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合作社在精准扶贫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结合世界银行与国家扶贫办合作开展的第六期扶贫项目实践,对项目中形成的农民合作社扶贫结构和逻辑进行了分析和探讨,重点研究了农民合作社实现精准扶贫的作用机制。“政府—市场—社区—合作社”四位一体的扶贫模式,可以促进政府、市场、社区扶贫资源与合作社对接,吸纳和再造贫困农户自有资源;通过发挥合作社这一重要载体的作用,增强贫困农户的自主发展意识和话语权,形成一种贫困农户资产收益长效机制,转变产业链中贫困农户的角色与分工,提高贫困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实现扶贫精准对接,推动长效扶贫机制的形成。     

合作社支持与小农户质量控制行为：理论透视与实证检验

合作社支持能够提高小农户的认知能力和行为能力,是影响小农户质量控制行为的外源性力量。从强化认知、提高意愿和降低意愿及行为的悖离概率三个方面尝试性解构了合作社支持影响小农户质量控制行为的底层逻辑,并基于甘肃省定西市3县419份微观调研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合作社支持对小农户减量施肥行为、减量施药行为、测土配方技术采纳行为和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采纳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经过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合作社支持对小农户质量控制行为不同维度的影响存在群组差异和代际差异。进一步机制检验发现,合作社支持可以通过强化认知、提高意愿及增强能力3种中介渠道影响小农户的质量控制行为。基于此,从强化小农户的“认知-意愿-行为”自治机制、共筑合作社高质量发展机制和建立合作社与小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三个方面提出了妥适性的对策建议。     

国外农业合作社发展模式探析

总结美国、德国、日本、印度四国农业合作社的发展模式,归纳分成市场推动型和政府推动型两类.指出无论何种模式,政府在农业合作社产生和发展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进而对政府在两类发展模式中的作用进行对比分析.指出其差异点包括与政府的关系不同、组织功能不同、不同层次的农业合作社之间的关系不同和在政府的具体支持方式上不同四方面,得出政府扶持合作社发展是改善单个农户市场弱势地位的有效手段和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合作组织、合作组织与农户的关系等主要结论.     

合作社农户入社偏好、违约风险与治理研究

通过建立农户加入合作社的入社偏好函数,并基于偏好函数对不同市场行情中农户的违约行为进行博弈分析。发现不同市场行情中,农户的违约倾向存在差异,且农户的违约行为不仅来源于农户的投机倾向,也与合作社提供的生产服务及市场定价能力密切相关。要规避农户违约行为,进而更好地促进合作社的发展,设计合理的农户与合作社双方约束和激励机制显得十分重要,只有合作社与农户的违约行为得到有效的约束,合作行为得到有效激励,才能使合作社更好的发展。在对农户违约行为动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能够较好的约束农户与合作社违约行为的双边约束机制及提高合作社经营绩效的激励机制,试图让合作社与农户间的违约行为得到矫正,合作社与农户的合作得到加强。     

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履约行为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西省农户的调查

基于江西省农民专业合作社414户农户的调研数据,通过构建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合作社农户履约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文化程度、农产品价格波动程度、村到乡镇的距离、政府扶持、入社后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合作社是否投资农业设施、有无盈利返还、合作社对社员违约的处罚力度、合同中有无违约处罚条款与农户履约行为正相关;家庭劳动力个数、入社农产品占家庭收入比重、农产品投入费用、基础设施与农户履约行为负相关,而农户的年龄与性别对其履约行为影响不显著;从事瓜果蔬菜与养殖类农产品生产的农户,其履约可能性更高;为提高合作社社员履约率,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与建议。     

农业补贴绩效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政府决策与农户行为反应的视角

农业补贴绩效即农业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有两大主体,一是政策制定者,即政府,二是政策的作用对象,对农业补贴政策而言就是农户。政府选择过程即是政策形成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策目标和手段的选择是核心内容;而农户的行为选择受内在因素和外部条件两类约束条件的限制。从政府决策和农户行为反应两个方面,分析了影响农业补贴绩效的因素,以期为今后我国农业补贴政策的完善提供借鉴。     

农户蔬菜质量安全控制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农户对政府、市场及组织质量安全监管影响认知的视角

利用山东省等四省831份调查问卷,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基于农户认知的角度,分析了政府、市场及组织监管对农户蔬菜质量安全控制行为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农户对安全蔬菜生产标准的认识并不准确,大部分农户生产行为不规范;政府对农户蔬菜质量安全控制行为的影响最大,组织的影响次之,市场的影响最小,且三者之间是紧密相关的:在政府、市场及组织的监管措施中,政府的检测力度、市场的责任追溯能力、组织的检测力度对规范农卢安全生产行为尤为重要.为进一步规范农户安全生产行为,应同时加强政府、市场及组织对农户的监管.同时,政府还应加强对市场和组织的监管.     

