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宦官养子制度探略

德宗前,宦官收养子嗣之风盛行。德宗时颁布诏令,在收养资格、养子数量等方面加以限制,但却给宦官收养子嗣以制度上的保证,宦官养子在德宗时成为一种制度。养子制度与宦官典掌禁军及出任监军在德宗时的制度化促成唐代后期宦官大权独揽,以致废立皇帝如同儿戏,对唐代后期的政治冲击剧烈。     

中唐宦官专权及对文学的影响

中唐宦官专权持续时间长,影响广泛.面对时局,文人以不同方式参与到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中,或参与政治改革,或发起文体革新运动,弘扬孔孟儒学,维护王政一统,借以振兴士风,挽救时弊.也有部分文人背道而驰,以致在诗文创作中逢迎谄谀宦官.中唐宦官专权使得文人的创作心理、文学发展潮流及文学作品的体制和形态都发生变化.     

晚唐宦官专权的表征、由来及儒生之敌意——晚唐五代文学思想背景研究之一

本文主要探讨晚唐宦官专权状况及儒家文官体系对它的敌意等。本文认为,晚唐宦官专权明显有扶立皇帝、任命节度使和监军等三大表征,其由来是皇帝的有意授权并通过＂四贵＂实施。从社会学看,儒家文官体系与宦官的斗争是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其焦点是政治权力和经济目标;从文化人类学看,前者的敌意源于由竞争带来的危机感和嫉恨。     

世家．文化．文学世家

文化在封建世家的形成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封建世家在形成之后又在一定程度上担负起传递文化的职能,而文学则成为封建世家的文化活动的主体,并由此形成文学世家,且表现出与文学流派明显不同的特点     

南北朝时期河南省的姓氏分布与世家大族

在河南地区的发展史上,南北朝时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当时的姓氏分布与世家大族,真实反映了南北朝特有的社会状况。     

明代宦官与佛教寺院

宦官政治是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明代宦官普遍信奉佛教 ,积极营建寺院 ,是天下佛教寺院重要的檀护力量 ,各处的佛教僧团也呈现趋附宦官势力的倾向。因此 ,这成为明代宦官政治史和佛教史的一大特点。宦官营建寺院的活动 ,有种种复杂的表现形式 ,总体上是借助于皇家背景 ,使其势力由宫廷渗入民间社会 ,其实际意义也远远超出宗教范畴 ,具有了更多的社会及政治影响     

明代宦官与佛教

明代宦官多崇信佛教.他们向寺院布施,礼敬僧人,修建寺院,怂恿皇帝违例度僧建寺,吃斋念佛,逃而为僧,组织养老义会,死后葬于寺院.明代宦官崇信佛教,既有与当时一般民众信仰佛教共同的原因,也有其个人或者说宦官集团的独特的原因,表现为其所处的特殊环境、悲惨而苦难的生活和境遇以及明代的宦官政治等.明代宦官的崇佛建寺之举,使佛教势力得到了一定程度地发展和膨胀,维护和巩固了封建统治;耗费了难以计数的民脂民膏,对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起了阻碍和破坏作用,总体上应予否定.当然,它也有一些积极作用.     

东汉中后期之宦官与社会文化变迁

论及东汉中后期的阉宦集团,以往多将其视为与儒学士大夫相对的邪恶政治势力,少有关注其与当时文化变迁之关系者。在集权专制的中古时代,社会文化变异无不受政治权力的干预与影响。阉宦居于汉末政治权力之中心地位,辖控君权,打击儒学士大夫,在权力争夺之外,必然波及思想文化领域。作为君主的代言人,个别具有学者素质的阉宦人物主持了包括儒家经典在内的文化典籍的校勘;一些阉宦利用职务及宫廷特殊的条件,进行科技与实用工艺方面的发明。阉宦出自社会下层,在本质上与儒家正统思想存在冲突,因而轻视儒学,在宫廷中提倡与经学相抗的异端道术及各种游娱活动,造成了汉末宫廷文化的鄙俗化、市井化。他们培植以才艺之士为主的“鸿都门学士”,客观上推动了当时文学艺术观念的变革。     

宦官政治与明代文学的演进

明代宦官政治严重威胁了传统的士大夫政治,导致宦官与文士之间冲突不断,至后期直接演化为党争之势。延伸至文学层面,文人的命运随着与专权宦官的亲疏远近而波折不定,他们不得不选择相应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态度以适应时局,因此,在明代文学的演进过程中,诸如文学流派的分化与重组、文人群体的结社与设院、文学思潮的复古与新变等环节,都打上了宦官政治的明显印记。     

文学世家的文化意涵与中国特色——以明清吴江沈氏文学世家个案为例

文学世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和文化现象。从对明清吴江沈氏文学世家个案的分析 ,可以见出文学世家这种与文学流派截然不同的文学家群体所具有的丰富的文化意涵 ,以及这种文化意涵从一个侧面揭示出的中国文化特色。     

汉唐时期的孝经学

在汉代,《孝经》曾作为辅经之书,但在中国经学史上,一直有人将《孝经》作为儒家最重要的经典,其因大概有三:一是《孝经》所讲儒学道理,简明扼要,容易把握;二是《孝经》容易由理论转化为实践;三是宣传《孝经》,容易收到教化实效。汉唐时期治孝经学者百余家,主要为两大派:一派为今文《孝经》,以郑氏注(并非郑玄注)为主。一派为古文《孝经》,据称孔安国作传。两派互指其伪,难定是非。于是有唐玄宗御撰《孝经》。此御撰《孝经》,乃是玄宗本人亲撰。     

