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类的变迁与近代学人治学形态的转型

基于学术为本政治为用的“学为政本”的观念,清末民初的学人认为传统的中国学术已无法应对内忧外患的晚清政局,转而面向西学。西学的大规模东渐,非传统的四部之学可以容纳,在接受西学的过程中,新的学术分类体系与学科制度逐渐形成。分科治学成为近代学人的新的治学形态,这种新形态一方面推进学术的近代化,但是同时也造成了学者们知识的割裂支离,缺少传统学者的涵泳与体会功夫,对文史哲等传统的人文学科发展尤为不利。[1]     

刘师培与近代诸子学研究

刘师培是近代一位颇有争议的学者,因政治上的失足而使其学术成就湮没不彰。本 文旨在考察刘师培在先秦诸子学研究领域的学术成就、学术影响,并且探讨刘师培治学方向 转变的原因。笔者认为刘师培诸子学研究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应该具有重要的地位,开创了 新的学术史体例,并且身体力行著有近代学术史力作《周末学术史序》;开中国近代实事求 是研究孔子之先风;刘师培还是中国近代完全应用西学探讨先秦诸子学术思想的“第一人” ;同时他对先秦诸子典籍的整理研究做出了重大学术贡献。因此,无视刘师培在近代诸子学 研究领域的学术成就、学术影响、学术贡献,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西学冲击下近代中国学术分科的演变

20世纪中国学术明显受到西潮的影响 ,以西学分科为基准来认识和调整既存中国学问 ,是许多学人遵循的主流取向。一些人在回向中国传统寻找分类体系时误将图书四部分类视为学术分类 ,实则中国学界在学术分科上对西学冲击的早期回应更多体现在清末办理各类新学中的学科分类。清季学人曾据“学”与“术”分的传统观念将学问分为“学理”和“致用”两大类 ,但以 (日本式 )西学分类来规范中国学术的方式最后得到确立并基本维持到今日。不过 ,向不提倡分科的中学是一个相对独立发展的系统 ,在不少地方与西学并不能充分吻合。“国学”在新的分类中究属何类即困扰了民初许多学人 ,实际也影响到今日学者对“汉学”学科定位的思考和争议     

西学与近代诸子学的发展

西学与近代诸子学的发展罗检秋近代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过程。近年来，人们较多地研究了封建儒学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而对儒家之外“诸子”与西学的关系很少论及。但是，就近代学术史而言，甚至是在近代文化史上，“诸子”与西学的关系都占有重要位置...     

清末国粹思潮与“文学”的流播

清末席卷中国思想界的国粹思潮,顺应存国存种及改良群治的现实需要,对学术分科与“文学”概念流播的作用显著。从邓实等人倡言复兴古学以存种性,到南社的发起成立,朝野各方保存国粹的意趣理念各有差异,以分科的眼光看待国学成为普遍趋势,“文学”被视为国粹的核心成分,甚至国学的代名词。由于语义来源及学术旨趣的差异,国粹论者的“文学”含义差别较大,在中国知识体系中属于不同性质范畴的六艺、诸子、文辞等,被分别纳入其中,是中国学术接引分科之学,融入世界体系的重要途径。清末国粹思潮对“文学”概念流播的作用,体现近代中国学术重塑与社会变革的深层关系。     

经学的衰落与诸子学向中哲史的嬗变——20世纪初中国学术的转型

从“戊戌”到“五四”,中国学术界以风起云涌的新学对旧学、西学对中学的冲撞对峙和会通融合为契机、为动力,哲学开始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历来以经、史、子、集为标帜的古典学术形态中析离化合,脱颖而出,逐渐生枝长叶,展现于世。这是中国学术沿着古老的生命轨道、历经数千年缓慢演化之后,终于从根底上生发的一次新陈代谢。尽管来得很迟,但它终于出现在20世纪初的学术史页。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仅是由于学术域面的急骤扩大,原先的古典学术的躯壳已无法容涵所致。其实问题决不仅仅如此。从深处看,哲学从旧学的脱颖与分化,正是中国学术在其本身发展的诸多规律支配下,出现于特定阶段的历史必然。这里既清晰地印有传统经学从中衰走向终结、诸子学从复苏走向繁盛等等一系列中国传统学术形态内部自身的遗传嬗变轨迹,亦有备受民族危亡的时代背景刺激,尤其是西方哲学潮流迅猛冲击、激发示范等等一系列外部因素的催发,内外呼应、经纬相织、纵横交错,蔚成一幅中国数千年学术史上罕见的转型景观,集中展现了学术史发展的诸多规律的幅合交映。本文着重从经学之衰落与子学向中哲史嬗化这一脉络加以追寻与勾勒。     

甲午战前旅日士大夫的日本印象

19世纪中期以后,中国士大夫赴日逐渐增多,对日本的记载也从臆想趋于征实.虽然认识不同,态度各异,他们笔下的日本已经成为类似于西方的近代国家:其民风民俗从纯朴、保守变为“狡黠”、开放,工商交通事业由鄙陋走向繁盛,政党政治、议会制度初具规模,西学代替汉学占据了学术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而国人此时依然怀着文化上的优越感,把西学追溯到中国圣贤诸子,并以“师其法而不师其意”作为对待西学和明治维新的基本态度.直到甲午战后,国人才在学习西方的道路上迈出新的一步.     

