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关系60年的历史脉络与现实态势——以《人民日报》为主要一手资料的立论

自1950年至今,中印关系的发展可以划分为进入蜜月时期、转向对峙时期、走上正常化时期和关系全面发展时期等四个历史阶段,友好合作始终是中印关系的主流。当前中印外交关系表现出"四位一体"的现实特点,即邻国关系、大国关系、发展中国家关系、多边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基于这些特点,两国的共同利益是睦邻和平、共同发展、团结合作、求同存异。面向未来中印关系发展的重点,是加强经贸交流与合作,耐心处理边界问题,不断充实业已确立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内涵。     

中印关系的未来走向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指导中印关系的基本原则与重要法宝,这五项原则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指导并促进着中印关系的恢复与全面发展。中印两国关系的未来走向是:合作的空间与领域更加广阔,在边界问题上双方会达成基本满意的方案,印度新政府将继续推动两国长期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地发展,两国关系进入成熟与全面发展时期。     

中印关系研究50年:多元化的议程和不对称的支点

虽然中印关系研究议程已经从单纯的政治领域(尤其是边界问题)向包括经贸、科技、非传统安全在内的多元化转变,但传统的高级政治研究仍然是主流。依据研究内容、价值取向、研究方法,国外学界的研究大致分为四类成果:即以边界问题为主题、以传统的史学方法为手段、价值取向“一边倒”的“传统研究”;以边界为主题、以史学方法为手段、价值取向发生转向的“价值修正派”研究;以政治学方法为突破口的“后修正派”研究;价值取向相对客观的中印关系史研究。国内学界的研究成果很少,研究方法单一,政治学方法才刚刚起步。中印关系研究的非对称性主要表现在:中外学术研究成果不对称,表现为外强我弱,重心在美国和印度;研究方法不对称,传统的史学研究居于主流,国内学界尤为明显;研究议程不对称,政治关系研究占绝对优势。     

中日复交后日本政界激进亲台势力的嬗变

中日复交后,日本政界仍然存在一批激进亲台势力。这批激进亲台势力是日本政界最活跃的"台湾帮"。到目前为止,这批激进亲台势力基本经历四个发展时期,并且在每个发展时期均做出一些维持或加强日台关系、蓄意破坏中日关系的举动,对中日外交关系的健康发展造成恶劣影响。     

全球化背景下中印关系的新发展

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度日益加强。国际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特别是中印关系,这一国际关系格局中重要的双边关系在全球化背景下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本文旨在对冷战结束后全球化时代中印关系的新发展进行分析和探讨。中印两国顺应全球化潮流,为各自的国家利益使双边的政治、经贸、文化等关系得到新的发展,中印大同(CHINDIA)是中印关系未来发展之走向。     

浅析近期中欧关系困境及中国外交因应

2006年以来,中欧关系陷入了建交以来少有的困境。目前学界对于中欧关系现状的认识主要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一个＂摩擦期和困难多发期＂,另一种则认为这是一个＂调整和转型期＂。而这段特殊时期的形成亦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即表面原因和深层原因。在正确认识这一困境并深刻剖析其成因的基础上,我国也应在外交上借助首脑外交、公共外交、协调合作等方式,推动中欧关系良性发展。     

越南对美国政策的演变及走向

越共"十一大"以来,越南与美国关系发展迅速。越南调整对美政策是其"融入国际"总战略的需要,也是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回应,同时是越南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原则,在新形势下以新思维布局国家外交战略的体现。尽管经贸投资是越美关系发展的推动力,但在双边与多边机制下加强与美国的国防安全合作则是提升越美关系的重要领域。南海问题无疑是越美两国近期合作的战略聚合点,但越美之间存在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等分歧,则是两国关系长期发展需要面临的挑战。越美关系未来会继续深化,但既合作又斗争特点将愈发突出。     

