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祥瑞灾异之说与谶纬流变

祥瑞谴告,在孔子思想中已有萌芽,但到董仲舒这里才上升到理论化的高度,在“天--地--人”相统一的宇宙结构体系中获得准逻辑化的论证。天人感应的思想是祥瑞灾异之说的理论来源。祥瑞、灾异与人事行为尤其是政治得失之间存在着因果关联,为政的好坏直接能够感召出祥瑞、灾异。流行于西汉末并兴盛于整个东汉时代的谶纬就直接继承了董仲舒的感应、灾异之说,在综合网罗了古代各种方术之后,竟发展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纬书中有许多地方甚至直接吸取了董仲舒的文字。魏晋以后,谶纬的主流朝两个方向发展,或为道教、佛教所消化吸收,依托于一定的宗教形式而存在和演化;或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在民间信仰中继续传播和扩散,虽历经焚禁,但仍代有传人,好之者不绝。     

对朱熹君权制约论的历史性考察

君权制约问题与君主集权相伴而生。中国封建社会君权制约理论主要有两种:一是道德规劝,一是灾异谴告。朱熹"理欲二分"、"以理制欲"理论的主要目的是制约君权,这是朱熹在宋代君权进一步集中的社会背景下对传统"道德规劝"和"灾异谴告"君权制约理论的继承、综合与升华。     

刘向灾异论旨趣探微——兼论刘向、刘歆灾异论旨趣的不同及其成因

灾异论是西汉经学家刘向的政治思想与历史思想之重要表述形式之一 ,这一理论内蕴的基本旨趣则是反对外戚势力 ,捍卫刘氏正统。刘向之子、经学家刘歆也好言灾异 ,但他的灾异论不反外戚 ,正统观念淡薄 ,言灾异而鲜与政治历史相结合 ,与其父的灾异论旨趣存在着明显的不同。文章还对出现这种不同的原因作了认真探讨     

灾异谴告与汉儒说诗

:灾异谴告说风靡汉代朝野 ,具有不容置疑的无上权威性。它积淀于每个儒生的灵魂深处 ,内化为一种思维定势。汉儒每每以灾异谴告说诗 ,指陈时弊 ,警醒人君 ,大大强化了诗的匡恶功能 ,成为《诗》学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气化流行生生不息--重建中国的气论美学

中国传统的气论美学是以中国的气论哲学及气感文化诠释中国的审美实践和美学思想而形成的中国的元美学。在当今中西文化交流的现代性语境之下,重建中国的气论美学,可以深入地阐释中国美学独特的文化精神和内在思想体系,更加理性地应对中西美学交流中的巨大机遇与严峻挑战,为当代中国文论和美学建设拓展综合创新的理论基础和思维空间。     

佛教哲学与中国儒学的内在关系问题

儒家学说的底层解释模式是天人合德的宇宙哲学,具体表现为气感论学说以及这一学说所具有的自然主义形而上学特点。佛教的理论基础是缘起理论,业感缘起学说是其突出的特色。气感论与业感说的关系反映了儒家文化与佛教文化的差异,但因为“感”这一学说而使儒佛二种文化又具有某种沟通的内在基础。研究这两种学说的意义在于,可以进一步加深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发展与演变的理解和把握。     

两汉天命论:皇权政治的双刃剑

两汉以天人感应、灾异谴告为重要内容的天命论,是皇权政治的双刃剑。其既为皇权天授、皇权至上和汉代大一统政治格局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又对皇权政治具有一定制约功能和内省作用。其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和哲学,不仅包含着传统的王道仁政和德治民本理论,而且也蕴涵着儒学士人对制度安排与政治设计的积极努力和理论思想构架。     

京房易学灾异论哲学解蕴

在汉代儒生"推阴阳言灾异"的学术风气下,京房把灾异论引入《周易》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继承、发展孟喜、焦赣以《周易》象数占验灾异的思路,建构了复杂精致的八宫象数体系作为灾异占验的工具;二是不再局限于汉初以训诂《周易》经文为中心的学风,而是借助经文诠释将《周易》与灾异紧密联系在一起。京房建构的易学灾异论在理论路径上不同于董仲舒的《春秋》灾异论,前者遵循的是本天立人模式,后者遵循的是以古准今模式。京房的易学灾异论特别发展了救灾的理论,着眼于以儒家仁义礼乐等价值规范衡定君主行为的正当性,极大地发扬了《易传》的人文忧患精神。     

论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祥瑞灾异事务的管理

祥瑞灾异是中国古代特殊的政治文化现象,其发生和出现代表着上天对君主的赞美或谴告,具有特殊的政治意涵。我国历史上的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祥瑞灾异学说特别发达的时代,也是祥瑞灾异被频繁应用于政治生活的时代。这一时期祥瑞灾异事务的管理包括信息的收集、现象的解释和事务的处理三个层次,为隋唐时期祥瑞灾异管理的制度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汉代新儒学“天人感应论”开山祖--陆贾

本文通过对西汉王朝封建政治哲学本体论"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理论渊源的探索,认为汉初思想家陆贾从"天道"观上改造了先秦诸子学说,构成为大一统专制政权服务的"天人感应"的"灾异"谴告论.他主张以"德"治世而非以"刑"治世,强调"天道"以祥报善、以灾报恶,并由此开创了汉代新儒学的"天道"观,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天人"相联的哲学本体论模式的开山祖.     

