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山》的叙事特征和阿来的文化身份探微

阿来的长篇小说《空山》叙事独特,平淡不失奇崛,神秘不失诗意,哀婉不失理想。故事本位的回归,通过人物在事件发展过程中的行为与心理,揭示特定时代人们的心灵世界。阿来的身份不存在＂边缘化＂的问题,对其创作也不应该有＂非主流化＂的担忧。     

身体、历史与记忆的侦探——《追忆乌攸先生》的文本分析与文学史意义

《追忆乌攸先生》是当代先锋作家格非的处女作,它在叙事形式上融合追忆体和侦探体的文体特征,对身体之殇与历史迷魅展开记忆的侦探,而在主题层面上又是一部有关文革记忆的历史寓言。追忆和冥想是格非小说创作的叙事起源,追忆历史是为了寻找失去的时间,冥想幽魅则是为了探寻存在的隐秘。通过叙事重建记忆,这实际上是先锋小说形式创新背后的精神动力,这一意义上,《追忆乌攸先生》不仅是格非小说叙事历险的重要起点,而且也是先锋小说发展历程上的一个重要的精神起点。     

原乡的变奏——阿来小说创作探析

阿来是中国当代文坛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少数民族作家。缘于阿来独特的出生背景与生活经历,原乡成为其小说创作的重要想像空间和叙事资源。阿来在小说中对独到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的书写使其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上的一个独特存在。阿来小说中的原乡叙事是其对故乡的独特表达与追忆,既有对藏区现实的反映与折射,又有对藏族族群的想像与摹写。阿来小说中的原乡叙事让人们不仅从地理空间上识别了他的故乡,而且从地缘文化的角度确认了藏族符码、重释了藏族历史。原乡叙事不仅是阿来的小说创作特色,而且是其小说创作的价值与意义所在,亦是其情感的寄托与文化的承载。     

深邃的哲理思索 普遍的人性追问——评阿来的《尘埃落定》

《尘埃落定》是藏族作家阿来的一部长篇小说。作品以其成人气质的童话,重归古典的史诗叙述,内涵丰富的象征意蕴赢得了广大读者和社会评论家的广泛认同,并以极高的得票率获得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许多人认为这篇小说的成功之处在于它的叙事角度和叙事方式的独特,无可否认,作品叙     

论《活着》的叙事艺术

针对叙事学在国内外的“复兴”和蓬勃发展这一现象,运用叙事学的理论,从叙述者、叙事情境和叙事时间这三个方面重新解读余华的小说《活着》,表明《活着》不仅主题内涵深邃,而且在叙事策略上,余华在实现向传统回归的同时又超越了传统,体现了高超的叙事艺术。     

《云中记》:叙事美学、创伤记忆与现代性

阿来的长篇小说《云中记》构建了不一样的叙事美学,叙事艺术的创新使得整部作品的文学品质在关于精神信仰的对话与诘问中弥漫着一种神性的光辉和动人心魄的力量.从创伤记忆的修复出发,阿来以一个祭师的视角记录村庄消亡的史实,跨越地震灾难与人心动荡的巨大鸿沟,一步步探索物质与精神在历经自然震荡和价值流变之后的救赎,试图通过"云中村"这一象征物的建立实现传统与现在的"和解".     

虚拟与写实的存在美——从《霸王别姬》到《梅兰芳》

《霸王别姬》和《梅兰芳》两部影片有着重叠的时代背景,相似的京剧题材、相同的京剧大师、一样的爱恨纠葛情景,而相同的时代,相同的身份,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命运。在叙事表现上,《霸王别姬》是将时代融入人物命运里,《梅兰芳》则是将人物融入时代中;在叙事风格上,《霸王别姬》采用的是虚拟的叙事手法,而《梅兰芳》则采用的是写实风格;在角色设计和人物关系设置上,两部影片都具有一种趋同中变进的特点。同为京剧体裁影片,《梅兰芳》让我们看到了陈凯歌的回归,也让观众重温了国粹的魅力,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陈凯歌的转型。     

族性人性诗性——阿来小说《孽缘》、《鱼》叙事解码

2005年1月,四川民族出版社倾情推出当代藏族著名作家阿来的中篇小说系列《遥远的温泉》、《奥达的马队》和《孽缘》。《孽缘》是其中的一部力作,笔者从族性、人性、诗性三个层面深入讨论其小说叙事所采用的叙事策略:回顾叙述、同步叙述和预示叙述,以及由此逐步深入的审美人类学书写实践。     

神性·魔性·人性——长篇小说《格萨尔王》

长篇小说《格萨尔王》是阿来以一个小说家的方式重述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的故事新编。现代视角的切入与作家个性化的叙事、阐释方式赋予了民间传说理性的高度和异常繁复的精神意蕴。从活态到固态,从民间传说到作家创作,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之间既保持着密切的互文性,又经历着逐步疏离自身文类独有形态的差异性,体现了传统的民族民间文化精神与现代理性的审美错综。《格萨尔王》通过插入文本和有意味的文字重述神话,阐释历史,透视人性,同时融入对民族传统文化以及对人类自身发展困境的哲学思考。故事的外壳是人、神、魔大战的魔幻世界,深层意蕴则是关于神性与魔性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寓言。     

