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制度：困境探析与路径探索

社区矫正制度在许多国家的司法改革中都有所涉及，其中美国的社区矫正制度最具代表性。我国进行社区矫正试点已经有六年时间，面对社区矫正带来诸多益处的同时，也不能忽视社区矫正在实际操作中的问题，以期寻求一种改革的有效路径。     

社区矫正本土化若干问题的思考

社区矫正引入中国应当考虑中国的国情,非监禁刑的大规模适用是社区矫正制度本土化的必然要求,而中国非监禁刑比例极低,应当在立法以及司法层面作出改革:第一,将劳动教养轻罪化,基本纳入社区矫正的范围;第二,在刑事司法中引入审前释放和暂缓起诉制度.文章还对当前社区矫正试点中志愿者的角色进行了探讨.     

论社区矫正与刑罚制度改革

社区矫正是矫正机构将罪犯放在社区里进行矫正教育,在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有效地利用社会资源矫正教育罪犯的新型矫正方式.从目前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实践来看,现行刑罚制度还难以适应社区矫正工作快速发展的需要.改革与社区矫正相关的刑罚制度,是保证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     

简论社区矫正制度

社区矫正体现了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是我国刑罚制度改革的发展趋势.社区矫正较之传统刑罚方法,具有正义、人道和效益等价值取向.鉴于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现状,应从更新观念、尽快立法、设立专门机构、改进制度设计等几方面加以完善.     

中日两国社区矫正制度建设比较研究

社区矫正不仅是刑罚制度文明和进步的表现,也是世界刑罚制度改革的基本走势,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从社区矫正的历史沿革、界定及组织架构三个层面分析中日两国社区矫正的异同,研究历史演变背后的法律政策要素、刑罚执行与社会保护的关系,界定涵盖的射程范围、组织构架的功能与效果,以及调动民间力量参与社区矫正的社会价值.提出建立和推动中国社区矫正的法律制度,上移和简化现有组织架构,扩大社区矫正的射程范围,有效减低司法行政成本,为民间参与社区矫正预留空间等对策建议与思考.     

中国社区矫正制度传统元素分析

法律制度的构建不可能摆脱同历史传统的联系,社区矫正制度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应该是民族历史传统的自然言说,因此要想深入研究社区矫正制度,必须对它过去的发展有一些基本的认识。现代意义的社区矫正制度尽管起源于西方国家,但社区矫正在中国并不是纯粹的舶来品。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存在诸多与社区矫正有关的传统元素,其中＂礼法结合＂与＂和合思想＂是中国社区矫正制度的文化基因,而罪犯习艺所、南京国民政府和红色革命根据地开放性行刑处遇则为中国当代社区矫正制度提供了实践基础。     

中国农村社区矫正制度研究——以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为视角

市民社会是社区矫正制度的逻辑起点和赖以形成的社会基础,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是社区矫正制度的本质特征,基于此,市民社会基础的有无就成为一个国家社区矫正工作模式的分水岭.中国农村社会还处于由依附型社会向自治型社会的转型期,远不具有市民社会的风貌,这决定了中国农村社区矫正只能采取“以政府为主导,以村民自治为依托”的模式.这一模式意味着中国农村社区矫正应当坚持走群众路线,因此,要顺利推进中国农村社区矫正,不仅要坚持政府主导,在具体对策上还要注重农村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队伍等社会力量的动员、培育.     

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立法的思考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刑相对的行刑方式.目前,我国逐步在推行社区矫正制度.但是,由于诸多原因阻碍了社区矫正的全面推行.修改《刑法》、《刑事诉讼法》的相关内容,结合我国社区矫正制度试点地区的经验,借鉴国外的先进做法,创制一部统一的《社区矫正法》,以解决目前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存在的问题,推动社区矫正制度的全面发展.     

论社区矫正与刑罚制度改革

社区矫正是矫正机构将罪犯放在社区里进行矫正教育,在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有效地利用社会资源矫正教育罪犯的新型矫正方式。从目前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实践来看,现行刑罚制度还难以适应社区矫正工作快速发展的需要。改革与社区矫正相关的刑罚制度,是保证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     

论社区矫正制度法律体系的完善

刑法修正案(八)改变了社区矫正制度在刑事实体基本法无法可依的局面,但社区矫正制度的法律体系仍然存在着众多的问题,社区矫正存在基本实体法滞后的现象.目前我国没有形成完善的社区矫正法律体系,从不同层次的立法角度来完善社区矫正制度成为一个迫切的现实需要.     

