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关中文学环境与“秦风”问题

与汉唐相比,明清关中文学实力风光不再,这主要是由于唐代中、后期以来政治、经济中心的东移,使关中失去了往昔的地域优势,文学环境相对封闭,这种境况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文学创作的活力,也会致使文学的传统得以保留,明清关中文学的“秦风”问题就是文学环境相对封闭的一种体现.明清关中士人对“秦风”的偏好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呈现弱化的趋势,在文学风格的取舍方面更加多元化.     

河洛理学与河洛文学

河洛理学有力地塑造了河洛文学的精神品格。从文学观念看,由元结至二程,他们强调文学的社会道德功能,籍文以传道明心。从主题看,“理”的渗透和“道”的高悬,是河洛文学的一个显著标志。从人物形象看,“理学名区”的典型环境生成了独特的河洛文学里的典型人物,而河洛文学里的人物形象反映了河洛理学文化环境。河洛文学真实地再现了河洛地区伦理状况,呈现了可能正在消失的那方土地上的理学文化,为中国地域文学增添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内直外方与人性旷达：唐代关中士人的精神特质1

唐代关中士人普遍具有的内直外方的性格特征,不仅是唐代关中士人的处世方式和人生态度,而且与忠奉社稷的爱国情怀密不可分;关中士人在时局险恶、仕途蹭蹬的际遇下,则移情临泉山野,隐匿寺观庭院,在归隐之中彰显生命的个性,张扬生命的旷达,以曲折的方式显现了唐代关中士人的内直外方的精神风貌。     

查漏补缺，迭出新见——评刘化兵博士的专著《士风与诗风的演进》

对于明代社会思潮与文学风貌的研究,学者似乎更愿意将注意力放在晚明阶段,这是可以理解的。晚明时期,在王学的影响下,士人思想解放,人性张扬,饱受程朱理学压制的思想和才情终于有了一个自由喷发的机会。可以说,在朱明王朝二百七十多年间,晚明时期是士人最“出风头”的阶段,因而     

钱大昕对乾嘉士风与学风的批判

钱大昕对乾嘉时期扭曲的士风和学风给予了极大关注。他指出:当时士人求财逐利,不讲士、儒之道,丧失志节,无法引领社会风气向善;师生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利"与"势"的交换关系,丧失了传道、授业、解惑的本质;文人士子之间相互轻贱,不能真正讨论问题,学风浮躁;士人没有真才实学,只会背诵前贤成句,剽窃他人言论,学风败坏。他认为造成士风和学风败坏的原因有三:一是宋明以来空谈性理学风的影响;二是科举取士的弊端;三是文字狱的压制。针对这种情况,钱大昕彰扬"以名为教",树立士人的羞耻之心和社会责任感;提倡实学,且身体力行,用自己的人格与学识来影响士风、学风,以期扭转士习之弊。     

晚明文学的“实用”特性——兼及文学的“世俗化”

频临崩溃的晚明社会向晚明文人提出了“拯救”世道人心的历史任务,于是文人们致力于社会的现实和心灵的现实,开始用文学对世道人心进行批判和重建。整个晚明文学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深深地打上了切近功利的实用特性。     

章学诚与桐城派古文理论之比较

在清代乾嘉时期,考据学占据了时代主流的学术话语,桐城派与章学诚都对这一学术思潮进行了回应,古文理论是他们学术思想在文学上的反映.桐城派古文以程朱理学为基础,注重文的传道功能,对骈文有相当的排斥,风格上讲究雅洁.章学诚论文重经学、史学,不拘骈散,文风上追求清真.     

明清关中书院与文学

为研究明清关中书院与文学之关系,从社会文化史视角对明清关中地区书院的复兴、书院的学术、书院与科举、书院与文人之风气等相关问题进行研究,认为明清关中书院对明清关中文学发挥着促进作用,为科举人才的培养和文学环境的营造创造了条件,成为明清关中文学发展不可或缺的一环。     

元初北方理学流衍与士人遭际——以许衡、刘因比较研究为代表

并称为元初北方两大儒的许衡和刘因,面对开始在北方中原地区广泛传播的程朱理学,都以开放的姿态予以接受,但具体方式有别,正典型表现了理学北传过程中北方士人对新的学术思想采取的两种不同态度.同时,许衡、刘因二人在出处辞受之际的经历,与大蒙古国及元初政治形势紧密相关,代表了元初北方士人升降浮沉的命运.     

元代蒙古人与色目人在书院的活动：文化认同的一个例子

在兴建和修复书院的过程中,蒙古人、色目人官员如何与当地士人展开互动？这些蒙古人、色目人官员究竟是出于对儒家思想文化的认同而积极投身书院建设,还是仅仅为了迎合当地士人精英的文化取向,借此巩固自己在地方的行政权威？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在忽必烈统治时期（1260—1294）,元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利用理学,着手建立一个官学系统,致力于把宋代书院与庙学整合到一个全国范围的教育体系中。南宋以来,书院的兴建不仅和理学地位的提升紧密相连,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地方士人对提升政治和社会地位的强烈渴望。因此,元代书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历史的场域,我们可以从这里对蒙古统治者的儒家文化认同过程及其与汉族地方士人的文化交流形式进行深入探索。     

