枚乘卒年与枚皋生年新考

枚乘约于文帝后元七年与或景帝前元元年去吴游梁,景帝后元元年返回淮阴,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卒,时年约七十三岁;枚皋生于景帝前元元年(前156),武帝建元二年上书梁共王后为郎,建元四年获罪后逃亡长安,元光元年(前134年)遇赦,并上书自荐,以赋才为郎。     

释“年”

古人先后分别用"岁"、"年"表示地球围绕太阳一周的周期,即一个回归年,也就是阳历;"年"的概念确立后,古人又确立了"纪年"法;且对"年"的划分也经历了二时、三时、四时制的过程。     

论《史》、《汉》重叠部分的思想内容和语言艺术的差异

《史记》和《汉书》,是历史巨著,也是散文巨著。一些评论者认为,《汉书》武帝以前的纪传,是“承袭”、“直抄”、“照搬”司马迁的《史记》,很少改易,如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说:“《汉书》的文字,武帝以前事,大抵直抄《史记》文字,很少更动。”这当然有一定道理,因为《汉书》中有五十多篇文章的取材与《史记》相同,并且有很多地方确实用了《史记》的原文。但是,我们如果把《汉书》与《史记》的重叠部分仔细对照,就不难发现班固往往在关键之处,通过增补、删削、易位、改写等多种手段,在不太露痕迹的情况下,改易了《史记》的一些基本观点和文章风格。     

西汉“太常郡”创置时间新探

关于太常郡产生之时间范围,周振鹤先生认为在景帝中元六年至武帝末年之间,孔祥军则认为当在汉初。文章通过对汉景帝初“二十四郡、十七诸侯”记载的分析,从而证实从汉初到汉景帝初诸郡中并不存在太常郡,并进一步将太常成郡的时间限定于景帝二年之后到武帝末年之间。太常掌郡的意义在于,太常以中央大员身份参与地方事务,从政治制度方面看,显示出中央与地方分权的不明确;从另一方面来说,也可以看作是景帝以来君主加强中央集权的产物。太常郡在元帝时废除,是对历史错误的纠正。     

有些封建帝王为什么不建年号

我国古代的封建帝王一般都采用年号纪年,但有几种情况例外。第一种是年号纪年始于汉武帝,在汉武帝以前,国君即位只采用王号纪年,不建年号,如秦始皇二十六年、汉王元年。第二种是出于“奉正朔”或重前代帝王的原因,不另建年。如五代时期的吴越,先后梁、、晋、汉、周、宋的年号;后周的代皇帝,都采用“显德”这个年,也不改元。第三种是借助盛世帝王的威震慑百姓,袭用旧年号。第四种是帝王在位时期短,来不及建立新年号。第五种是有个别朝代搞复,恢复周代不建年号而采用王纪年的办法。王号纪年比年号更方便一,但西汉以后,封建帝王们出于治需要,即…     

论历史纪年中子虚乌有的“高后”八年

现在所通行的所有的《中国历史纪年表》在西汉惠帝后和文帝前都编排有＂高后元年至八年＂,这与中国古代以帝王在位时的年数或年号为纪年方式是相违的。在汉高祖刘邦死后到汉文帝刘恒即位的这15年中,＂高后＂吕雉确实有差不多15年的实际执政史,说她是一个没有名号却有实权的中国第一位＂女皇帝＂名副其实,但她确实没有哪怕只有一天或者名义上的帝王称谓。在这15年间,先有惠帝刘盈七年,后有刘恭、刘弘两个＂少帝＂八年。只是因为刘氏功臣集团发动宫廷政变、推翻吕氏集团后,担心身上流有四分之一吕姓血液的小皇帝长大后报复,为了自身的利益,便诬说他们＂皆非真孝惠子＂而予以斩尽杀绝。司马迁明确指出这是＂阴谋＂。我们在编写《中国历史纪年表》时应当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以＂少帝＂刘恭四年、＂少帝＂刘弘四年取代所谓的＂高后＂八年。     

“庆历新政”时期的谏言

“庆历新政”前的谏官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进谏纳谏的记载可谓史不绝书。不过,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封建政权机构中并无谏官之设,《汉书·百官公卿表》里虽有“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谏议大夫”的记载,然而     

