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宋江——《水浒传》研究札记

王珏等著的《水浒传中的悬案》、《水浒大观》两书中断言“宋江史无其人”，而我认为历史上确有其人，这一点可在《折可存墓志铭》、《王师心墓志铭》及其他相当多的历史文献中得到充分证实。本文亦不赞成《水浒传》人物“朝真野假”之论；并考证了历史上方腊、宋江被擒、被杀的具体时间     

《三破论》撰者诸说检讨——兼论刘勰《灭惑论》在当时的影响

《三破论》是南朝佚名道教徒抨击佛教的一篇文章。后世对其作者有三种说法：顾欢撰写说、张融撰写说和范缜撰写说。实际上,《三破论》与顾欢等人的佛教思想只有表面上的相似性。《三破论》的内容多为宗教攻击,缺少理性分析与论证,这种论辩态度与南朝玄风相悖。以《三破论》为核心的论辩,在南朝并无太大影响。当代学者的研究,常常抬高以《三破论》为中心的佛道论衡在南朝学术争鸣的地位,高估了刘勰《灭惑论》在当时士大夫阶层的影响。     

南北朝经学异同与社会政治

本文指出:虽然南北朝经学所宗经说不同,但均以特重《礼》、《易》而异于汉和宋。于《礼》,南朝经学重《丧服》,以强调亲疏等级观念;北朝经学则重《周官》,以裨北朝统治者开国立基。于《易》,南朝经学重在义理研究,以满足门第士族智力上的需求;北朝经学则承东汉谶纬之学,以助胡族统治者的设计行事。总之,北朝经学是为现实政治和帝王服务的学问,南朝经学则是为门第服务的学问。     

杜审言《王绍文墓志铭并序》系伪作考

2003年出土的《王绍文墓志铭并序》被视为 目前唯一留存的杜审言文章,但它是否确实为杜审言撰、宋之问书未有学者进行详细考证.从墓志铭的撰书时间来看,杜审言与宋之问此时并不在题署所记的官职任上;从墓志铭的记述内容来看,墓主父亲的官职以及墓主妻子的逝世时间存在事实性错误;从墓志铭的书写风格来看,笔画结体与初唐主流相差较大,还出现了未使用武则天改字的情况.综合诸多与史实相悖之处判断,《王绍文墓志铭并序》当是伪作,至于是何人伪作,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李慕松：给“洋凤凰”披上中国羽毛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这是唐代诗人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中的诗句。"凤凰台"在金陵凤凰山上,相传南朝刘宋永嘉年间有凤凰集于此山,乃筑台,山和台也由此得名。"风凰台上风凰游,风去台空江自流",这是唐代诗人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中的诗句。"风凰台"在金陵凤凰山上,相传南朝刘宋永嘉年间有凤凰集于此山,乃筑台,山和台也由此得名。     

《辽史·涤鲁传》校补

《辽史》对韩涤鲁相关事迹记载简洁,系统阐述仅有二百四十字,且错讹频出,致使相关研究工作难以顺利开展。2001年出土于赤峰市巴林左旗韩氏家族墓地的《耶律宗福墓志铭》经专家考释,即韩涤鲁墓志铭,墓志的问世对韩涤鲁及韩知古家族研究具有重要价值。结合传世史传、出土墓志、今人研究成果,以《耶律宗福墓志铭》为主干,补充韩涤鲁先世成员的相关信息,校补韩涤鲁仕宦经历的部分史实,勘证《辽史》记载的几点错讹,重编《辽史·涤鲁传》。     

《胜鬘经》与南朝佛教

《胜鬘经》作为弘扬如来藏思想的代表性经典,在晋宋之际中国佛教从般若学向涅槃学转向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南朝佛教界对《胜鬘经》的注疏和讲说极一时之盛,《胜鬘经》的思想成为南朝佛教思想展开的重要契机。如在南朝佛教的判教说中,"不定教"的提出就与《胜鬘经》相关;而对《胜鬘经》中的"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的阐释深化了南朝佛教思想家对"如来藏"和"佛性"的认识;《胜鬘经》的"一乘"说构成南朝佛教"一乘"思想的重要环节。可以说,《胜鬘经》为南朝佛教乃至整个佛教的中国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文心雕龙》与吴地文学