明清之际关学与外界的学术互动--以李二曲与顾炎武的交往为例

明清之际,社会发生急剧变化,士大夫对历史文化进行反思和总结,他们把关注的焦点放在理学,集中对曾经左右他们的文化进行批判,这一过程从地域上讲是各种学术流派进行交流、融合的过程。作为重要地域文化的关学在交流互动过程中,影响了一大批士人,推动了关学与其他地区的学术交流与发展。     

晚唐五代儒学颓势与文学审美转向

晚唐五代儒学基本上处于凋敝状态,此期已无振兴儒学的关键人物,只有皮日休等少数几人略微可观。他们进行有限度的抗争,企图接续中唐文学运动余威,亦无助于扭转儒家道德诗学的颓势进程;相反,他们理论和实践判然有别,文道背离,逸出儒家伦常之外,沦入虚假与庸俗化境地。在毒手尊拳的时代景观里,此期的文学精神已由昂扬勃发退缩到个体一己之情感世界,反道缘情和骈俪艳美渐成主流美学取向,文学旨趣离儒家道德诗学观念渐行渐远,文学的审美转向势不可遏,因此他们的明道和诗教思想都已失去实际意义。     

在佛门与文场之间——神清《北山录》研究

中唐僧人神清《北山录》以佛教统摄儒道 ,提出了三教融会观照下的文学思想 ,阐述了道德与艺行对立统一的文道关系 ,相对韩愈也是一重要的参照。神清“中道”观渗透到文学 ,可能对于柳宗元的“大中之道”以及皎然“诗家之中道”均具有启迪意义。尤其神清关于南北宗的评论十分通达 ,有助于南北文学进一步走向融合。     

中国古代大儒情怀的变异

中国历代大儒在建构其儒家文化传统的过程中 ,并非完全执著于儒家人格理想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生态度 ,而是在人生进取中 ,相当明显地体现出儒家人生情怀的变异 :吸纳道家情怀和采取以佛济儒的方式 ,即在他们积极进取的同时 ,往往伴随着一种自然潇散的人生形式和超然忘我的人生境界 ,并由此化出混同自然、任性无为、超然无累的生命态度 ,以及当这种坚持受到极大的阻碍时 ,他们中的一些人又会暂时放弃执著而用佛家的方式去继续这种人生努力。道家人生情怀与以佛济儒是中国古代大儒在人生进取受阻时所产生的人生反应和应急措施。从文化价值上看 ,历代大儒将道家情怀引入自己的人生境界的实践 ,为执著入世的儒学士子开拓出新的人生境界 ,改变了儒家人格理想上单向度的人格塑造 ,从而使儒家人格增加了实践上的经受挫折的力度 ;而大儒的以佛济儒的人生方式 ,则从人生实践的层面上提供了各文化体系融合的仪范 ,显示出各种文化相参并济的社会价值     

文本、行为与制度：顾炎武道德形象新阐释

顾炎武不仕贰朝的道德形象被晚清以来的政统与道统肯定。学界将顾炎武不仕贰朝的原因归结于个人超群绝伦的道德品质,这种解释既无视顾氏与新朝频繁接触的史实,也没有考察顾氏不仕贰朝的具体原因。要解释顾氏思想与行为的变化应该到清初制度环境中寻找,清政权实施一系列的汉化与尊儒制度,为顾炎武等人与清政权的接触提供了制度环境。顾炎武与清制度共同推崇的儒家思想是二者耦合的思想基础。顾炎武的思想与行为是现实的,他的形象也应是具体的、相对的,而不是抽象的、绝对的。     

清代书院词学教育

词学教育是清代书院文学教育的一项内容,从生徒的词学课艺、掌教者的课艺评点以及书院藏书目录等诸多内容可知,清代一些书院对词学教育给予了积极支持.除了练习作词外,清代一些书院也从事词学研究.学海堂中谭莹与梁梅的论词绝句是清代书院词学研究的重要代表,他们对历代词人、词作以及词风做了许多鞭辟入里的论析,为中国词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清代书院词学教育中存在着一个普遍现象,很多掌教者对淫词艳曲进行过口诛笔伐,这既是清真雅正规范清代书院词学教育的重要反映,又是道德教化主宰清代书院词学教育的重要体现.     

关陇文人薪火传承论

关陇系指陕西中部的关中与甘肃东部的陇右地区,这里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国北方文人学者最为集中、其著述最为繁复之地。自古以来,中国的儒教、道教与西方传入的佛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等在这里汇流,形成了源远流长的长安文化,其中以关学为代表的北方理学流派,与程朱理学并驾齐驱,成为全国最富有影响的华夏哲学、思想、宗教、文学、艺术等学术群落。对关陇文人的身世与作品进行全面、深入、科学的发掘、整理与研究,将有力地促进中国西部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试论夏目漱石文学的基石

介绍了夏目漱石青少年时期接受汉学教育情况;结合他一生的创作来探讨中国文学对夏目漱石文学创作的影响;指出贯穿夏目漱石作品的是一种入世的、重实际的、侧重于道德与伦理的文学观,这种经世济民、劝善惩恶的文学观与中国文学的思想根源——儒家思想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学是夏目漱石文学创作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