承继与发展:司马迁与董仲舒的学术关联

董仲舒和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在多个方面有着相同或相通的认识,但认识获得的途径则完全不同。在政治观上,二者旨在构建一套维护封建皇权的“大一统”理论。董仲舒从经学入手,利用史学和天人感应思想创建了“大一统”理论;司马迁则是从汉初以前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得出统一是大势所趋的认识。在历史观上,两人都承认历史是发展变化的。变易论成为董仲舒变革思想的历史根据;司马迁则通过对历史发展不同阶段之特点的分析,得出了这一规律性认识。在社会观方面,都积极主张安民、保民,目的是为了维护汉王朝的统治。董仲舒借用儒学的影响力,将儒学与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通过对历史现象的归纳来阐述自己的思想,并把它塞进了神学的外壳之中;司马迁则是通过对历史过程的考察,利用抽绎的方法来表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自己对社会发展的独到见解,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科学的思想体系,但其思想的一些内容则已以一种隐含的形式存在于董仲舒的学术思想体系中。     

董仲舒社会哲学研究

本文阐析了董仲舒社会哲学以神学—形而上学为依托 ,在伦理政治、经济、文教与思想文化四个方面展开的理论建构 ;指出董仲舒社会哲学的最大特点、历史影响的二重性及理论内的紧张性     

董仲舒天人之学非宗教性之审视——以奥古斯丁为背景的反观

董仲舒被指斥为“神人大巫”,而奥古斯丁则是基督教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他们的思想都与神学分不开。但如果将董仲舒思想中的“天”和奥古斯丁的上帝观念、董仲舒的天人关系和奥古斯丁的神人关系作一个对比,不难发现董仲舒本人与所有的儒家知识分子一样,缺乏构建一个完全属神的世界的主动和热情,董氏之学始终开不出西方宗教式的理路。     

董仲舒政治哲学阐析

自然政治与神学政治相结合的二元政治观,“大一统”的政治法则,“德主刑辅”、“经”“权”配合、“常”“变”相融的中和政治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政治发展观和以整体直观为特征的思维方式是董仲舒政治哲学的五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浅论董仲舒教化思想之实施途径

董仲舒教化思想具有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中,对于道德教化的基本措施、途径和方法的理论论述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一定的教育规律,对于我们今天进行道德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不无启迪和借鉴作用。本文从"显德以示民,化民以成俗"、"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节民以礼,乐成其德"以及"以仁安人,以义正我"等四个方面加以阐释。     

程朱的“格君心之非"思想

孟子提出“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董仲舒则“屈君而伸天”,以“阴阳灾异”来格(正)“君心之非”。程朱理学在哲学上比汉唐儒学有重大的发展,但在政治哲学上却鲜有突破,大致是伸张孟子的政治思想,甚至可以说未离董仲舒“阴阳灾异”思想的窠臼。儒家虽然肯定君主制度,但其与君权之间亦有着一种内在的紧张。从民本进至民主, 符合中国文化实现近现代转型的内在逻辑。     

独尊儒术:并不因为董仲舒--纠正一种流传广泛而久远的误解

长期以来,董仲舒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中扮演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罪魁祸首角色。董仲舒哲学中含有"大一统"的思想内容,但汉武帝实施罢尊政治韬略绝不可能仅起因于一介儒生的建议。从高祖到武帝时代,一批批既酷好儒术、又通达事变并富有远见卓识的儒学政治家,对儒学的意识形态化立下了汗马功劳,且这种作用一定远远超出了任何醇儒学者的能力范围。"天人三策"的影响在学术而不在政治,在当时所起到的作用并不如后世学者所虚构的那么深远。武帝之后,儒学未获独尊,百家也没遭致罢黜。整个汉时乃至历代所有帝王君主,其治国施政的策略和手段一贯都是王霸兼用、儒法并采的,在具体的政治操作过程中,几乎从来就没有真正实现过"独尊儒术"。     

论董仲舒的三大历史解释模式

董仲舒的历史解释活动中包含着三大模式:配景模式、合理性解释模式和法则解释模式.三大模式源自于孔子、孟子等人的思想,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强调历史事件的道德意义、历史人物的道德动因,以及从历史中演绎出来的具有普世意义的道德法则,为他的政治哲学作论证,这表明,董仲舒研究历史的范式是"以史为经",历史哲学,不过是他进入政治哲学的一块踏脚石.     

论董宏猷创作中的民间文化形态

针对当前主流儿童文学创作路数单一的现状,运用民间文化理论,分析主流儿童文学作家董宏猷作品中的民间文化形态,指出董宏猷对民间文化形态的形象描绘是其创作最有价值的叙事之一,民间与启蒙和谐共处是董宏猷民间文化形态的特征,也是董宏猷创作的意义及独特之处,并以此探索主流儿童文学创作的多样化可能。     

论董仲舒的生态哲学思想

董仲舒的哲学中蕴涵着丰富的生态思想,与当代生态哲学有很多相通之处。他认为人与自然之间存在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主张要尊重自然规律,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本文探讨了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中仁民爱物的观念,透过阴阳五行学说,研究自然界的运行规律,从而明确人类的生态权利与义务,并把古代君王的道德与自然灾害结合起来,构筑了一幅天人感应的生态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