论我国非监禁刑罚制度的完善

我国现行的非监禁刑罚制度亟待完善。一方面,在管制刑中可引入社区监管的内容;缓刑的形式町更丰富,放宽其适用条件,扩大其适用后果,以促进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广泛适用;通过假释观念的转变、适用条件的放宽、假释权的重新配置以及假释程序的完善等措施的同步推进,充分发挥假释在实现刑罚目的上的特殊功用。另一方面,还可增新的非监禁刑罚制度,如社区劳动等。     

被判死缓的犯罪人适用假释之制度检讨

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假释适用对象是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但在司法实践中对被判处死缓的犯罪分子可以适用假释,这与刑法规定不一致。立足于假释制度的立法宗旨,从适用范围、适用条件、假释的排除性条款、考验期、立法学等角度对我国的假释制度进行审视,力求从立法和行刑实践中完善现行的假释制度。     

服务外包——社区矫正制度发展的可能模式

我国的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社区矫正是一种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对社区范围内的假释、监(所)外执行、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等罪犯进行针对性教育改造的手段和方法。目前社区矫正制度在基层司法实践中仍然面临着体制不顺、队伍不稳、资金不足、管理不到位等问题。针对基层司法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从社区矫正立法、管理机制、资金、队伍建设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以服务外包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管制刑制度的改造构想

“以缓代管”现象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颇为常见,其根源在于管制与缓刑这两类刑罚未能清晰区分和有序衔接,并在刑罚执行中多一概施以社区矫正等措施为更科学地运用管制刑罚,有必要对其在适用条件、适用范围等要素构造,以及数罪并罚情形下的适用方法作制度改进。在管制与缓刑的执行制度衔接中,人格调查与评估情况可引入梯度化的社区服务（公益劳动）,在矫正时形成轻重有别的不同层次,从而有助于教育、引导和鞭策反社会性较轻的犯罪分子,并促进其复归社会。     

中美社区矫正执行主体比较研究

目前,我国社区矫正执行主体存在着严重的法律冲突,监狱管理与社区矫正存在着相互脱离的现象。通过对中、美社区矫正执行主体进行比较研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完善社区矫正执行主体提出对策：制定社区矫正法,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将其与监狱法等进行整合,以确定刑事执行法;构建以司法行政机关为社区矫正执行主体的法律制度模式;设立专门的假释委员会。     

我国罪错未成年人司法处遇制度的问题及完善路径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2021年6月1日，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同时施行，这既是我国未成年人事业划时代的一笔，也是对建党百年的一次献礼。在新的未成年人司法语境下，我国罪错未成年人司法处遇制度仍面临非犯罪化转处标准不明确、刑罚执行变更难和分级干预体系不健全等诸多问题，应借鉴域外少年司法先进经验，在国家亲权、儿童利益最大化、恢复性司法理念的指引下，明确罪错未成年人转处标准，完善未成年人缓刑、假释、减刑等制度，充实专门矫治教育措施，使罪错未成年人司法处遇制度更加体系化。      

完善未成年被告人人格调查制度的司法对策——以广州市的审判实践为样本

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引入人格调查制度,有利于深入剖析未成年被告人的犯罪原因,对其采取有针对性的刑罚及矫正措施,从而最大限度增强教育矫正效果,预防重犯。目前我国存在着司法实践中面临的社会调查主体不统一、适用范围受限、社会调查程序缺失、社会调查报告法律性质不明确、社会调查方法落后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和不足,结合作者的司法实践经验,提出了完善该项人格调查制度的若干建议和措施。     

我国假释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通过对假释性质的界定，各国假释制度的比较，指出我圆假释制度在假释的条件上规定过于严格；在假释的程序上受刑人没有主动性;在假释考验期的管束上不周密；在假释的撒消上缺乏具体的操作程序。提出了在假释的对象上应适当的放宽;在执行的刑期上．应区分成年犯和未成年犯;在假释的条件中对“不致再危害社会”作出明确的解释;在假释的程序上成立专门的委员会;在假释考验期的管束上，建立假释监管工作机构;在假释的撤消上应采取法定撒消和可撤消两种形式。     

减刑假释实行申请制之倡导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减刑假释程序是由执行机关提出减刑假释意见书,法院组成合议庭作出裁定。现有制度存在很大不合理性,犯罪人作为减刑假释的直接获益人,被排斥在程序之外并不能保障犯罪人的利益,而且会导致假释使用率被执行机关人为降低。减刑假释本质都应采用权利说,二者本质上并无差别,且优劣互补,只是具体执行方式不同,因此减刑假释应当实行申请制,由犯罪人根据自身情况自由选择减刑或者假释并先行提出申请,执行机关提出意见书,法院居中裁定。减刑假释实行申请制有利于司法机关选择真正适合犯罪人的执行措施,提高犯罪人改造的积极性,使得对犯罪人的改造更加有效、更加彻底,同时也保障了犯罪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