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明代进士同年录

明代进士同年录产生于成化、弘治年间.通常为该科同年进士自行编刊.初刻后,往往还会重刻,甚至三刻以上,以纪实历.它作为古代的一种通讯工具,具有较强的社会功用,是封建社会推行和维护纲常名教的重要手段.与明代进士登科录一样,明代进士同年录也是研究明代科举制度及明史的重要原始文献,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但二者在诸多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明代进士的姓名及婚姻——以明代进士登科录为中心的考察

明代大体以嘉靖朝为断限,之前进士的姓名多用二字,至成化年间达到了顶峰,之后渐趋于三字。嘉靖以前进士姓名不仅多用二字,且尤喜带“王”旁的字入名,以取其吉祥富贵之义。《进士登科录》上所载姓名,个别进士也可能日后复姓易名。明代进士有两个以上母亲的占总数的20%-30%,而进士本人娶两个以上妻子的占总数的百分之十几至二十几。其中,进士的若干个母亲或妻子同姓氏者占有一定数量,说明当时还存在着同姓或同族的若干个女子嫁给同一个男人的现象。而母亲与妻子同姓氏者所占比例稍大一点,说明这种近亲联姻在当时还是较为常见的。此外,《进士登科录》上所载进士的婚娶情况,统计的很可能仅是正妻,没有包括侧室。     

明代《进士登科录》考误

依据记时更为准确的《明实录》和当事人文集等相关文献,可以确证建文二年、天顺元年、嘉靖四十四年《进士登科录》所载个别读卷官籍地、勋号、散阶之误;把殿试结束后新晋之勋号、散阶载为读卷时就已拥有,当是主要致误之由。依据《会试录》及时人所载当事人的墓志铭,可以确证《进士登科录》所载个别进士的中式年龄之误。其中正统时期1处,景泰时期2处,成化时期3处。进士瞒报中式年龄,当是致误之由。其他方面也存在疏讹,刊刻疏忽和进士误报上三代直系亲属履历当是主要致误之由。     

明代进士登科录的版式、结构及体例

明代进士登科录是研究明代科举制度及明史的重要资料。其版式、结构及体例皆有固定的格式,通常包括五部分:"玉音"即礼部关于本科殿试的奏疏、皇帝圣旨及殿试诸执事官的职名,"恩荣次第"是殿试、传胪、张榜、上表谢恩、诣孔庙行释菜礼及国子监立石题名等一系列活动日程,"进士家状"按名次先后罗列进士本人及其家庭状况,"御制策问"即殿试策题,"进士对策"即第一甲三人进士殿试对策。     

明代登科进士总数考

进士统计是科举制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各种文献对明代进士录取人数记载不一,现在学者对此又缺乏必要的考证,以致不能得出统一而确切的统计数据.充分利用明代登科录、明实录、各科题名记等第一手资料,是获取准确数据的前提.在考证中,必须注意会试录取和殿试录取人数的不同,而进士统计必须以殿试录取为准.依此标准,明代共取进士89科,实际总数为24 595人.     

大数据视阈中的明代登科录研究——以余姚进士家族为中心

信息技术特别是大数据及其相关技术的应用,对文学、史学等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对明代登科录进行数据分析、数据挖掘,能够自动提取整个明代的进士信息。本文以浙江余姚为例,依据登科录自动提取该地可能出自同一家族的所有进士信息。在此基础上,与已经数字化了的方志、宗谱等相关文献结合,最终梳理出进士家族。这一过程的自动化实现,是大数据与明代科举研究相结合的新尝试。     

山东省东明县文物保管所藏明版《万历五年进士登科录》述论

本文介绍了山东省东明县文物保管所收藏的明版《万历五年进士登科录》,并利用《万历五年进士登科录》对《明史》和《明实录》进行了校勘,进而探讨了明代《进士登科录》的文献价值。     

徐州明代进士考

依据史志文献,首次按登科先后次序对明代徐州（包括属县丰县、沛县）、邳州（包括属县睢宁）24名进士之姓名、籍贯、科第、仕宦、行迹、著述等进行考证,对进一步研究徐州地方科举文化具有一定意义。     

明代禹州进士考

河南禹州在历史上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但自南宋以后渐趋"沉默"。考察明代禹州的进士数量,可以了解当时禹州的文化教育发展水平。明代禹州共有进士36名,在河南各州县中居于前列。所有进士中,景泰以前仅有2名,正德和嘉靖年间进士数量则达到了高峰,此后则逐渐减少。     

