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权力成本对家族权力集中度的影响

以香港利丰集团的百年家族治理历程为案例,根据扎根理论方法,对家族权力集中度的配置进行了研究,发现了家族权力成本的决定作用。研究提出,家族权力成本由家族权力配置成本和家族权力使用成本构成。前者是权力配置造成的、不能通过交易行为和家族规则消除的交易成本,包括专用锁定成本、私人信息成本、规则破坏成本和权力动机系数等;后者则体现为家族权力行使中发生的监督成本、集体决策成本和风险承担成本等。案例分析归纳出影响家族权力成本的因素,包括家族人力资本、家族社会资本和家族物质资本3个维度。     

面子--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浅析

在中国社会,面子作为中国的特色文化,无时无刻不在发挥着功用,面子文化的产生与儒家的传统、中国的人情社会、荣辱心理、传统的家族社会等方面息息相关。而面子作为特殊的社会文化心理,于中国的影响却有利有弊。     

家族、地缘与“城中村”的选举——湖北省武汉市一个城中村换届选举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中国中部一个“城中村”的选举换届过程为研究对象,详细地考察了村委会的选举过程。由于一份旨在争夺主任职位“传单”的出现,彻底撕裂了平静的选举过程和村庄权力格局,家族、地缘和经济利益交织在一起,年轻者和年长者相互竞争,致使城中村的选举异常激烈。在确定村庄最高掌权者无望后,竞争的重点开始转移到3位成员之中的委员一职位。本文结论认为,从城中村的政治生活来看,虽然选举的村民是原子式的,但选举权利的表达却是组合式的,组合的方式主要有家庭式、地缘式和组别式。虽然选举是法律赋予农民的权利并且每3年就可享受一次,但对经济发达的村庄而言,它将常常阻断村庄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进程,选举的周期变动必将影响到经济可持续发展,村庄的社会结构与权力、权威结构呈现出同步震荡的社会特征。并且,选举需要成本,在农村社会输入法律制度并唤起农村自主权利的同时,我们更应该考虑到,要创造条件来实现农民个体权利自主意义上的村庄选举。     

家族权力、组织认同与家族企业网络模式选择

本文在将家族权力界定为家族法定权力与家族专家权力的基础上,利用浙江和重庆两地家族企业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家族权力、组织认同与家族企业网络关系,结果显示:第一,家族所有权对网络关系强度和持久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族管理权对网络中心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网络开放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家族专家权力对网络中心度、密度和强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网络关系持久度和开放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第二,家族所有权通过组织认同促进了网络关系强度和持久度;家族专家权力通过组织认同促进了网络中心度、密度和强度。第三,家族专家权力对家族企业网络模式的影响受到网络性质的影响,在家族企业人际关系网络中,家族专家权力对网络中心度和开放度的影响较大,对网络关系强度和持久度的影响较小。     

家族逻辑、企业逻辑与家族企业成长——S公司案例研究

家族企业涉及家族和企业2个系统,前者以情感为维系逻辑,后者以能力效率为运营逻辑,二者之间既存在互补关系,也存在冲突。家族逻辑和企业逻辑之间能否平衡决定着家族企业成功的概率。S公司案例表明,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以"孝悌"为核心的家族伦理影响着创业者的家族地位和家族社会资本的汇集,进而影响家族企业的文化理念和社会责任。只有在制度理性的约束下,伦理文化才有利于企业运行效率的提升,因此,家族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机制在于"家族伦理—企业伦理-制度理性"三者之间的有效制衡与共振。     

对家族企业管理引入职业经理人制度的思考

国美"黄陈之争"发人深省,呈现出的不仅仅是家族企业管理人的权力之争,更是中国民营企业家族管理模式与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博弈。经济体制转轨期间,家族管理模式的发展弊端逐渐显现,家族制改革刻不容缓。在家族管理模式中引入职业经理人制度,并促进两者的协调和融合,是解决国美之争,进而推动民营企业家族制突破发展瓶颈,实现其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家族性、社会认知与家族创业行为