当前中国和印度的关系评析

在国际形势总体稳定与安全和发展危机并存的形势下,中印关系的主流是深化交流合作,在首脑外交、边界谈判和亚洲共识等方面进展良好。存在矛盾与竞争是中印关系的支流,其历史原因主要是中印领土纠纷,现实原因主要是中国领先优势。中印关系发展包含三个维度,在国家层面谋求自主发展,在双边层面增进互信共赢,在国际层面打造亚洲世纪。     

新型大国关系、共同发展与中国外交新理念

"新型大国关系"成为探讨新一届中国政府外交理念的切入点。审视"新型大国关系"论述在中国外交话语中的发展进程,即历史地剖析"新型"、"大国"和"关系"的含义,那么中国外交新理念中更深层次的考虑是"共同发展"。在"新型"意义上,主要是降低不同国家制度对国家间关系建构的负面作用;在"大国"含义上,中国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大国",而是一个通过融入开放性世界经济,从而不断取得发展的社会主义大国。在"关系"层面上,中国持续的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与国际社会是利益共同体。因此,"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要以推进"共同发展"这一外交新理念为方向和指引。     

中印关系发展中的障碍

中印关系应是中国外交的支点之一 ,但印度在中国外交框架体系中的实际地位与应然地位相去甚远。中印关系存在着诸多障碍 ,包括地理环境、边境冲突、西藏问题、印度内政、印度安全战略、印度核问题、中印经贸科技交往、中巴关系、印美关系、印度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等十个方面。产生这些障碍的深层次原因不外乎四点 :自然条件 ,历史原因 ,国家战略和国际环境。中印关系障碍之消除是个长期过程。     

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伙伴关系

发展对外伙伴关系 ,是 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对外关系的突出特点 ,是我国为实现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 ,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所作出的重要选择和重要贡献。中国发展对外伙伴关系的基本特征是 :独立自主、不结盟、普遍性、求同存异、因国而异     

灾难外交：公共外交的危机反应模式

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是一个灾难频仍的世界,如何处理受灾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成为各国外交的重要任务之一。灾难为公共外交的互动提供了平台,促生了以灾难为媒介的公共外交的危机反应模式——灾难外交的产生与发展。灾难外交作为一种新型外交方式,具有灵活性、形式多样性和不确定性等特点,成为冷战结束后国家利益维护和国家形象塑造的重要工具。本文将结合"5·12"四川汶川大地震后各国的公共外交活动展开分析。     

首脑外交视域下的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领导人高度重视中拉关系,拉美国家成为中国外交布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拉关系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本文以中拉首脑之间的频繁互访为线索,对中国领导人三次访问拉美及中国—拉共体论坛的创立进行研究,从"命运共同体"、大国外交、多边外交、经贸合作四个维度论述了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基本内涵。     

强制外交:西方国家军事外交的核心内涵——兼论中国军事外交不同于西方强制外交的哲学基础

西方国家的军事外交的核心内涵是"强制",表现为"强制外交"。而中国军事外交概念则突出"交往",中国把加强互信、促进真正的和平作为军事外交的根本目的。西方国家军事外交建立在人性恶和权力政治基础之上,因此其内在表现则具有很强的胁迫性,而中国的军事外交则是建立在"善"的传统儒家交往思想,以及当代中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基础上,实践中具有多样性、平等性、互利性、合作性和预防性等特点。西方国家把正常平等的军事交往或预防性的军事外交作为策略考虑,通过军事外交达到了解对手并最终控制对手的目的。而中国的军事外交通过交流和合作的方式,谋求国际社会的共同合作和共同发展,把安全和发展结合,把自身和外界利益紧密联系,彰显"不自生,故能长生"的战略智慧。     

