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土归流与区划调整——以清代酉阳直隶州为例

清代酉阳直隶州位于四川、贵州、湖广接壤地带,毗邻苗疆。在雍正年间改土归流这一大的事件背景之下,四川总督通过军政措施,使该地区在行政建置上经历了由黔彭厅到酉阳州的转变,并完成了对当地土司的改流。从酉阳直隶州改土归流的过程可以看出,行政区划调整是改土归流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手段,而区划调整时机的提出、政区形态的选择及隶属关系的调整,又深受这一过程的影响。基于政区变动与改土归流的过程性研究有助于推动土司政治地理研究进展,并深化对清代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认识。     

唐代政区中的府制

唐代行政区划,基本上沿袭隋朝的制度,即以州(郡)统县,州直隶于王朝中央,为二级行政区划。但是,在不变更这一制度的前提下,唐王朝对州这一级行政区进行了某些变革,即确立府制。府作为地方行政区划,肇始于玄宗之世,开元年间,曾先后把雍州、洛州、蒲州、并州     

现存鹤峰县的清宜昌府两块石碑

清宜昌设府于世宗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清朝初期沿用明制，称夷陵州，隶属荆州府管辖。据《清一统志》记载：“雍正六年，改归州为直隶州，十三年三月以归州(今秭归)为散州，升夷陵州为宜昌府，属湖北布政司”。宜昌自此始由湖北省直辖。又据《清志》载：“雍正十三年，置东湖县为府治，鹤峰、长乐、所降归州及所属长阳、兴山、巴东来隶”。这是宜昌设府以来所管辖最广的地域。而现今所辖之当阳、远安时属安襄郧荆道的荆门直隶州，枝江、宜都属荆宜道的荆州府。鹤峰县，元代为四川行省夔州路容美峒军民总管府所在地。朱元璋吴王元年(公…     

清代直隶河道总督建置考论

清代直隶河道总督又被称为北河河道总督或直隶水利河道总督,是清代雍正、乾隆年间管理直隶以及京畿地区水利与河务的最高行政长官,其不仅担负着永定河、子牙河、海河、运河、东西淀等诸河流、湖泊的修治、抢险、抗洪等任务,而且对催攒漕船、治安巡防、管理河工都有相当大的责任。对直隶河道总督的设置、功能、裁撤等诸方面内容的考证与分析可揭示有清一代封建国家对直隶地区河务的管理情况。     

杨应琚西北治边述略

杨应琚在雍正、乾隆朝两任西宁道、陕甘总督,他在西北为官期间正值清军平定准噶尔、大小和卓叛乱及处理善后事宜。任职期间,他调整了西宁府、安西和新疆东部的军政建置及陕甘总督管辖范围,并在西宁地区、肃州、巴里坤、哈密、乌鲁木齐等地组织屯田,大力发展边疆文化教育和其他利民措施。从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等方面促进了西北边疆的发展,维护了边疆的稳定。     

西藏的称谓

在中国历史的各阶段,对西藏这一地区曾有过不同的称谓。唐时称吐蕃,那时吐蕃既是地区名称,也是民族、政权的名称。元、明时代称乌思藏,清代初年称唐古特。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改称西藏。     

论雍正、乾隆时期汛塘制度在云南的发展及变化

经过雍正、乾隆时期对兵防的二次调整,云南的汛塘制度有了较大变化:分布于汛塘的绿营兵成为整个绿营兵的主要部分,汛塘、汛塘兵丁都由清初的以云南腹里发达地区为分布中心,向着腹里发达地区、腹里欠发达地区、边疆地区均衡分布的方向发展,并最终形成了乾隆三十五年后以边疆地区为分布重心的态势。这一变化,标志着清王朝对云南的统治已深入到了边疆和山区,极大地促进了云南,尤其是边疆和山区的经济开发、民族融合。     

清代前期陕甘地区治理体系的变革与重构——以卫所裁并为中心

裁并卫所、设立府县,是清代前期陕甘地区治理体系变革与重构的重要内容,该举措使陕甘地区由"边疆"走向"中心"。它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遇到了诸如民族、赋役等不同于他地的新问题新挑战。清政府因俗而治、因地制宜,有效化解了因改革带来的"阵痛"。虽然清政府保留了参治于卫所中的土司,并在裁并的同时,还增设了新的卫所,但最终完成了对陕甘地区治理体系的重构,使得中央对陕甘地区的治理进入一个新阶段,奠定了今天陕甘地区的行政建制格局,打破了当地社会的二元制结构,促进了社会整合,推动陕甘地区融入王朝国家,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清代九关台同知考

雍正十年,为加强对内蒙古卓索图盟的管理,清廷于奉天府义州城设置九关台同知一缺,管理土默特左、右二旗民人户籍、田土及蒙汉交涉事务。这在深化蒙古地区统治的同时,亦将卓索图盟所辖五旗事务一分为二。初设之时,九关台同知居中驻扎,较为适宜。但随着局势变化,不仅政务变简,且距离辖地较远,治理难周。在调整衙署驻地无明显效果后,乾隆十三年,清廷最终决定裁撤九关台同知,将其原管之事务归并直隶塔子沟通判管理,从而使卓索图盟五旗行政隶属关系趋于一体。这不仅是清代辽西地区行政建置的重要一环,更对盛京和直隶二省的行政辖区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晚唐直隶州制度的历史考察