与非家族性企业创建过程不同,家族性是家族创业行为所独有的特性.具有亲情或血缘关系的家族创业者之间强调奉献和关爱的利他行为,形成家族创业行为的集体性创业智慧即家族性社会认知.本文通过对思凡公司12年的创业历程分析发现,家族性能形成具有稳定性、一致性和可靠性的家族性社会认知,而创业行动可以增强家族性社会认知能力;由家族性产生的集体性社会认知有利于家族创业机会识别和把握、资源能力改进和创业组织形式动态演变.研究表明,以不断提高的家族性社会认知为驱动力,组织认知模式和创业行动路径选择之间互动形成了家族企业创业活动演进过程.     

警惕村官腐败压制村民自治

近年来在一些农村，部分村宫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为自己和家族、小团体牟取利益，日渐异化为与村民群众对立的特殊群体。村宫腐败、小宫大贪的案件频频发生，其背后则是错综复杂的“小圈子”或家族宗派间的利益之争，     

家族涉入、社会情感财富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基于全国私营企业调查的实证研究

民营企业普遍采用家族拥有的形式,家族在企业慈善捐赠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本文基于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研究了家族涉入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以及社会情感财富(传承意愿,包括企业主的交班意愿和子女的接班意愿)对这种影响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家族所有权比例、家族成员进入董事会和家族控制持续时间对企业慈善捐赠有显著正向影响,子女接班意愿对家族涉入与慈善捐赠间的正相关关系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相比企业主的交班意愿,子女接班意愿对慈善捐赠的影响更大。研究表明家族涉入赋予的权力和保存社会情感财富的内在驱动力促使家族企业积极参与慈善捐赠。本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浅议家族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和影响

家族由其血缘系统的天然存在所维系在我国从古至今一直从未灭失,尤其在广大的农村,更是发挥着其有力的纽带和约束作用。80年代后,我国一些农村的家族活动有复兴之势,对于农村社会秩序的维持和乡村治理的顺畅家族有着怎样的作用和影响呢？本文将对转型期家族对乡村治理的影响进行解读和剖析,从而试图为有效引导家族势力为乡村治理做出积极贡献提供突破口。     

乡村社会的血缘家族与乡镇企业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传统文化深远的国家,历史与文化不仅停留在过去时,也影响到今天,乡村社会的血缘家族与乡镇企业管理层的构建就属于融传统文化与社会现实为一体的现象。本文从乡村社会的血缘家族与乡镇企业管理层构建的基础上,就乡镇企业家族化管理问题从农村社会学的角度对此进行了探讨,揭示了乡镇企业家族化管理这一基本事实的同时,也针对这一现象的利弊进行了讨论,为乡镇企业家族化管理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家族治理与企业价值

本文以最终控制者可以追溯到家族或自然人的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将广义家族上市公司区分为真正或狭义家族上市公司(FB)和自然人上市公司(PB)两类,从家族所有、家族控制和家族管理三个维度考察了民营上市公司的家族治理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总体上,家族治理降低了民营上市公司的价值,但家族所有、控制、管理三个维度的影响各不相同,家族治理的绩效最终取决于不同维度之间的组合。鉴于不同类型家族上市公司的主要回归结果皆不相同,本文认为家族企业的不同界定标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相关实证研究的结论。     

读来读往

1以双层制隔离家族纠纷中国家族企业很年轻,要消除内部权力争斗仍然任重道远。为了保障企业的持续发展,建议引入西方对家族企业治理的一些经验,比如,家族委员会与董事会的双层制。     

家族命名与家族企业风险承担

企业的风险承担是企业家精神的微观反映.搜集整理了控股家族创始人和重要家族成员的姓名等相关信息,将企业划分为有较高声誉维护动机的家族命名的家族企业和有较低声誉维护动机的非家族命名的家族企业,从社会情感财富视角研究家族命名会如何影响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结果发现,家族命名显著降低了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且这一负面影响关系在存在家族成员涉入管理、家族股权中仅有核心家族成员参与时表现得更强.此外,家族命名的上述影响主要表现为抑制了企业的投资水平、股权质押、战略激进度等实际的风险行为,家族命名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成立时间较短的企业中,家族命名也会显著提升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最后,还发现家族命名方式在子公司的使用范围也会负向影响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研究结论有助于加深对家族企业风险承担行为的认识与理解,对如何更好地鼓励和发挥民营家族企业的企业家精神具有启发意义.     

