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中樗蒲的文化精神

"樗蒲"这一外来的竞技游戏形式在魏晋时期得到广泛的流行,成为体现魏晋士族文人精神风貌和文化品味的重要媒介.在儒家思想势颓,老庄无为自由精神盛行的魏晋时期,樗蒲活动中原有的体现西域民族冒险精神的内涵与魏晋时期士族文人的人生态度融为一体,充分表现出魏晋士人追求刺激冒险、追求个性自尊、自由和放达任性的人格精神.从而体现出任何具体的文化娱乐形式都要受到时代文化总体精神制约这一文化史、社会史发展的基本规律.     

试析汉末魏晋诗歌中的生命情节

汉末魏晋时期,统治者之间为了争权夺势,引发了连绵不断的社会战争,百姓生灵涂炭,在这样一个生命被肆意践踏的时代,不论是普通百姓,还是文人名士,生命都显得脆弱不堪,很多文人志士认识到生命的短暂和宝贵,迫切想要去探究生命存在的意义,在诗歌中表达了对生命流逝的感叹,惋叹了生命的脆弱和无常,这种叹惋和伤感的情怀是汉末魏晋时期文人内心情感的重要表露,充分表现了当时的人们对于生命的无限留恋和追求,也体现了对生命意义的深入探索,标志着这一时期文人的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充满了生命情节和生命气息。     

魏晋的乐赋及当时的看重清音之风

魏晋时期的乐赋为咏物赋中一大类.魏晋乐赋的兴盛前所未有.魏晋赋家在乐赋中表现出看重清音的风气,他们认为清音以"和"为重要的特征之一,具有飞扬飘逸的性格,空灵闲雅的意趣.清音不是孤立地对魏晋文人产生巨大吸引力,而是与浊音相因相济共造艺境,不过由于清音的主要特征在魏晋文人看来颇为符合他们的情趣,所以主张处理好清音与浊音的相因相济关系,以更加显示出清音的美好来.     

挽歌在魏晋时期的演变

挽歌通常是作为死者送葬的歌曲使用,表达生者对于死者的怀念与哀悼之情.但挽歌体制的形成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到东汉时,出现"以挽歌为乐"的现象,尤其是到魏晋六朝时期怪异而复杂现象越来越多.魏晋时期正处于起承转合的重要阶段,出现新的衍变,这与玄学、佛学的兴盛、魏晋文人风尚等有着莫大的关系.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

生命意识包括生死意识和生命价值实现意识。《世说新语》中的魏晋士人是历代文人中生命意识最强烈的庞大群体。吊唁死者时的种种怪异行为 ,表现了魏晋士人对死亡的极度厌恶和强烈的求生欲望。他们把人格的自尊视为生命价值实现的终极目标 ,各种相互对立的人格都在这里发展到了极致。但魏晋士人对社会价值的追求却是历代文人中最微弱、最残缺的     

"相轻"亦或"相重":魏晋文人关系新解

以《世说新语》等为资料,找出"文人相重"作为现象而存在的共同原因,并发现了魏晋时代所赋予这种现象的特殊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还原魏晋文人关系的"原状态".重视"文人相重"等构建性因素的存在价值离不开对"文人相轻"等否定因素的重新审视.通过重视与审视的双重作用,才能打破集体认同所形成的先入之见,才能有利于对文人问题的全面阐释.     

论魏晋士人的生态智慧与生命选择——以《世说新语》为例

<世说新语>集中体现了玄学背景下魏晋文人士大夫崇尚自然的生态智慧与皈依自然的生命选择.他们内在地追求本真、自由的自然之性,外在地建立与自然山水之间共生、亲和的关系,从而导致了违礼越俗的人格个性追求与怡情山水的诗意栖居方式.在"仕"与"隐"之间,"自然"既是魏晋士人所依赖和亲近的生存环境,也是他们的精神、灵魂的寄托与归宿.这种古典形态的生态智慧与生命选择对于当代的生态观念和生态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文人的魏晋传统

魏晋时期形成的中国文人传统,对中国文人品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追求精神上的高蹈与超越,徘徊于庙堂山林之间,逍遥于艺术人生,寄情于诗酒玄言形成了魏晋文人生存的基本状态。研究中国文化的魏晋传统,对认识中国传统文人的人格精神具有重要的价值。     

笔底林泉古镜照神——从山水散文比较魏晋及晚明文人对山水的观照

钟情山水是中国文人的一项重要文化品性,为了以微知著地探究这项文化品性的发萌与成长,特从魏晋和晚明的山水散文入手,运用对比分析的研究方法,考察文人在对待山水的接受程度、欣赏态度、审美旨趣等多方面的差异,以及形成这些差异的深层原因。研究认为,同为钟情山水,魏晋文人在山水散文中表现的是一种发现的喜悦,晚明文人则将生命沉耽山水之中;魏晋文人对山水的态度是崇敬的,晚明文人对山水的态度则是玩赏的;魏晋文人在山水审美中澄怀观道,晚明文人观赏山水时所具更多的是实用功利的现世情怀。导致这些差异的原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首先是旅途中物质条件的不同,决定了旅人对山水自然可能产生的不同感受;第二是受玄学和心学两种不同哲学思潮的影响;第三是两个不同时代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     

1994年以来阮籍诗赋研究综述

阮籍作为魏晋时期的名士,他的言行、创作及思想,是魏晋时期多元化的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表现,他的作品也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因而他与同时代的、不同时代却有相似命运的文人有着共同心声.1994年以来的阮籍诗赋研究,基本延续着研究方法多样化、研究视角多元化,并朝着立体化、层次化的良性势头发展.     