刘勰的《文心雕龙》有着深厚的南北文化交融的特色,吴地文化是其重要的文化底蕴.这与刘勰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吴文化圈域内有密切关系.《文心雕龙》的吴地文化烙印突出体现在刘勰对南朝文学的浓厚兴趣.刘勰认为,南朝文学整体特色是“新巧”,这一时期家族文学繁盛.这一评价是历史上较早对吴地文学甚至吴文化作出的理论概括.对于吴文化的代表人物陆机其人其作,刘勰也有较多关注.《文心雕龙》就是对《文赋》的继承和发展.     

南朝文体分类的思维特点

南朝时期,文集的编撰空前兴盛,这些文集的编撰可以说是南朝人对文体分类的一种实践,体现了南朝人在文体分类上的某些共同思维特点,其中以《文选》的文体分类最有代表性。从《文选》的文体分类来看,南朝的文体分类主要体现了两个思维特点。一是唯题是从,二是约定俗成,也有二者交织的情况。这两种思维方式都显示出南朝文体分类重名轻实的倾向,同时又充满中国哲学的传统思维特色,幼稚中不乏深奥,粗陋中也显精妙,符合最简单的往往是最经典的道理。     

初唐四杰浅论

1 初唐,是指唐朝建国后的近百年。这一时期唐朝实行了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及改铸新饯等措施,使被战乱破坏的社会经济逐渐得到复苏。唐诗就是在这样的政治经济条件下萌芽的并在对当时诗坛上南朝齐梁以来浮艳淫靡、综错婉媚诗风的斗争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唐朝建立,南朝齐粱诗风在文坛上还有较大的影响,不仅李世民写宫体诗,而且还命令魏征、房玄龄、虞世南等大臣编纂《北堂诗抄》、《艺文类聚》、《文馆词林》等类书,其目     

经、史视域中的宋代《春秋》学

《春秋》虽列于经部,实则兼具经学与史学的双重性质。从汉代经学初立,《春秋》学与政治联姻,因而为经的性质十分明显。从杜预至刘知几,《春秋》为史的观念被推向了极致,中唐啖助学派始视《春秋》具有经、史舍一的性质,这一观点在宋儒那里得到了充分发挥。虽然宋儒在承认《春秋》具有双重性质这一点上并无异议,但在对待经、史具体关系上却又有所差异,孙复、刘敞为尊经贬传的代表,苏辙与朱熹则为以史证经和以史通经的代表,这些争论既反映了《春秋》学的发展脉络,亦体现了经、史之学的历史姻缘。     

教狱相顺 正谊明道——《春秋繁露》的修己治人之道

董仲舒是汉代最著名的经学大师之一,哲学家和教育家,有“汉代孔子”之称。在先秦儒学向汉代经学的转变过程中,董仲舒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的作用主要表现在通过主张“独尊儒术”使儒学神学化、经学化、社会化上。董仲舒的主要著作《春秋繁露》着重从重德教、辅刑罚,万民之性、待教而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必仁且智以及教师观等方面,来分析董仲舒的修己治人之道,可以使高教管理者对古代儒家伦理管理思想有更深的理解。     

明末清初儒教与天主教的冲撞与调适——王徵的“纳妾”与“殉明”

明末清初,基督教开始了华夏大地的第三次传入。利玛窦儒服传教,开始了耶儒之间的接触、交流、碰撞、调和的过程。作为明代进士出身的陕西泾阳人王徵,也就在那个大变迁的年代,通过信仰的抉择,最终受洗入天主教。王徵入教,不光在信仰上虔诚行事,而且还积极翻译介绍西方科学著作,同时还创造性地调适儒教信条与天主教教义,完成《畏天爱人极论》的思想作品,值得进一步研究。旨在探讨明末清初儒教与天主教的对话与不断调适,及中西文化在陌生中逐渐走近的艰苦历程。显然王徵的"纳妾"、"殉明"是违背天主教诫规的,而"纳妾"、"殉明"又是符合儒教信条的,通过对王徵的"纳妾"事件、"殉明"事件的重点分析,深度探讨王徵是如何完成自己的信仰逻辑。     

