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评价的合理性和意义分析

从公众和科学家之间的鸿沟(社会性距离)在加大、转基因食品可能带来特大风险等现实性背景,及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评价的合理性前提,即杜兰特认为科学日益进入公众的社会生活、公众有权对涉及公众利益的问题自由发表意见等,并认为存在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评价的意义,这三个方面研究了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评价的问题。     

转基因食品社会评价的主体结构系统探析

运用社会评价论和福柯的权力理论,对转基因食品社会评价的主体结构系统的管理决策系统、专家系统和公众系统等三个子系统的要素、功能和子系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与探讨.在此基础上,对转基因食品的各个评价主体提出了若干建议,以使社会评价充分发挥其功能,真正成为转基因食品健康发展的有力保障.     

论我国转基因食品消费者知情权的法律保障

大多时候,我们的恐惧不是新事物本身,而是"不知情"。对于转基因食品这种科技含量高的新产品,其引发消费者普遍关注的最主要原因是其标识不清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当然,我国的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价和检测评估体系不完善、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安全管理的机会少,也是公众对转基因食品产生恐惧的原因。我们应在符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借鉴欧盟保障消费者知情权的相关经验,健全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价和检测评估体系、加强我国对转基因食品的标识管理、强化政府信息披露力度和公众参与机制,从而更好的保障我国转基因食品消费者的知情权。     

转基因食品社会评价的主体结构系统探析

运用社会评价论和福柯的权力理论，对转基因食品社会评价的主体结构系统的管理决策系统、专家系统和公众系统等三个子系统的要素、功能和子系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与探讨。在此基础上，对转基因食品的各个评价主体提出了若干建议，以使社会评价充分发挥其功能，真正成为转基因食品健康发展的有力保障。     

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机制研究——对典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反思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环境意识的觉醒,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和态度逐渐受到开发方和环保主管部门的关注。公众参与已经成为环境影响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公众参与机制为利益相关者参与环境影响评价提供了一个利益博弈机制和平台。文章以近期典型的环境群体性为例,简要分析了公众参与环评机制的理论基础和基本程序,从公众参与的主体、信息公开、反馈机制和司法救济机制等方面探讨了现行公众参与环评机制存在的问题。通过分析认为,应从扩大公众的主体,提高公众参与的组织化水平;完善环评信息公开制度,强化舆论监督;构建和完善环评的司法审查机制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机制,真正落实环评的预防功能。     

公众参与与农村居民公共服务质量评价

农民民主参与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实证检验公众参与对农村居民公共服务质量评价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公众参与拉近政民距离和强化政民互动，提升了农村居民公共服务质量评价。从公众参与有效性看，参与过程和参与结果的有效性均对农村居民公共服务质量评价起积极正向影响，其中“参与结果是否有效”的促进作用更大；从公众参与便利性看，畅通农村居民“建言献策”渠道是提高公共服务质量评价的重要因素。在推进乡村振兴实践中，应凸现农民主体地位，构建“人民满意”为导向的公共服务参与生态；完善参与反馈机制和拓宽参与渠道；“因类制宜”提高农民参与素养和参与能力；加强农村数字建设，引导农村居民网络参与行为。     

论转基因食品消费者知情权保障制度的完善

转基因食品消费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及食品安全的不确定性引发了消费者的普遍关注,切实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有助于转基因食品的理性消费和转基因技术的健康发展。因此,应借鉴美国和欧盟保障消费者知情权的主要制度,从标识制度、安全评价和检测制度以及公众参与制度等方面构建和完善我国转基因食品消费者知情权的保障体系。     

我国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社会评价的调查与分析——基于湖北省的问卷调查

我国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社会评价的态度是我国政府进行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基于湖北省的问卷调查,分析了我国公众对转基因技术／食品相关概念和基本知识的认知与判断,探讨了我国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风险评价、购买意愿、商业化及其各种效益的看法。主要结论：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相关概念和基本知识的认知程度不高,性别和成长环境对其认知程度影响不大,而不同文化程度和职业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情况存在明显差异;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与风险评价不是对等的;公众对转基因食品商业化的支持态度略大于反对的态度,职业对商业化的态度影响较大;公众更关注转基因食品的健康效益和生态效益,公众文化程度对效益的选择有重要影响。     

转基因食品信息传播渠道的可信度研究：鲁省调查

根据山东省城市居民入户调查数据,辅之以访谈的方式,对转基因食品信息传播渠道的可信度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研究发现：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信息的需求度较高;渠道接触和渠道依赖之间具有强烈的一致性,但是,渠道依赖并不等于渠道信赖;受众对大众传播渠道可信度评价整体偏低;整体上受众的人口学变量对渠道可信度评价影响不大;个人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与信息传播渠道对转基因食品的总体态度的判断基本是一致的;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信息传播渠道的满意度一般.     

