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吟咏情性”作为古典抒情诗学主轴的地位

吟咏情性在中国古典诗学的抒情理论系列中具有主轴性的地位.“吟咏情性”以情性哲学为基本的发生条件,它是先秦以来一般的、群体诗学的言志、抒情说向个体诗学的抒情理论的发展.汉魏文人诗发源于言志,并发展出缘情之论,南北朝时期,情性为本的诗学思想开始确立,言志缘情之外,时人多以“吟咏情性”称作诗之事.唐人诗学接受《大序》变风变雅及南北朝的情性之说,其对作诗之事的基本标述即为吟咏情性,并且赋予传统情性论以重视个性、崇尚自然等审美观念.唐人诗学虽崇尚教化之旨,但基本的立场在于“吟咏情性”的变风之作.宋人的情性论与个体伦理本质相结合,是宋诗重理的思想根源.明清诗家仍沿传统的情性之说,以情性为诗歌之本,其中又有强调个性自然抒发、重视灵感与创新的性灵派之说.     

驻守与超越--李商隐诗学观论略

李商隐提出"属词之工,言志为最"的诗学观点是对儒家传统诗学观的继承与驻守.然而他的诗学观更多的是对儒家传统诗学背离主张"直挥笔为文",与儒家传统诗论的"主文而谲谏"观点是有明显区别的;重视诗歌缘情功能,提出"咏叹以通性灵",强调抒写性灵,反对文以载道,有意与"圣道"礼义相对;提出元气自然论,重视"真"与"美",倡导以情为文,体现其对儒家道统思想的超越.     

论书法艺术

古代书家有所谓“书者,心之迹也”的说法,认为书法可以“达其性情、形其哀乐”,起到“发人意气”的作用。明代祝枝山说得更具体,认为“情之喜怒哀乐各有分数,喜则气和而字舒,怒则气粗而字险,哀则气郁而字斂,乐则气平而字丽。情有轻重、     

一文抒“三情”,谋篇独匠心——《纪念刘和珍君》教学笔记

《纪念刘和珍君》是一篇抒情散文。它不是抒“喜、怒、哀、乐”之情中的一方面,而是熔“哀悼”“愤恨”“激励”之情于一炉。通览全篇,不难发现,作者在抒发上述“三情”时,并没有三分笔墨,而是以“哀悼”烈士之情定基调,作引线,泼墨于“愤恨”反动派之情上,归宿于“激励”革命者之情中。全文以作者的感情贯穿始终。感情的抒发,向横向展开,向纵向深入。     

庾信"性灵说":中国个体诗学与"文的自觉"的成熟标志--兼议"性灵说"与中国诗学的主体间性

以庾信“性灵说”为代表的南北朝诗学理论与实践,标志着中国个体诗学和“文的自觉”的成熟;“性灵说”与现代美学中的主体间性有异曲同工之处;‘性灵说”所昭示的中国诗学的主体间性反映了中国本土美学固有的主体间性特征,它是中国传统美学与当代世界美学的接轨点。     

章学诚与袁枚诗学差异发微

章学诚对袁枚的批判,有来自诗学思想差异的因素.章学诚诗学思想中重视诗艺、重视性情的观点与袁枚性灵诗学似是而非,章学诚重诗艺而要求考察"诗之意义",提倡性情而又反对袁枚重视男女之情,这些差异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根源于才性论基础的不同的自我身份认同.     

悲哀之美的历史投影--重读民初哀情小说

苏曼殊的哀情小说有对悲哀之美的艺术追求和审美指向,并赞颂因爱的死亡.<昭明文选>以哀伤为特色,其以悲哀之美所建立的审美范式奠定了中国文学的主要美学基调.通过哀情小说这个形式,时代的情绪与悲哀之美的审美传统找到了契合之点.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是蕴含了几千年历史中某类文化内涵的符号,也是民众某类情感的代言者.<玉梨魂>等哀情小说以诗化和雅化的手段强化了才子和佳人的悲哀,达到了本质意义上的悲哀之美.     

袁枚“性灵说”论略

本文具体分析了“性灵说”形成的基础,袁枚倡导“性灵说”的原因,“性灵说”的主要内容与观点。认为“性灵说”把诗歌创作与个性自由的要求联系起来,强调个体意识,肯定感性欲求作为一种新的人生价值观念对以传统儒学为主体的伦理价值观念的取代．反映出一种要求解放传统束缚和文学自由的倾向,在清代诗歌史上具有承前启后、扭转诗风的重要意义。     

陈师道的诗学观新论

关于陈师道的诗学思想,学术界过去主要讨论的是他对黄庭坚江西诗派理论的继承,这严重低估了其诗学思想的深度。在传统哲学体用、本末范畴的影响下,陈师道形成了自己相对系统和完整的诗学理论体系。具体说来,在诗人本质论方面,陈师道力主德本才末,强调诗人的伦理本质;对于诗歌的本质,陈师道标榜"吟咏情性";而在诗歌艺术表现上,则又主张兴感寄托。这些内容构成了其诗学观的核心内容。     

发愤不平--论性灵说的生命意绪

性灵说的核心离不开人的情感精神,是以人的生命表现为根本的,以袁宏道、钟惺、袁枚等性灵说代表性人物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司马迁“发愤著书”引论,以屈原与性灵说的联系比论,进而指出,性灵说生命意绪中的“发愤”强调的是“势不能遏”的倾泄,“不平”在本质上为自我存在自然而有的情绪反应,意义重心落在自我个体之上,其总体精神是偏离政教的,并以此区别于传统诗教。     