诸子学的历史命运

“诸子学”或“子学”,一是指先秦汉魏诸子百家学术,二是指历代学者研究诸子著作、思想的学问,包括对诸子著作的校勘、训诂、辨伪、辑佚和考古新发现之子书的整理与研究.近人章炳麟说:“所谓诸子学者,非专限于周秦,后代诸子亦得列入,而必以周、秦为主.     

民国前期中国学术本土化的开启——以图书馆学、社会学与民族学为重点

清末民初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呈现为国际化(或称"世界化")与本土化(或称"中国化")双向展开的过程:西方现代学术与中国古典学术是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建立赖以支撑的两大知识系统;中西融合、中西会通是中国现代学术建立的基本途径;从"输入外国学说"到学术本土化开启,是清末民初现代学术转型中值得重视的发展趋势。在引入西学分科体系建立起图书馆学、社会学、民族学等"专门之学"后,各分立学科即开启了学术本土化的探索,"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建设一种中国化的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的中国化、"使中国的教育中国化"等议题纷纷提出。学人们主张全面借鉴中国古典学术中的义理、考据、辞章三个层面的本土资源,推进学术理论、学术方法与学术话语的本土化建设:注重古典学术文本学理内涵之诠释与本土问题之调研,使本土资源、本土经验成为构建各人文社会学科学术理论的重要源头;将考据学等传统学术方法与现代科学方法融会贯通,确立中国现代人文学术研究中以实证性研究为代表的学术研究范式;以原处于从属地位的民间口语(白话文)改造国语之"辞章",构建中国本土化的现代性学术话语体系。     

"中学"与"西学":重新解读现代中国学术史

一　　 2 0世纪中国学术在很大程度上是西学冲击的产物 ,对西学的回应成为 2 0世纪中国学术的主要特征。这场冲击的影响之大 ,只要看一看下面这个简单的事实就足以明白了 ,那就是 :今天 ,我们早已完全习惯于用西方现代学术的范畴和标准来衡量一切学术 ,特别是中国古代学术。比如说 ,我们已经完全抛弃了“中学”中过去特有的以“六艺”为核心、以“四部”为框架的学术分类体系 ,而完全采用了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学等一系列西方现代学科范畴。当我们谈论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时候 ,常常使用的一些名词是“中国哲学…     

文化经典、文论话语与比较文学

总体而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史上的大师级人物大多是传统文化学养深厚的学者,因此,文化经典是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最起码的根基。但是,也必须看到,王国维、朱光潜、刘若愚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由于没有处理好文化经典与西方文学话语之间的关系,因而出现了学术上的失误。这说明,有了文化经典的素养,也不一定能够较好地从事比较文学研究,众多学术大师的失误都证实了这一点。如果抛开经典,仅仅只是有文论话语,搞好比较文学研究更是一厢情愿。只有把文化经典与文论话语相结合,才能搞好比较文学研究。也就是说,要以自我的学术规则为主,融汇西方文化进行创新。文化经典、文论话语在当今的中国文化语境下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文学的问题。因为经典的确立必须是为当下的比较文学研究和中国文化建设服务的,文论话语也同样如此。     

朴学的误读——兼论实证主义在近代中国

以往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往往比附于西方哲学。这种方法是否恰当值得检讨。将清代朴学类比为西方实证科学,认为朴学是实证科学在中国的一个范例,即是一例。这是对朴学的误读。朴学其实有其内在的学术发展规律,是中国学术土壤中结出的果,它与西方实证科学完全是两回事。受实证科学影响发展出的西方实证主义在近代传入中国,而接受实证主义思想的中国的学者,其实不论对实证主义还是对中国哲学都有误读的成分。厘清这些成分,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学术文化特点的理解。     

现代学科体制下的哲学家、哲学问题

“中国哲学”作为一门在西方学术体制影响下建立起来的学科,始终受到了“哲学在中国”还是“中国的哲学”这样的质疑性挑战。而如何在现有的学科体制下充分展现中国思想的独特价值,现在的哲学教育如何适应我们时代的需要,又是上述大课题下的子课题。从发展前景看,中国智慧的独特性和哲学的学科规范学之间存在着张力。同时,就哲学本身而言,向我们这个时代敞开问题的论域则是保持其生命力的关键之所在。因而,如何协调哲学的专业训练和哲学的创造性,则是当下哲学教育所必须思考的问题。     

