存在的文化概念。中国历史延续至宋代,与中原王朝跨入后期封建社会相对应,汉族与周边民族的政治军事关系开始出现了历史性的逆转,汉族在与周边民族争取政治生存空间的过程中逐步走向劣势。亲身经历着这一历史过程的苏轼在这种民族关系环境的刺激下,结合汉族原有传统中的族类生命观念,以及家学渊源,对汉族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的生存与文化发展的可延续性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并以其强烈的危机意识与不为空言的特点,诠释了他自己以汉族为本位的族类生命意识。尽管苏轼的这种族类生命意识在北宋时代还具有相当的历史局限性,但在今天世界文化交融日益紧密的形势下,对以"中华民族"为整体概念的宏观性族群与世界其他民族的交流,仍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论苏轼黄州词强烈的主体意识

因为乌台诗案而被贬黄州的苏轼,经历了他人生中尤为重大的转折,他对过往的人生进行了深入了思考,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心灵得以提升,他的文学才情得以最大限度地展示。在他的词中,主体意识表现得更为强烈。本文主要从主体意识的寻觅、主体意识的坚持和主体意识的升华三个方面来分析苏轼黄州词主体意识的强烈这一特点。     

论苏轼“诗主理”与“主理诗”的理性自觉

苏轼“诗主理”具有高度的理性自觉和审美品格。苏轼异乎常人的政治、学术使命感，以道自任的人格理想和人文精神，表现在其诗歌创作上的主理意识也就分外鲜明，也形成了鲜明的“诗主理”的诗学理论：“有为而作”说、“言必中当世之过”说、“以奇趣为宗”说。而他在诗学理论规范下的创作自觉，使其“主理诗”的特征也愈发显著，这就形成了其“主理诗”区别于一般政治诗的理性美质，即写实品格、批判精神、议论英爽。     

中国民众"官本位"意识成因探析

政治文明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意识作基础,而中国民众中普遍存在的"官本位"意识,已经成了中国现代化和政治文明建设的社会意识障碍.探析"官本位"意识的成因,意在为克服"官本位"意识的影响提供一种思路.     

试论苏轼的散文风格理论

苏轼是宋代著名散文家。他总结前人散文写作经验，并结合自己写作实践，提出了独到精辟的散文风格理论。本文从“辞达”、“文如其人”、“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多样化，个性化”几方面，论述了苏轼散文风格观的理论基础、现实基础、核心及表现特征。苏拭的散文风格理论，在散文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两汉之际封建士大夫逃逸之研究

王莽秉政以降 ,士风大转 ,封建士大夫群体中的隐逸之风浸盛。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基因 ,隐逸代表了中国古代士人的一种很重要、很有意味的生存方式、生命理念与追求。本文对两汉之际隐士作一个系统的量化分析 ,进而得出仕仍是中国士人生命的基调 ,退隐只是针对于出仕的挫折而兴起的一种暂时性生活态度的结论     

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积极开展民营企业党建工作

本文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是坚持与时俱进;论述了加强我国民营企业的党建,是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大政治任务;探究了我国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的地位、作用和任务.     

《苏报》案与治外法权

《苏报》案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准备时期发生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 ,发生于租界的《苏报》案与治外法权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帝国主义列强为了维护在中国所攫取的治外法权 ,对清政府实行了多方面的限制。清政府为了达到迫害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家的目的 ,竟在自己的国土上同自己的子民打了一场由外国人充当裁决者的荒唐官司 ,其腐朽无能的本质暴露无遗。治外法权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害 ,但在《苏报》案中 ,却在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程度上的保护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家的作用     

流行语中“各种”的新用法

＂各种＂的常规用法是修饰名词性成分,在网络流行语＂‘各种’＋动词/形容词＂结构中,＂各种＂由词组凝缩为程度副词,语用色彩由客观陈述演变为主观评价。     

唐诗的禅趣

唐代是众体兼备的诗的王国，不论是古体、律诗、绝句；不论是史诗、叙事诗、抒情诗；也不论是现实主义的还是浪漫主义的，都留下不朽的诗篇。以山水田园诗为主的禅趣诗虽不在唐诗中占主导地位，但它以精深的哲理和淡泊洒脱的风格，形成独特的艺术魅力，给人以悠远、恬淡、清新的感受，并给以后的诗和诗学留下较大的影响。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切实加强农业院校人文素质教育

探讨了在21世纪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加强农业院校人文素质教育的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明确指出加强人文素质教育是农业院校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由之路。对人文素质教育中存在的学生知识技能结构单一、人文底蕴不足、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差、缺乏社会责任感、急功近利、伦理道德修养差、人文素质教育流于简单化、表面化、形式化等问题及其产生原因进行了研究分析,并针对存在的问题,从转变更新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改革教育体制、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加强校园人文环境建设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论南朝诗歌世俗化的成因

南朝时期,诗歌摆脱了伦理和玄学的束缚,描写日常生活,表达世俗情感,具有浓厚的世俗化色彩。这种现象的形成,决定于诗歌雅俗交替以及诗乐分合的嬗变规律,而由思想、文化、艺术等构成的南朝特定的人文环境则是其中的催化剂。当然,文人素质的弱化也是成因之一。对南朝诗歌风格中的世俗精神应予以客观评价。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意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它不仅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要求,而且丰富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建设具有普遍意义,有着深远的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