赏心悦目俗而近雅——品鉴湖南花鼓戏的乡土韵味

湖南花鼓戏是极富湖南文化底蕴和民俗风情的地方戏剧,其表现出的浓郁醇厚的乡土韵味,深受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喜爱。湖南花鼓戏独特的乡土味主要表现在＂题材的乡土根＂＂语言的乡土韵＂＂装束的乡土色＂和＂音乐的乡土情＂等四个方面。特别是湖南花鼓戏的音乐语言,它最充分地表现了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最直接地融入了农民喜、怒、哀、乐的乡土情。     

论《世说新语》的情感世界

儒家抑情,道家忘情,世说重情,《世说新语》刻画了众多风流人物,展现了人物丰富细腻的情感世界,深情、任情、哀情等,情占据了心的主导地位"。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晋人对亲朋好友,对天地万物,无不充满着深情,可谓"一往有深情"。在诸多种类的情中,主要是哀情,哀叹生命的短暂,人在时间面前的无可奈何,人亡、物亡、生死之别的悲情、万物匆匆一瞬的哀情。     

孔子之“乐”的论域、呈现及支撑

当代中国对生活持悲观焦虑情绪者众多,回望我国传统文化,孔子的积极乐观精神具有启发性,值得借鉴。孔子之“乐”属于“情”的范畴,儒家之“情”有两个维度：群体之情与个体之情,孔子对个体之情论述更多。“乐”是“情”落实到现实层面的外在表现,是个体的情感体验,呈现为道德情感(孔颜乐处)、审美与道德情感的融合(曾点气象)、日常生活之感性情感(无私忧、乐观)三部分。孔子乐观是因为有坚定信念的支撑,这种信念进一步细分为“志为君子”和“尽人事以待天命”。这样的信念在今天依然不过时,即使建立其中一条,也能支撑起人的乐观精神。     

朱熹理学世界中的性情论

朱熹注《中庸》时,追求义理上的贯通,发明“中和新说”,明确指出“中和”乃兼言性情,“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朱子在贯释孟子“四端”、“四德”说时,也依循伊川的思路,作出了性情论的理解。朱熹的性情论说解,是针对佛禅的“反情”、“恶情”说,李翱等人的“灭情”说而提出的重情的主张;而其“心统性情”论中的“心”,则为一种“有限心”,须“持敬”、“格物致知”,才可达于“理”,这也同佛禅之“心”及受佛禅影响之“心即理”说划清了界线。     

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文学形式论研究

文学形式是诗学范畴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文学形式问题的认知关系着一种诗学形态对文学本质、发展规律等重要问题的判断。五四新文化运动诞生的契机正是胡适等人意识到了中国传统格律诗学在语言和文体方面对文学发展之束缚,从而提出了革新中国文学的必要性。受其影响,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亦在汲取和整合中西诗学资源的基础上,提出从"内形式"和"外形式"两个方面来重新建设新的文学形式。     

“一大关捩”：晚清诗学的生存态势及其诗学观念转变的多重面向

道光年间,诗学观念出现了严重分裂;诗学观念的盛世镜像在诸多方面仍然得以延续,但已明显受到“性灵”说等诗学观念的讥弹。面对晚清诗学观念的重建议题,“弥宋”诗学试图在传统诗学范围内寻找解决矛盾的途径,但在本质上并没有越出传统诗学的藩篱;而龚自珍、魏源以他们所保有的“今文学”价值体系生发出一种批判诗学,形成了批判与干预社会现实的诗学价值立场,确为晚清诗学观念的转变提供了新的发展面向。     

让生活多一些乐趣和欢笑

每当我们观看一出喜剧,或欣赏一段精彩的相声,或听到一则富有奇趣的幽默笑话,你会开心一笑,甚至欢欣捧腹。这嬉笑之间,会使你情绪兴奋,精神激越,消除你大脑的疲劳,烦闷顿减,心情为之舒展欢畅。 欢笑有益于健康,这是人们的生活体验。人有七情:喜、怒、哀、乐、惧、恐、忧。我国著名的《黄帝内经》说:“怒伤肝,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唯有     

黔中文献关于诗与情性关系之诸种观点评述及其理论价值论衡

诗与情性之关系,历来就是传统诗学研究的重要问题。本文在古代"诗学大传统"之参照下,研究黔中"诗学小传统"中关于诗与情性关系,讨论"诗本情正"与"诗本情真"之内涵,以及真情、正情之特点,和培育、锻炼真情、正情之不同方式。以为黔中"诗学小传统"不仅传承"诗学大传统"的种种观点,而且在特定的地域环境之影响下,形成了一些独特的观点。     

谈教师情绪的有效控制

人的情绪 ,是指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对客观事物是否符合自己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态度体验。一般来说 ,符合、满足人的需要的客观事物 ,会使人产生满意、愉快、喜爱等的情绪体验 ;反之 ,就会使人产生不满意、不愉快、憎恨、忧愁等情绪体验。情绪通常有喜、怒、哀、惧等表现形式。“喜”也即快乐 ,指人盼望的目的达到后继之而来的紧张解除时的情绪体验。“怒”即愤怒 ,指由于遇到与愿望相违背或愿望不能达到 ,并一再受到妨碍情况下产生的不良情绪 ;特别是在所遇到的挫折是不合理的或被人恶意地造成挫折时 ,人最容易产生愤怒。“哀”指悲哀 ,指人所…     

论英汉语文学作品中水的意象情感“乐”

水作为一种自然物质进入人们的文化视野,经历了漫长的民族文化积淀而成为一种独立意象存在于英汉语文学作品中。人生充满喜、怒、哀、乐,“水”亦蕴涵同样的人情韵味,“乐”是其主要特征。“喜中品乐”反映出中国“天人合一”的整体功能宇宙观,“怒中取乐”显示了西方“天人分离”的宇宙观。“哀中求乐”则是中西古人面对神奇的大自然发出的无尽感叹,是中西文化的自由追求——逍遥游与荒诞的完美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