汉唐间丝绸之路起点的变迁

丝绸之路起点可分为历史起点和空间起点,应该肯定张骞出使西域对于丝绸之路开辟的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但由于各种原因,汉唐间丝绸之路空间起点发生过迁移和变化.作为丝路起点城市的内涵,一般公认西汉时长安为丝绸之路的起点没有争议,但东汉时丝路起点则延伸至洛阳,其时洛阳在中西交通方面的地位首屈一指.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长期多个政权对峙状态和中西交通的发展,造成丝路起点的迁移和多元化,在一定时期洛阳、平城、邺城、长安都曾发挥丝路起点城市的功能.隋唐时长安、洛阳成为帝国东、西二都,在中西交通方面各有优势,并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时有盛衰,共同成为丝路起点的明星城市.     

汉唐时期的"军吏"

先秦时期"军吏"指士卒之上的各级军官.秦汉时期"军吏"的层级有所下移,逐渐指"军将"以下士卒之上的中下级军官了.隋唐五代,"军吏"仍为介于"军将"和"士卒"之间的一个群体,但较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在范畴、作用、地位上发生了某些变化.     

先秦两汉组诗考论

组诗的形成与民歌的传播、朝廷的祭祀活动及文人间的唱和等密切相关.作为一种诗歌形态其有独特的文体学意义和文化学意义.先秦两汉时期是组诗的孕育产生阶段,存诗不多,但在组诗文体的定型过程中起着奠基作用.     

本觉：中国佛教心性本体的根本内涵——汉唐佛教心性论研究之三

印度佛教强调心性的寂止方面,最关心的是空寂洁净的心性不受外界凡尘造成的烦恼所干扰,而深受传统哲学影响的中国佛教则在继承印度心性论哲学的同时,更侧重于心本体的清静与本觉,从直觉认知角度,理解成佛与本体觉性的关系问题,从而在宗教理论与实践上为体验和顿悟佛性找到了一条捷径。中国佛教各派由渐悟而最终都走向顿悟,正是心体本觉说带来的必然结果。     

汉唐金城、西平麹氏研究

金城、西平麹氏在自汉至唐的历史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认为,西汉末,鞠谭之子间避难湟中,改姓麹氏,麹氏形成。东汉末,麹氏通过立功河陇的方式,在金城、西平形成自己的郡望。西晋时,麹氏跻身大族行列,晋末他们在中央政权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十六国时,麹氏分散于诸族政权中。北凉亡,金城、西平麹氏随沮渠氏入徙高昌,并于501年建高昌国,成为高昌国的鼎族豪宗,但西平麹氏并没有受到重视.640年,唐灭高昌,麹氏内徙,自此衰落.南北朝至隋唐在中原发展的麹氏人物在政治上并不太显赫。     

汉唐时期佛经汉译及其特点

佛经汉译的方式由早期的"私译"发展为东晋南北朝时期政府主导的"译场"和译经集团的集体译经,再到隋唐时期官办的翻译馆译经;译本由早期的节译逐步发展为全译;译经主体由以外来僧人为主发展到以本土僧人为主;译经方法由东汉时期的偏于直译到三国西晋时期的重视意译和"格义",再到东晋南北朝时期的"案本而传"和"依实出华",发展到唐代玄奘开创出调和直译与意译的"新译"。     

汉唐“风土记”中的西域风土映像——兼论华夷文化观在汉唐时期的转变

汉唐时期,由于中外文化交流的兴盛,涌现出诸如《高僧法显西行记》、《佛国记》、《奉使高丽记》、《大唐西域记》等大量僧俗士人的西域行纪。这些著作的作者,以亲身的见闻和阅历,记载了大量的异域见闻,对于向中原人介绍异域风俗,促进西域文化在中原地区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借助这种生动的西域风土映像,中原士人传统的华夷文化观念也发生了微调,变得更为开放,对西域文化也更易于理解、认知和接受。     

繁华往事:唐宋时代的商业记忆

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重要时期,坊市制的解体、夜市的兴起,拓展了商业经营的空间和时间,为城市商业注入巨大的活力.唐宋商人社会地位逐步提高,商人及其子弟获得进入士阶层的机会,士商通婚也并不罕见,"贱商""抑商"思想虽然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但的确受到极大限制.文人书帖、文集的商品化,是唐宋商业发展的重要表征,也加深了士商间的融合互动.商人群体中读书人和僧道人士逐渐增多,是唐宋商业发展的标志事件,为我们研究唐宋商业文化史提供了极佳的观察视角.     

王鸣盛论汉唐之际政治制度的得失

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中有大量关于政治制度方面的研究成果。其中有关行政中枢的变迁与皇权的强化,兵权的得失与皇朝的盛衰,汉唐刺史、节度使的利弊等方面的论述,尤其体现出他从政治制度的演变探讨皇朝兴亡得失的治史旨趣。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注重联系历史实际作双向考察。王鸣盛的治史卓识不仅对我们研究封建社会的政治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还具有方法论上的启迪意义,显示其学术思想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