特朗普政府东南亚政策的调整

奥巴马政府提出"再平衡"政策,将东南亚地区作为政策实施的支点,对该地区的关注在美国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美国-东南亚关系由此获得大幅提升。特朗普就任以来,美国聚焦大国竞争,忽视东南亚地区;对外战略中坚持"美国优先",在对东南亚外交中多以自身关切议题为导向;多边主义在美国东南亚政策中被弱化,偏爱双边主义的特朗普政府以修复与泰国、菲律宾的盟友关系及打造支点国家为重点;在军事领域,美国以更大热情介入东南亚地区。区别于奥巴马时期低调处理民主、人权议题,特朗普政府内部官员在总统本人不热衷这一议题的情况下,依旧没有放松对东南亚国家民主、人权状况的审查。政策上的诸多调整导致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可信度下降,经济和外交中弱化的多边主义限制美国-东南亚互动空间,而不断强化的军事存在反而使东南亚地区安全形势复杂化。即便"印太战略"突出东南亚国家和东盟的重要性,但未来美国东南亚政策是否能真正体现这种重要性值得关注。未来一段时间美国-东南亚关系很难再重现奥巴马时期的"热闹"景象,这为中国-东南亚关系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战略空间。     

体系、利益与信任:中印战略关系思考

在中国的周边安全战略中 ,印度的地位十分特殊。中印关系的发展是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的重要因素。妥善处理两国关系中的利益与矛盾、分歧与共识、竞争与合作等问题 ,使中印关系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 ,对于未来亚洲乃至世界的稳定都有重要意义。基本上 ,中印关系的发展将受到多极框架、利益驱动、崛起前景和信任建构四大因素的影响。     

普京执政时期的俄罗斯外交特点

2008年5月,执政8年的普京结束总统任期,转任总理。8年来,俄罗斯不仅综合国力得到加强,而且对外政策也逐渐成熟、地缘战略日臻明晰,对世界政治和国际格局的影响亦不断增强。这一时期的俄罗斯外交实行"国家利益至上"的务实外交;对西方态度日趋强硬;依靠能源优势,打"能源外交"牌;开展全方位平衡外交,大力推进独联体各国关系发展并确保俄罗斯的主导地位,稳定和提升中俄关系,在欧亚大陆推行具有新特色的外交。俄罗斯外交的这些特点不会因为普京改任总理而改弦易张。     

“天赋使命”与美国外交

"天赋使命"神话根深蒂固于美国白人文化中,深深地影响着美国人对外部世界的看法与态度.当美利坚合众国作为一个主权实体开始发展与其它国家的外交关系时,这种观念对政府决策者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在美国对外政策中体现出来.本文拟从"天赋使命"神话的历史根源、对美国各时期外交政策的影响和所受制约因素第三个方面来探讨"天赋使命"论与美国外交之间的特殊关系.     

中印边界问题的前世今生与中国的和平发展

决定中国和平发展国际成本的主要有两个国家,即亚洲大陆之外的美国和大陆之内的印度。棘手、复杂的中印边界问题,对于中国的健康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印对于英国统治印度时期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的态度和处理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妥善应对这一挑战,不仅是亚洲大陆乃至整个亚洲和平发展的重要前提和保证,也关系到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战略的进程。因此,把边界问题的过去、现状以及与此相关的问题梳理清楚实属必要。近年来印度外交日趋灵活,力图"实""势"兼谋,博取更大利益,这对我国来讲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我们应抓住各种有利时机,排除干扰,在继续有效管控边界问题的同时,积极争取推动中印关系全面发展,为中国的和平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试析土耳其的反美主义

反美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或行为,在土耳其有其独特的演变轨迹和表现形式。一战后土耳其与美国的外交关系以民间交往为主,到冷战时期双方建立了同盟关系。但由于两者在地缘政治上的分歧,土耳其国内产生了反美主义。在冷战结束后,土耳其反美主义在社会各阶层中爆发,反美主义的内容泛化,并成为政治动员的工具。土耳其反美主义的根源在于美国的全球霸权与土耳其的安全需求之间的矛盾,美国地区战略与土耳其区域外交诉求的矛盾,以及美国文化与土耳其本土文化的冲突。土耳其反美主义就其本质而言是土耳其通过民族主义话语和实践对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的反抗。从其特点看,土耳其反美主义的驱动力是捍卫国家利益,其精神内核是民族主义。当前土耳其反美主义的发展有利于正义与发展党的统治,恶化了美土关系,增添了中东局势的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