清末“纪年”论争的历史考察

清末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皇帝年号纪年方式提出了挑战,围绕着解决当时现实政治困境和遵循世界发展＂公理＂的思想内核展开了论争,展现了不同群体知识分子的政治主张,加深了知识分子对纪年的基本功用及纪年必然会趋同于世界标准的认识。清末的纪年论争对之后中国纪年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翦商之志”的落实：再论晋武帝的建政地理模板

魏晋嬗替,四镇→八都督区→十六州是基于不同层面对晋帝国＂天下＂的三次界划,彼此之间是一种平行、而非隶属的关系,这是晋武帝的第一块控制结构,此外,晋武帝又用＂封国＂与＂五等爵＂之制布置了第二块、第三块控制结构。三块控制结构合为一事,即树立＂藩屏＂体系。＂八王之乱＂就是在武帝＂经制＂下受到遏抑的第一群人与武帝暮年改动＂经制＂时受到边缘化的第二群人之间,基于武帝遗留的＂藩屏＂体系（尤其是＂四镇→八都督区→十六州＂的多元复合控制）乃至政治文化论说,因缘附会,燃起的政治斗争风暴。而武帝临终前排挤异姓功臣这个事项反过来汇流于前述两群人的动乱中,加速了晋帝国的沦落。从汉唐史宏观角度看,晋武帝遗留的帝国政治地理模板影响巨大,值得重视。     

从古汉语看“以前”、“以后”的运用

＂以前＂、＂以后＂出现最早、用得最多的是单方向地限定时间和历史范围。先秦时期,很少使用＂以前＂和＂以后＂,多数时候是使用＂之前＂和＂之后＂。两汉以来,＂以前＂、＂以后＂虽然比先秦时期用得更多了,但＂之前＂、＂之后＂也同样经常使用。特别是＂之后＂,在《史记》以来的历代史书里,往往用得比＂以后＂还要多。现在也使用＂之前＂、＂之后＂或＂前＂、＂后＂限定时间范围,但表义却随便安排。＂前＂、＂后＂是方位词,无论＂前＂、＂后＂还是＂之前＂、＂之后＂,表达具体的空间方位都不包括分界点在内,表达时间也不包括分界点在内。这些例子＂之前＂、＂之后＂和＂前＂、＂后＂加括注＂含＂什么什么,是违背本义和本来用法的,都应该纠正。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如果＂以前＂、＂以后＂是以短时甚至瞬间所发生的事件为分界点的,往往不包括这个事件在内。作为分界点的事件标志旧时期的结束,新时期的开始,用来表达旧时期的＂以前＂更不能包括分界点在内。     

“岁在”纪年辨伪

在《国语》和《左传》(汉以前为《左氏春秋》)中,都有一些“岁在某次”的记载,一向被人误认为先秦的岁星纪年。《周语》铸无射章有一句:“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则我有周之分野也。”往往被当做周初的天象实录,用为研究克商之年的史料依据;可是,各家据以考证出来的绝对年代,不但是互不相同,而且都经不起史事的检验。其原因所在,除了各家应用的历谱和方法不同以外,还在于谁都不曾认真地考察一下“铸无射”章,到底是先秦的著作呢,还是后人造的伪书;也无人探讨“岁在某次”的来历,它到底创制于那个朝代呢?伪“铸无射”章是汉人编造的,笔者已有论述,现在再谈谈“岁在”纪年。     

汉武帝并未“罢黜百家、独尊孔子”

人们长期以来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孔子”或“独尊儒术”,是误记了班固的《汉书·武帝纪赞》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而臆说的。司马迁和武帝同时,他在《史记·孝武本纪》中实事求是地说:武帝信方士、搞封禅大典,“而颇采儒术以文之”。但群儒的意见不能使他满意,他就“尽罢诸儒弗用”了,这是实录,并无“独尊儒术”或“独尊孔子”之措施。 班固说的“罢黜百家”,系指武帝初即位那一年,选拨了一部分“贤良”来京,丞相卫绾发现“贤     