农户加入合作社意愿与行为的差异分析

基于扩展的计划行为理论,分别分析了农户参与合作社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显著影响农户参与合作社的意愿,但农户最终加入合作社的行为取决于农户的行为态度以及合作社在降低生产风险中的作用;农户对合作社的认知与其是否加入合作社呈负相关关系;计划行为理论适用农户参与合作社的意愿分析,但不适用农户加入合作社的行为分析。基于此,应赋予合作社更多的职能,发挥合作社降低农业生产风险的作用,鼓励小规模生产者加入合作社;定期对社员进行辅导、培训等对于缩小农户参与合作社意愿与行为的差异,对促进合作社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农户特征、外部环境与科学施肥

构建农户科学施肥行为的分析框架,基于全国17个省596户花生种植户的调查数据,运用双变量Prob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揭示农户特征、外部环境对农户科学施肥行为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农户特征及市场环境对农户科学施肥行为存在显著影响,农户特征及市场环境能够决定的科学施肥行为适用市场主导、自下而上的“拉动”模式,与这种影响路径匹配的是经营性运行机制;政策环境对农户科学施肥行为存在显著影响,需要通过政策引导诱使农户产生的科学施肥行为适用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推动”模式,与这种影响路径匹配的是公益性运行机制;文化程度、种植规模和种植经验是显著影响农户施用新型肥料产品和采纳新型施肥技术的共性因素。提出加强公益类农技推广系统的能力建设,健全平台化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维护和规范肥料市场秩序等政策建议。     

项目资助能有效提高异质性条件下农民收入吗?

促进农民增收,不仅关乎农户基本权益,更涉及“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序推进。利用4省774户农户调研数据,采用偏差调整倾向得分匹配法与分类检验,研究农户在经营业务与规模等异质性条件下资源禀赋条件、组织环境变迁因素对农户增收的影响。结果显示:政府资助项目确实与农户增收存在内在因果关联;无论获资助与否,资源禀赋条件对规模农户、蔬果种植农户的增收有益,但对小农户、养殖户的增收效果不显著;而粮食种植户一旦能获得政府项目资助,上述资源禀赋优势才会有利于其增收;参与合作社经营的带动小农发展与实现增收效果明显;办家庭农场、参与农村电商等形式对普通小农户、粮食种植户的增收效果不显著;规模农户、蔬果种植户增收可依靠发展农村电商、加入合作社与成立家庭农场的方式来实现。获得项目后,养殖业农户的收入与参加合作社、发展电商正相关显著程度会明显改善。     

基于TRA的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研究——以湖南常德市322户农户为例

以理性行为理论为指导,客观分析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内部结构和产生发展过程,是规范农户流转行为、建立和完善农地流转市场的内在需要。准确把握农户流转行为动机和意向、客观分析流转行为过程和特点、全面探究流转行为规律和要求,有利于选择和安排农地流转制度、促进农地流转市场健康发展。而引导农户流转意向、完善农地产权结构、强化农地利益保障、健全流转信息平台、转变政府职能则是保障和促进农地流转行为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信息素养对农户参与电商的影响 ——基于农户内在感知的中介作用和政府推广的调节作用

基于有限理性行为理论和卢因行为理论,构建了信息素养对农户参与电商的 理论分析框架,利用陕西省８２７个苹果种植户调研数据,实证检验信息素养对农户参与电商 的因果效应,以及农户内在感知和政府推广在信息素养影响农户参与电商关系中的作用机 理.研究结果表明,信息素养对农户参与电商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内在感知在信息素养影 响农户参与电商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具体而言,信息素养通过提高农户对农产品电商 的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促进农户参与电商;政府推广在信息素养影响农户参与电商关 系中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推广内容的全面性、易于理解程度和推广频率会增强信息素养 在农户参与电商中的促进作用.     

农民合作社扶贫参与行为研究

合作社扶贫参与行为分为参与决策与参与程度两步进行。在产业扶贫参与行为中,拥有政治资本、盈利能力强、获取扶贫信息、有政府扶贫项目有助于合作社扶贫参与决策和提高参与程度;带头人文化程度高、成立年限长、获得贷款对合作社扶贫参与决策有积极作用;带动社员种植规模对合作社扶贫参与程度呈负向影响。在就业扶贫参与行为中,带头人文化程度高、拥有政治资本、成立年限长、盈利能力强、获取扶贫信息和贷款、有政府扶贫项目促进合作社参与扶贫决策,劳动力充足呈负向影响;拥有政治资本、带动社员种植规模大、盈利能力强、获取扶贫信息、有政府扶贫项目,合作社扶贫参与程度越高。     