食品安全信息规制机制的法治省思——以食品安全信息统一公布制度为研究对象

伴随着我国食品安全事故的高频率爆发,《食品安全法》确立的食品安全信息统一公布制度有利于改善食品安全治理工作。但此制度的出台并没有抑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再次发生,食品安全信息统一公布制度存在公布信息主体混乱、信息发布决策的社会参与不足以及权利救济机制短缺三大问题。应从整个卫生行政部门系统都享有信息统一公布的权力这个角度来解决公布主体混乱的问题。通过对公民在食品安全信息分布中的参与权进行分析发现:普通公众与食品生产经营者的参与权存在区别;应合理协调应急信息中的公共利益与公民参与之间的冲突。从普通公众和食品生产经营者两个不同维度完善权利救济机制,并借鉴民法上的不真正连带责任来解决政府责任问题。     

转基因食品的社会评价标准探究

从1996年转基因作物/食品商业化种植以来,世界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连续14年保持快速和稳定增长。同时,围绕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是否应该商业化、是否应该标识的争论也从未停止过。其实,这些问题归根结底主要是转基因食品的社会评价问题。社会评价标准是进行转基因食品评价的重要依据,转基因食品的社会评价标准主要包括产量和质量相统一的标准、效率与公正相统一的标准、利益和责任相统一的标准。三个标准共同构筑了转基因食品社会评价的标准体系。     

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购买意愿的实证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了解和掌握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购买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将有助于政府和企业做出相关决策。依据重庆市消费者调查问卷数据,运用SPSS17.0软件对其转基因食品购买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消费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个体特征,以及在食品购买中的参与度和认知度、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度以及对从事相关研究科学家的信赖度等显著影响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购买意愿。进而,提出应加强对转基因科普,增强科学家与公众交流和沟通,以及加强对转基因食品的监管提高公信力等措施来提高消费者的认知和购买意愿。     

社会治理共同体:推进基层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的基石——基于结构化理论的分析视角

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不仅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同样也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立足于中国基层治理的现实场域,考察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实践,发现其主体多元性、行动协同性和能力聚合性,可以有效适配和契合公共安全问题的来源广泛性、影响扩散性和应对复杂性。同时社会治理共同体结构能够通过能力汇聚机制、规则约束机制和价值引领机制的运作过程形成治理合力和共同行动,从而有序有效地应对和处理公共安全问题。但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际建设当中,仍面临着主体能力有限参与不足,规矩约束不及不适和价值导向多元无序的现实困境。有鉴于此,可以采用激活培育治理主体、创新完善治理机制以及营造优化治理环境来进一步发挥社会治理共同体在基层公共安全治理中的协同作用。     

关于国内外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状况的文献分析--基于科学计量学的视角

转基因技术自20世纪70年代诞生以来,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带给我们巨大的震撼,一些学者更是将其视为继工业革命、计算机与电力革命、信息技术革命之后的第四次科技革命。目前越来越多的转基因食品（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GMF）进入了人类的食物链,GMF安全问题备受关注,也成为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中国作为GMF消费大国,由于GMF安全评价和检测评估体系不完善、公众参与GMF安全管理的机会少,形成了公众对GMF的恐惧情绪。鉴于此,本文从科学计量学的视角,对国内已发表的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为主题的文章进行统计,分别分析学界、媒体、政府三个主体的认知态度,以此来寻找问题的解决之道。      

论我国水资源的多主体共同治理

我国传统的公共资源管理模式将水资源的控制权置于公共领域,各级政府是水资源唯一的监管主体。随着水资源供给不足的问题日益严重,人们开始对这种单一主体的行政管理模式提出质疑。笔者首先从水资源的国家所有权性质、公共物品属性等方面论述了政府作为水资源治理主体的必要性,然后针对现行管理体制中存在的政府管制太多、民众参与不足等问题,提出政府应当适度放权,可以通过产权契约安排将部分水资源的管理权交给社会和市场来行使,实现水资源的多主体共同治理。     

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的行为研究

推动居民参与是社区环境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治理理论在社区层面应用的前提,但居民参与行为及影响因素这一重要问题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基于环境社会治理视角提出居民行动力度的概念,采用太原市和昆明市1 896份调查数据,构建“情境—过程—影响”的理论框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行动力度、影响因素及可能产生的影响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居民平均行动力度偏低,参与层次不高,尤其在公共领域参与程度不足、决策性行为参与较少;（2）“情境”因素对居民参与力度和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社会资本和治理要素的影响效应高于制度环境的影响;（3）居民参与力度对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在“情境”因素对满意度的影响中具有显著中介效应;（4）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的“情境—过程—影响”路径关系中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受教育程度及城市特征差异;（5）培育社区治理情境、提高居民行动力度是推动治理理论有效落地和社区环境治理良性运行的核心举措。研究结果对理解居民参与行为及治理理论的适用性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企业环境侵权社会化救济的思考

环境问题在现代社会越来越严重,而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是环境资源的主要利用者和环境污染的制造者,也是我国环境侵权的主体。因此,研究环境侵权的社会救济,加强企业承担环境责任,对减少环境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现阶段中,在环境侵权的救济手段中存在诸多问题,立法的不健全,政府监督不力,企业自身对环境责任认识的不足,社会舆论和公众方面参与的不足都给环境侵权的救济带来障碍。鉴于此,需要对以上问题进行完善分析,提出加强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引入环境侵权社会化救济的必要性,同时从立法、政府、企业、社会等方面来探析我国企业环境侵权的救济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