《登科记考补正》进士史料再补

该文利用近年来出版的唐代墓志及其他墓志资料,结合自己多年的考证,补充了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一书中尚未记载的部分及第时间无考之进士出身者的资料。     

明代科举鼎甲研究

文章根据地方方志、明人文献资料,对明代科举状元、榜眼、探花的任官品级、出生籍贯,作了细致的数字统计,用大量统计材料说明了明代科举鼎甲在录取、产生区域、任官品级等方面的特征。     

明代科举与文人结社

  明代科举与文人结社的关系极其复杂。科举对文人结社的影响巨大,而文人结社发展到一定规模和水平的时候,也会反作用于科举。科举对文人结社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登科士子的结社促进了结社风气的形成,科举制度直接催生文社并推动文社发展,三年一次的科考为士子结社提供了契机,而科考的内容和方式对文人结社也有很大的影响。文人结社对科举的反作用直接体现在科举考试的录取上,间接体现则是在八股作文的文风上。     

明代科举的发展特征与启示

明代科举处于中国古代科举发展的鼎盛阶段,具有以下明显特征:完全与官学教育融为一体,形成了包括科考、乡试、会试、殿试和庶吉士考选在内的五级考试体系以及以科举功名为主、学校功名为辅的层级功名体系,科目单一和考试高度统一,防范和惩治作弊之制空前严密,分地确定解额和录取比例制度合理、完备,实行进士观政制度,规范性、包容性、适应性、公正性和吸引力都空前加强,明中叶后科举功名成为决定士子个人前程和朝廷分配政治资源的决定性因素。这既是科举制自身发展和明代社会内在要求的产物,也是明代统治者统治理念的反映和其高度重视的结果。既对选才和普及儒学文化尤其是促进社会稳定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也带来人力和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败坏和压抑人才、延缓了社会的发展进程等消极影响。     

唐宋派与明中期科举文风

嘉靖前期,王慎中、唐顺之、茅坤等人提出“文宗欧曾”的理论主张,形成了盛行一时的唐宋派。根据茅、唐等人的相关理论,唐宋派对前七子“文必秦汉”主张的反驳,主要是从指导八股文写作的角度立论的。唐宋派“文宗欧曾”主张的提出,目的是矫正明代中期的科举文风。     

明清科举考试的特点

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是中国科举史上的成熟期与鼎盛期,但又是它的衰落期与终结期。与唐宋时期的科举考试相比,明清科举考试具有非常鲜明的特征：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高度一体化;主要以八股文取士;科目高度单一;以程朱理学为指导思想与精神内核;防范和惩治作弊制度空前严备。     

《明史》人物登科年代考误

明代是中国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明史》对人物登科年代的记载绝大多数是正确的,但也有个别错误。从明代进士登科录、进士同年录、会试录及进士题名碑等原始文献来看,这些科年错误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本无该科,另一类是误为他科。     

明代科举三级考试探议

明代科举取士实行三级考试制度,即所谓的乡试、会试和殿试。与三级考试相对应的秀才、举人和进士构成了古代中国独有的学历资格与选官资格。三级考试之间颇多差异,同时又具有极大的关联,尤其在第一、二级的乡、会试中,其各地取解的名额、开科的时间、考试的内容以及服务与服从于科举取士的贡院管理等众多内容,都是深入研究明代科举制度必须和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对明代科举制度研究的许多相关问题的认识和评述,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对明代科举三考试问题的论述来展开的。     

唐进士科考试时间探析

唐代进士科考试时间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明确的问题.本文在对唐代进士科举子申送和省试时间进行考证的基础上,得出了进士科举子在每年的十月份申送,尚书省考试是在十一月至来年三月之间进行的结论.     

明代科举宾兴考述

明代科举宾兴是清代科举宾兴的直接发展源头。在明代初年,宾兴礼第一次与乡饮酒礼分离,成为府州县一级的科举送别及庆贺典礼。明代地方科举经费预算为宾兴礼的举行提供了有力的经费支持。地方社会中,官府拨款及民间捐款设立的社会公益助考基金首次以＂宾兴＂命名,它们尽管在全国各地尚不普遍,但却为清代科举宾兴的普遍设立提供了最佳借鉴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