框架理论视域下新型“合作社+农户”模式的构建

传统农民合作社模式运营过程中农户、合作社、企业因利益分配、责任承担等问题易形成不良的框架思维,这种思维使多方产生信任困境,对传统合作社模式的运作产生不良影响,从而导致传统合作社失去凝聚力,以致解体的结局频繁发生。运用框架理论,分析“合作社+农户”模式中各方框架思维的构成因素,对传统模式造成的弊端及各方形成的框架思维进行改进,以缓解农户、合作社、企业三方间的内在利益冲突,重构三方在合作社模式中的角色定位,并以“陇情蜜语”项目运营为例,探索构建新型“合作社+农户”模式的运营保障,为农村农民合作社模式发展探索新道路。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户选择土地流转平台的博弈分析

该文构建了由两类平台和三个农户为博弈主体的农户流转土地非合作博弈模型,求解在两类流转服务平台下,农户选择土地流转服务平台的行为特征以及土地流转收益的变化。分析结果表明,政府主导型土地流转平台在规范土地流转市场、保障流转农户利益等方面具有积极的功能与作用,同时,只有混合市场结构才是稳定的土地流转市场。该文提出应提高农户对政府主导型土地流转平台的认知能力和水平,完善政府主导型流转平台的运行机制,引导农户自由流转服务平台健康发展。     

强互惠行为视角下的合作社农产品质量供给治理

考虑到龙头企业和合作社间的信息不对称和我国农户日益"原子化"的现状,完全依靠外部直接监督合作社农户生产行为的成本是极为高昂的。农户"搭便车"行为容易陷入合作社内部的集体行动困境,导致合作社农产品质量供给的低效率。论文在"行动者/结构"的分析框架下,尝试将强互惠理论拓展到合作社农产品质量供给治理中,探讨通过强化强互惠行为来重塑合作社结构的可能性,从而实现合作社农产品质量供给的高效率;最后的数值仿真表明强互惠行为的存在确实能有效提高合作社的农产品质量。     

"农业合作社+农户"——农村制度变迁过程中组织模式的抉择

立足于中国农村经营制度变迁过程,以家庭经营的"规模有效性"和"有限理性、追求效用最大化"为前提,对目前盛行的"龙头企业+农户"的组织模式给予效率比较,以"声誉机制"或专用性投资来产生商品契约的稳定性,会导致龙头企业对农民的强力支配和非合作状态,抢夺"合作剩余",剥夺农户利益.对此,农户迫切需要成立自己的经济利益体--合作社,以寻求市场力量均衡,改变弱势地位,实现和保障自己的利益.在肯定强制性变迁的同时,应强调农民"自己作主",而"农业合作社+农户"会提高群体的社会谈判能力,解决农村制度创新的瓶颈.     

合作社对农户安全生产行为的影响——基于我国苹果主产区的调研

以我国5个苹果主产区的合作社农户为样本,构建农户安全生产行为的单个评价指标和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分析农户加入合作社对其苹果安全生产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参与合作社的程度越深、与合作社关系越密切,越倾向于进行苹果的安全生产;能够从合作社得到补贴和分红等经济激励以及能够享受合作社提供的农资服务的农户越倾向于安全生产;合同和会费等契约保障并未起到有效监督农户安全生产行为的作用。合作社应不断完善其组织架构和制度安排,严格履行组织义务并加大农产品安全生产方面的培训力度,提升整体竞争力,以期改进和优化农户的安全生产行为。     

农户安全蔬菜生产行为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根据对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Logit模型从农户禀赋、政府规制、农户蔬菜质量安全认知、生产组织方式、生产技术供给和市场价格等方面对农户安全蔬菜生产的因素进行系统的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目前的蔬菜生产是以小农户生产为主,农户的小规模分散经营使得对农户生产行为控制比较困难;政策支持、市场检验检测、技术培训等外部因素对于农户安全蔬菜生产行为的影响比较显著,当有一定的规模要求时,农户自身素质和劳动力等资源禀赋也同样重要;因此应加强政府支持和提高生产组织化程度,通过完善蔬菜市场优质优价机制以激励农户安全蔬菜生产,此外,加强技术培训和提高农户受教育水平,为安全蔬菜规模化种植提供条件。     

土地经营规模对农户信任-合作绩效的调节效应

基于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通过层次回归分析验证了土地经营规模对农户信任-合作绩效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农户的一般信任与合作社声誉的评价对合作绩效的促进作用不受土地经营规模的调节效应影响,而农户的认知信任对合作绩效的促进作用受土地经营规模正向调节效应的显著影响。对于收入水平低、外在压力大、收入渠道少的农户群体,土地经营规模对农户认知信任-合作绩效的调节效应更显著。建议农村地区应建立良好的契约环境,提高农户间契约关系的稳定性,增进农户对合作社的认知信任;政府应积极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促进部分农户群体通过土地流转等方式适度扩大其土地经营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