从“不谢私门”说开去

《三国演义》中有这样一段令人感慨的故事:晋国大将羊祜,病后再三向晋武帝司马炎推荐杜预接替自己,然后再把荐稿烧掉。晋武帝问他:"举善荐贤乃美事也,卿何荐人     

公元、干支纪年简易换算法

公元纪年和干支纪年,在文史著作中经常遇到。不少人物、事件以及诗文的系年是用的干支,反求公元纪年颇费时力。同样,由公元纪年推求干支纪年也很麻烦。从事社会科学工作的人,掌握公元、干支纪年换算法,可以节省翻检年表等工具书的时间,收到事半功倍之效。笔者在原有较复杂的推算方法的基础上,于实践中发现一种新方法,     

《左传》“基点前时”词语研究

本文对《左传》中用以表示＂基点前时＂的词语进行了考察。研究表明,《左传》＂基点前时＂词语可分为两类,一类表示基于说话时间的＂过去时＂,另一类则表示基于旁白所系纪年的＂相对过去时＂。表示＂过去时＂的时间词语存在意义上的细微差别。从句法功能上看,表示＂基点前时＂的时间词语可以在句中充当状语、定语、宾语或介词宾语。     

中国文学史通用教材纪年转换上的疏漏

中国文学史通用教材纪年转换上的疏漏目前高校文科通用的游国恩等五位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教材中所提到的一些人物生卒年，有的用年号纪年，有的用公元纪年，有的两者兼而有之。这样就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即年号纪年跟公元纪年相互换算的过程中，农历（年号纪年）的...     

清末民初“纪年”论争的宗教性因素

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对中国应采用何种纪年方式展开了激烈论争,纷繁各异的纪年方案都呈现出追求世界发展＂公理＂的取向,在此过程中,宗教性因素作为西方思想资源用以佐证不同纪年方案的合理性。而到五四时期,这一状况却根本改观,宗教性因素又成为知识分子对世界＂公理＂认同的障碍而被抛弃。这一转变是多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     

江苏汉代诗歌之“楚调”“乐府”研究

汉代诗歌承楚调,高祖、武帝皆以楚调歌咏,风气历被两汉宫掖而不衰,遂有鲁迅“汉宫楚声”之说。江苏汉代诗歌首推《垓下》《大风》,二者皆楚调。较诸“刘项原来不读书”,武帝雅好诗赋,所作歌诗亦多为楚调,能兼蓄慷慨之音、缠绵之旨。汉代江苏《乐府》诗按《艺文志》所列,民间歌诗目次中有“《吴楚汝南歌诗》十五篇”。《杂歌谣集》所收多出自刘向所采佚名古歌。     

武帝旌旗在眼中——汉赋的武帝书写及其省思

汉赋的兴盛与武帝的关系非常密切,汉赋作品中对武帝人物图像的呈现尤其值得关注。在汉赋创作中,自司马相如《上林赋》对“天子校猎”的描写,其中内涵的武帝“尚武”的形象,到扬雄《长杨赋》对武帝朝“武事”如抗击匈奴战争的具体展示,以及东汉京都赋对武帝作为的得失评价,又喻示了对其形象构造由武仪、武事到武功的变迁。而其中牵涉到的庙制建毁的争议,礼德思想的省思,又是赋家视武帝为一重要的历史坐标,并予以文学化的书写。     

论汉代“以经义决狱”

汉昭帝始元五年春的一天,长安城内,一位身著黄装的男子驾着一辆黄犊车,径直驰到未央宫北阙,对公车司马门内的官员说:“我乃卫太子也”。官员们一听,大吃一惊。武帝的卫太子早在九年以前(征和二年八月)就遭巫蛊之祸自杀身亡,怎么又出来一个卫太子?他们不敢怠慢,立即禀报宫中。昭帝听了,也极感意外,便传令大臣们前往北阙辨认真伪。卫太子再现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京师,不多久,北阙外便聚积了数万围观的吏民。未央宫里也十分紧张,右将军王莽勒兵北阙,以防不虞。丞相、御史等大臣见此人模样与卫太子无异,一时难辨真伪,谁也不敢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