魏晋玄学“自然”范畴的生命本体论意蕴探析

"自然"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主要范畴之一。魏晋时期,玄学美学本体论由自然宇宙观转向了人文本体观,玄学的"自然"主义思想是对先秦时期道家思想的继承与超越。继承方面:"自然"即"道性"本体。超越方面:"自然"即"精神生命"的自由性;"自然"即返归本真存在的生命自觉。魏晋玄学作为人生本体之学,其命意在于精神生命的自由与解放,其目的在于借本体的追问,给生命的自由找一个终极的依据,借对"自然"本体的确认,为无限的、自由的、自然本真的生命作注释,从而使生命返归本真的存在状态,成就个体生命的诗意自然、自由的人生。     

魏晋文人自我概念研究

在魏晋文化人的人格变化中理清中国古代文人的心态变化脉络,进而在魏晋时期特定的历史文化图景中分析魏晋文人自我概念的构成,揭示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因素在这一群体身上的影响,找出他们的自我概念形成原因,对当代知识分子当有裨益     

谈《世说新语》中的僧人形象

《世说新语》所写魏晋时期的僧人共有十九人,他们或学问高深,多才多艺；或能言善辩,长于品评；或睿智敏捷,富于创新；或广涉俗务,注重感情.这些描写,反映了佛学在魏晋,特别是东晋时期在中土扎根的历史事实,反映了魏晋僧人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有较好的经济收入,表明了上层社会精英一士族文人的支持参与,是佛学发展兴盛的根本原因.     

《世说新语》与古代文学的精神史研究

本文欲通过<世说新语>及有关材料的梳理分析,①研究魏晋时期文人精神面貌的深刻变化及其在中国文人精神史和文化史上的重要意义,从而为古代文学的研究摸索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和角度.     

庄子与魏晋文学中的隐逸思想

《庄子》中有关隐逸思想的论述,在魏晋各个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中,都有不同的表现。文章分四个时期,对此作了具体分析汉魏之际的避隐;正始时期阮籍、嵇康的尚隐,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和反抗;西晋时期的以隐为乐;东晋时期陶渊明的真隐。从魏晋文学中隐逸思想的这一发展变化中可以看出文人对人的个性认识日益突出,并逐步确立了人格独立意识。隐居不再是一种逃避,而是他们的人格理想和精神追求。于是文人便有了文学创作的原动力。因而使这一时期的隐逸诗文具有了更丰富、更深广的内涵。     

论《失去的金铃子》中聂华苓对女性解放主题的追问与反思

自"五四"时期到当下社会,女性解放的主题在许多作家笔下都有不同层面的展现。在《失去的金铃子》中,聂华苓用隽永而深切的笔触描绘了故乡三斗坪的风土人情,也用细腻而婉转的调子奏响了女性的生命之歌。聂华苓深邃的思想并未停留在呼唤女性解放的表层,而是探入人性、世事深处,挖掘出女性解放遇到的种种人性问题与人生困惑,寄予了作者深深的忧思与无限期望。     

儒家政教观与魏晋赋格建构

在三国儒运衰微、西晋儒术复振、东晋玄儒消长的过程中,宣扬王权一统、四海归一仍是其间重要的文人心态和文学命题.魏晋咏物赋具有鲜明的儒家“比德”观的痕迹,而其篇幅容量和表现技法又有着异于汉赋的细入、周密、采缛等特点.此外,魏晋的变乱局势激发了文人关注个体生命价值、追求个性自由、独立批判、注重挖掘和表现内在情志等主题,更是创新性的拓展了汉赋言志讽喻的传统.儒家政治文艺观念在流变中不断向魏晋辞赋渗透,并对魏晋辞赋精神气格的建构产生深远影响.同时,魏晋辞赋对于儒学影响的剥离运动也始终存在.魏晋玄儒并济的赋风、东晋玄言赋的兴起与纯自然化笔法的推广,均是其表现.     

嵇康诗歌风格的文化精神探析

嵇康作为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他的文论曾经盛极一时,其诗歌虽存世不多,但因其诗歌风格独特,仍能独步当世。对其诗歌风格进行考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魏晋时期名士风度、玄学思想以及隐逸风气的文化精神特征,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魏晋时期的文化风气,研究魏晋时期文人的精神状态和心理。     

超脱与回归下的人生遨游——庄子自由思想对中国古代文艺的影响

庄子思想追求精神超脱、生命自由.它审视现实社会,探索宇宙根源,其超脱思想开了中国个性解放先河,促成文人个性化和文学作品的丰富性,使中国文人不断反省并超越自我;其"观于天地、回归自然"的思想影响到古代诗歌、绘画及书法各方面,从而使中国文学艺术呈现一种特有的自然之美.     

魏晋儒学对文学的影响及表现

魏晋儒学对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魏晋"文学"、"文章"吸纳儒家政教观,又体现出鲜明的文学化特征;魏晋文学对抒情性的强调,离不开对先秦两汉儒家情性观的继承与发扬;魏晋世儒家学对文人儒家人格理想及文风旨趣的形成影响深远;魏晋儒学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促进了以儒家伦理价值观念为前提的颂美或批判之作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