民营企业须传承企业文化

民营企业主不仅传承所有权,而且要传承企业文化。美国管理学家彼德·德鲁克曾说,管理是以文化为转移的,并且受其社会的价值观、传统与习俗的支配。说到底,就是家族文化和家族价值精神的传承     

再造＂桃花源＂——寻找乡土文化的当代价值

对于广袤的中国来说,乡土文化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一直是占主流地位的文化,形而上的乡土文化承载着中华文化发展、传播、继承与优化的历史重任,而形而下的乡土文化则起着维系农村、家族、社区、社会经济文化道德发展约束与秩序稳定的任务。     

现象、弊端、根源与治理:农村选举中的家族拉票行为——基于鲁西南×村的经验调查

村民自治以来,参选人拉票现象开始以各种形式在村庄选举中出现,并且在实际运作中与农村复兴势力——家族相互交织,在一定程度上活跃农村政治、推动村民民主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诸如非法拉票、拉票目的狭隘以及压制少数群体的问题。就其原因而言,主要由于竞选人文化水平偏低、普通选民的趋利性、乡镇的选择性参与以及法制规范的不完善造成。对于这一问题,可以从提高村民素质、完善农村财务制度、加强村选法制建设等方面进行治理。     

控股家族的“垂帘听政”与公司财务决策

当控股家族退居"幕后"时,非家族成员担任公司董事长使得家族声誉和公司形象分离,由此可能加剧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冲突。本文以1999~2014年中国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较为深入地研究了控股家族退居"幕后"对公司财务决策的影响。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与由实际控制人家族成员担任董事长的企业相比,非家族成员担任董事长企业的资本支出更少、创新水平更低、负债比例更高、债务期限结构更长、现金持有更多、股利支付更少。进一步地,本文发现当家族成员不担任董事长时,资金占用、关联交易等控股股东私利行为更多;管理层的薪酬—业绩敏感性、离职—业绩敏感性较低而在职消费更高,表明控股股东与公司管理层存在合谋的倾向;而且,家族成员不担任董事长的企业的业绩表现要劣于家族成员任董事长的企业。这些研究结论表明,控股家族退居"幕后"降低了家族声誉受损成本,恶化了公司的代理问题,从而扭曲了公司财务决策。本文从一个新的视角检验了家族涉入对公司财务决策的影响,为家族与非家族成员参与企业财务决策的差异提供了新的解释。     

女性企业主对家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考察家族企业女性企业主对企业OFDI战略的影响,提出女性企业主在OFDI中的突出表现主要得益于其对家族资源和企业资源的充分运用。基于中国沪深上市家族企业2009～2019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家族企业主为女性时,企业OFDI水平更高;家族财务资源、企业董事会海外背景与董事会女性占比,均正向调节女性家族企业主与企业OFDI之间的正向关系。     

信任与家族企业的成长

本文通过对家族企业成长过程的分析 ,论证家族企业成长瓶颈的实质是信任资源约束 ,进而概括了华人社会3种信任资源产生的机制 ,并分析其对华人家族企业成长的影响 ,提出华人社会独特的泛家族信任既对家族企业的成长提供了较大的空间 ,但又对其成长形成制约;泛家族信任的运作成本高于理性制度信任 ,它在企业融资的广度和效度上的能力低于市场经济中的理性制度信任的功能。促进家族企业有效成长的关键是解决当代中国的双重信任残缺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