从“哲学在中国”到“中国的哲学”——中国哲学发展历程的回顾与展望

概括而言,作为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走过了一条以“哲学在中国”为逻辑起点并不断向“中国的哲学”生成的道路。百年来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展示了一种不尽同于西方哲学主流传统的哲学形态。面向未来的中国哲学,应当根本改变迄今为止在相当程度上依然将西方哲学等同于人类哲学之共相的状况:一方面,还西方哲学作为人类哲学殊相之一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通过深入、系统地开掘出中国哲学不尽同于西方哲学的智慧精神以进一步丰富哲学的内涵,不仅凸显并同时涵容中西哲学之基本精神以及作为人类哲学之共相的哲学特质,而且在人类哲学之一般的高度上,确立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平等齐一的人类哲学殊相之一的地位。为达此目标,中西哲学之间应当达成双向互动的“诠释圆环”。     

诗话勃兴于宋代的条件与成因

诗话之典型形态出现于宋代 ,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的、文化的、文学本身等多种肇因。宋之文人地位较高 ,文学批评著作在宋代目录学中地位的上升与独立 ,说明宋人的文学批评是一种高度自觉的文学批评 ;宋诗的崛起是从评说、咀嚼唐诗 ,了解、品味唐人轶事开始 ,这一切都凝结为诗话之作 ;文体发展到宋代 ,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 ,古文大家们带头躬行于被一些人视为卑格的笔记、诗话等 ;官学系统以及各地书院的建立和蓬勃发展 ,在客观上恰好满足了人们对教育的需求 ;宋代刻书、造纸业的发达 ,使当代及前代众多典籍得以广泛传播 ;宋人在藏书读书的量上超过前人 ,而知识的丰富使得宋人有了更多的自信和炫耀展示自己才学的意识。“以才学为诗” ,“好议论” ,事实上也催生了“诗话”。     

科学认知范式的形成及其检讨——对中国传统哲学理解方法的讨论

近代自然科学成果被介绍到中国之后,中国学者将其视为对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具有特别功能和特殊价值的学术研究方法。对科学作为学术研究方法意识的形成和科学在中国传统哲学研究中的应用两方面进行深入分析发现,科学认知范式在开掘中国传统哲学资源中的科学价值、建立新的学科、推动中国传统哲学转型等方面都具有积极意义,但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人文精神可能产生消极影响。     

也谈“唯务折衷”——刘勰《文心雕龙》的研究方法新论

“唯务折衷”是刘勰《文心雕龙》的基本研究态度和方法 ,过去学者一般以为它就是儒家的“折中”方法。这是不确切的。“唯务折衷”的“折衷” ,乃折之于“素心” ,即以研究主体独立、公正的主体精神去进行学术研究和鉴赏判断。刘勰之所以会形成这样一种“折衷”说 ,与当时哲学思想界佛学取代玄学地位而注重心识作用、向中国传统哲学心性论传统回归这一发展趋势密切相关     

论中国哲学的前近代启蒙

明末耶稣会士引入的西方学术文化，与当时中国社会崇尚实学的社会思潮相结合，引起了中国哲学在天道观、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一系列具有近代性质的变革，孕育出中国哲学在向近代形态转型之前的近代性气质，从而构成了这一转型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性环节。     

文献学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的科学立场——答鲁克俭和日本学者大村泉等人

2005年以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引发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其中,鲁克俭依据西方马克思学的“最新成果”批评了该书“代译序”作者所持观点的历史“陈旧性”。其实,作者并非没有注意到陶伯特等人的这些新资料,只是坚持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研究不能简单地建基于马克思学之上。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经典文本的理解和基本编排方式,不仅仅是文献的结构问题,还涉及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问题。至于日本学者大村泉等人认为的广松涉没有理解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最新成果,并且审订者对广松涉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评价过高等问题,必须指出,译介广松涉是因其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更是由于他是一位自觉进行东西方对话的思想大师。中外学者的这些不同意见表明:必须认真谨慎处理西方马克思学的文献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学研究之间的复杂关系,重要的是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内在理论逻辑的认识,并用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实践成果推进这一科学思想运动。     

思想家的凸显与淡出——略论李泽厚新时期学思历程

1980年代李泽厚在哲学、美学(含文艺学)及中国思想史三大领域以其深厚学养应对了时代呼唤,扮演了思想大师的角色,“凸显”其思想家的形象;1990年代他经历了从“告别革命-倡导改良-不谈启蒙-不谈政治”的精神演化,由于无力生产新的思想来呼应1990年代中国社会语境的精神亟需而逐渐“淡出”思想界。1994年他所以断言1990年代“学问家凸显、思想家淡出”,可能与他的角色自期及其未能理解人文学者的角色自觉所蕴涵的价值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