通儒治经之法用以治医经——清代大儒焦循的治医理念

清代大儒焦循儒医兼治,他的经学著作是清代学术的典范之作,不但反映了清代中后期的学术风貌,而且尽显清代扬州学派的通学风貌;他治医主张"通儒治经之法用以治医经",他的治医理念从另一侧面表现了他的通儒风采与通儒精神。     

《宋元儒学案》辨原

清初学者黄宗羲晚年撰著的《宋元儒学案》属未定稿。他从理学之儒观念表述宋元理学的宗传历史, 计完成三十一个学案, 并有数十则关于理学家为学宗旨和理学问题探讨的案语。此稿经其季子黄百家的补充纂辑, 是为“黄氏原本”。全祖望对此著进行重新编订和修补, 即是今传之百卷本《宋元学案》。全氏修补本完全违背黄宗羲原意, 未贯彻理学之儒的观念, 致使此著芜杂散乱, 淹没了原本之学术水平。因此, 按黄宗羲的观念与体例恢复《宋元儒学案》之“黄氏原本”应是中国学术史研究的一项重要的工作。     

司马光的史学思想及其理学精神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修撰与北宋理学思潮的兴起几乎同时同地 ,信仰、知识、思想上的相互认同 ,构成了这两项文化成果上的内在联系 ;司马光的史学活动 ,不但是理学思潮的源流之一 ,更重要的是 ,他的史学活动和史学思想也深刻反映了那一个时代的理学精神     

"儒者气象"——宋代理学视野下的诸葛亮形象及其思考

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家给予诸葛亮极大认同,誉其具"儒者气象".在程朱理学看来,诸葛亮的"儒者气象"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审去就、知义利、效忠贞、行王政、为王佐、安天命;指出诸葛亮具"儒者气象"的原因是个人"天资甚美",不足在于"学术甚杂","习申韩之术",程、朱在治国、修身上亦受诸葛亮影响;诸葛亮具"儒者气象"带给我们的思考有:其"儒者气象"实为东汉儒家文化教化之结果,故儒学未来发展当回归教化之路;儒、法关系在一定程度可相互融通;当今吏治亟须强化官员的道德自律.     

司马相如新论

司马相如是开一代风气的重要学者。在政治思想方向 ,他先于董仲舒提出了以儒学为治国理论、以儒家圣人为最高标准的主张 ;在学术思想方面 ,他是汉代尊崇儒术思想的奠基人 ;在文学方面 ,他是汉代代表文学———汉赋的开创者 ;在美学方面 ,他是汉代主流美学———“巨丽”之美的首倡人物     

皮锡瑞《王制》研究评析

清儒尤其晚清今文学家重视《王制》研究,皮锡瑞承前人之绪,对《王制》的文字训诂与名物典制、《王制》郑注的是非得失、《王制》的成书时代及其性质、《王制》与《周礼》的异同优劣等问题作了反复探讨,最后撰成《王制笺》一书,将清代的《王制》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通过检视皮锡瑞的《王制》研究及其对待郑注的态度,可以相当清晰地看出他从专守古文到兼宗今古最后独尊今文的治经历程,这也是清代经学演进的一个缩影.     

“文化惯性”与“雅俗冲突”：论元代地方儒学释奠雅乐的重建

元代地方儒学的释奠仪式上曾出现“礼乐坏缺”,“差遣俳优,鼓以俗乐”的“雅俗冲突”现象,这种现象引起了部分地方官员和儒士的不满。延祐五年（1318）在一位江西官员的倡导下,礼部开始诏令全国各地宣圣庙置办雅乐。此诏令并不具有强制性,但对化解“雅俗冲突”、恢复释奠雅乐起到了一定作用;同时也有一些官员和儒士从维护儒家礼乐的完备性出发,自觉开展雅乐重建活动。在元朝官方并未强制推行儒学雅乐的环境下,地方儒学雅乐的星火重建,是儒家礼乐观“文化惯性”的体现,也是儒士自我认同的曲折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