中唐以后,随着藩镇设置的普遍化,地方三级制逐渐取代两级制并成为行政的主体,而国家两级制的残余形态——直隶州则成为地方行政的"孤岛"。通过对唐代地方体制的演变、直隶州的产生、直隶州的内涵、直隶州刺史的来源、直隶州设置目的等相关问题的探讨,可发现唐代直隶州设置的初衷是为了确保中央对若干战略区域的有效控制。由于中央对此认识不足,措施不力,加上客观因素的制约,使得中晚唐直隶州制度没能成为遏制藩镇势力膨胀的重要工具,却为五代、北宋消弭割据隐患提供了直接的思路。     

中德文化差异比较—从中德称呼语的不同谈起

本文从比较汉语和德语中对称呼语的不同定义以及两个文化群体对家庭称呼语,泛亲属称呼及家庭称呼语社会化的不同运用出发,并通过研究与此相关的社会现象,探讨其根源文化的差异.而这种文化的差异又是和教育传统的差异紧密相连的.文章指出,在研究跨文化交际的今天,只有扬长避短,找到两国教育的正确融合点才是至关重要的.     

清代江西溺女风俗中的"奢嫁"问题

奢嫁之风是清代江西社会奢靡风气的一种表现,也是明清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商品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嫁资越昂贵;同时,在传统社会中,嫁妆是女儿在诸子平均析产方式下间接参与娘家财产分配的最常用的方式,因而富裕人家为了防止女儿分割财产,更愿意采取溺女这种方式来维持他们原有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奢嫁"是当时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富裕阶层溺女的主要经济原因.     

清代内蒙古地区教案研究现状

在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中,教案史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而地区性教案的研究又是近代中国教案研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内蒙古地区因其在清朝独特的地位和清政府对此地区有别于内地的管理方式,其教案的发生又有其特殊性,因此对于内蒙古地区教案研究将更具典型意义。通过对内蒙古地区教案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希望以此为基础为日后内蒙古地区教案问题更深入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帮助。     

佛山市道路交通安全问题的探讨

对佛山市道路交通事故作了综合性的比较，分析了交通事故的成因和分布特征，指出了佛山市交通安全极需进行综合治理．借鉴交通安全取得卓著成效的国家的成功经验，结合佛山市的实际．提出了改善道路交通安全的意见．     

中国语境中的法律信仰

文章认为信任、信赖、信仰的含义不同,生成机制也有差异。中国语境中的法律信仰,其实质是指对实证法的信任与信赖。熟悉是信任的基础,法律内容和过程的公正只是法律获得信任的要件之一,移植而来的西式实证法只有实现与社会通行道德、文化传统的有效对接,才能获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民众对法律的感情更多地来源于生活经验。应更多地普及权利意识以防法律仅仅成为“治术”。同时,法律必须提高效率,效率是实现信任到信赖有机转变的关键。     

英语跨语言写作中的话题化

研究英语学习者语言材料的输出有助于认清跨语言写作中汉语迁移的性质和特征,从而提高英语教学的效率。在英汉主语的语言表征差异比较大的结构中,可以通过话题化帮助学生理解跨语言写作中英汉主语和主题差异及其语言表征。     

汉语支配关系意义形成的制约因素蠡测

汉语棱镜中,总有一些语言事实折射出支配关系意义。从中国文化的角度看,支配关系意义作为一种文化意义存在汉语中。汉语支配关系意义的形成根源于汉民族价值观和思维特征以及民族心理等文化因素的制约。     

《松陵集》的唱和艺术

依情感互融标准,《松陵集》唱和诗作可分成四类:具深情者;具温情者;情不足者;无情者。从内容上看,《松陵集》唱作与和作以趋同为主的关系有三种:承接与照应;互补与回避;开拓与延展。以歧异为主的关系也有三种:切入角度相异;执守观点不同;和作翻新原唱。《松陵集》以次韵为特色,酬唱诗作沿不用韵→用韵→次韵的顺序,趋同的程度加深。     

解读《恋女》中的女人们

在《恋爱中的女人》中,劳伦斯塑造了三位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古娟、赫米恩、厄秀拉。她们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作者的价值取向:他赞美完整的人,而不是被产业主义、机械的爱情或僵死的现代知识扯得粉碎的人。     

1990年代的台湾文学生产

197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文学中出现的政治诗、政治小说,以反政府、反体制著称,它们是被压迫者的心声,是弱势阶层的代言人,具有强烈的在野的反叛性格。政治小说有一类是以政治诉求作为主要目标的,另一类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只是基于作者感时忧国的精神去写政治斗争。1990年代以来,"台湾意识"成了知识分子热烈讨论的话题,随着其本土论述的加强,台湾文学的创作也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潮流。台语文学不仅有学术层面的问题,而且还牵涉到族群和国家的认同。一些分离主义者,在"多语言文学"的遮掩下,把原本属于汉语方言的台语膨胀为独立的"民族语言",这是在有意制造北京话与台语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