谎言世界：人性叙事的深刻与困境——读鲁敏的小说《惹尘埃》

魯敏是一位敏锐和深刻的作家,具有对世界的整体概括想象能力。《惹尘埃》继续她对现实的敏锐和深刻,为我们揭示出我们身体感知到的一个谎言世界,并且把这个世界背后的政治、历史、文化、制度等因素呈现出来。＂同情性理解＂是作品的叙事风格,这种叙事把人性叙事的深刻展现的淋漓尽致,但同时也暴露出作家人性叙事的困境。这也是当下作家共存的问题,所以如何突破对底层的＂同情性理解＂的人性叙事困境,就成为魯敏也是当下作家共有的课题。     

自我的生成——析《大浴女》叙事

铁凝的长篇小说《大浴女》描写了一个女性的世界。作者在这部小说中将叙事视角转向“自我”的心灵深处,通过对主要人物尹小跳成长过程的描写,追求一种人生的孤独。从人物的自我失落,到寻找失落的自我,作者探索的是女性自我生成的心路,展示的是女性对自我的审视与拯救。因此《大浴女》的叙事带有较强的哲理性。     

《小说理论》中的乌托邦展望

小说作为现代艺术形式,是在疏离的世界中寻找意义、回归总体性的积极尝试。因为在现代世界中,“理想”与“现实”、“个人”与“时间”的脱节是对乌托邦幻灭的真实写照。而在卢卡奇那里,乌托邦具有双重维度。一方面体现了人之为人的超越维度,另一方面也无情地揭露了这一目标是人所无法到达的存在状态。这一超越本身就蕴含着理想与现实、未来与现存的巨大反差。在《小说理论》的最后,卢卡奇试图突破时间的界限,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寻找一种乌托邦世界的可能性,以此表达一种回归总体性的渴望。     

阿来小说中的“传奇”叙事解读

阿来因自身特殊的藏地经历与对文学诗性的感悟,造就了特殊的川藏传奇叙事。阿来用藏地民间传说、普通人的传奇人生和灵异的藏地风俗等几种传奇类型,以自由移动的叙事视角、立足宏大的叙事主题、魔幻现实主义的寓言叙事手段等为基本叙事模式,为我们创造了一个＂传奇＂的川藏世界。     

《诗经》空间叙事管窥

时间与空间构成了叙事的两个基本维度,如果说线性叙事注重的是时间的叙事功能,空间叙事则更加关注空间的叙事功能。《卷耳》、《七月》等篇即以对歌形式或曰对答之体,为我们呈现了《诗经》作为民歌或仿民歌的生成特征——空间叙事性。     

“非汉族”“中国经验”的现代性难题及其可能——从阿来的《机村史诗》到《云中记》

阿来想从"非汉族"的角度写出真正中国的经验,这一诉求在他的六卷本《机村史诗》和《云中记》中有鲜明的呈现。其涉及汉族经验与"非汉族"经验的关系问题和中国经验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两个层面的问题在《机村史诗》中常常纠缠在一起,阿来深陷其中,不免顾此失彼、捉襟见肘。《机村史诗》既见出阿来的雄心,也充分表明了他的困惑之所在。对于一个作家而言,看似复杂的问题,并不一定需要相匹配的容量去表现。《云中记》在这方面提供了有益的思考。     

一本读起来很美的学术书——评韩春燕《文字里的村庄-当代中国小说的村庄叙事》

我们往往习惯于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比较宏观的事物上。比如蓝天白云。比如河流高山。但我们却常常忽略一朵花一棵草的世界。殊不知一朵花和一棵草的世界其实并不简单。对当代文学的研究也是如此，渤海大学文学院韩春燕教授的学术专著《文字里的村庄——当代中国小说的村庄叙事》就是把目光集中在一个小小的村庄——文字里的村庄上。然而。这个文字里的村庄却也小径交叉风景旖旎。让我们目不暇接了。     

浪漫传奇理性纪实虚幻诗意——张艺谋电影作品叙事风格的嬗变过程

叙事风格只是导演风格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却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张艺谋拍摄的影片,从《红高粱》到《十面埋伏》,经历了戏剧性的浪漫传奇、故事性的理性纪实、影像性的虚幻诗意的嬗变过程,一步一步从中国电影传统的叙事风格迈向目前世界具有现代性的电影叙事风格。张艺谋在嬗变中逐渐强化了以影像语言为叙事元素的地位,同时也完成了自己向影像本体的回归。     

托妮·莫里森《柏油孩子》中家的建构

托妮·莫里森在小说《柏油孩子》中,通过迁徙叙事展开她对家的期望。她曾经声称"种族和家是她作品首要关注的主题",通过一个个运动的迁徙意象,莫里森勾勒出黑人在现代社会里家的失落与寻找的艰辛。     

传统叙事与民间叙事的创造性重构——彭见明长篇小说《天眼》叙事分析

彭见明长篇小说《天眼》的叙事颇具特色。首先,《天眼》吸纳了中国传统章回体小说的叙事方式,这不仅体现在分章回目上,也彰显在故事框架的建构和预述上。其次,《天眼》驻足于民间化叙事立场,叙事呈现出＂乡中人＂的叙述姿态和散漫性、原发性的思维特征。然而,《天眼》又并不属于回归传统的写作或民间化创作,其叙事是对传统叙事和民间叙事的双重超越和创造性重构。     

被压抑的“女体”与男权话语的狂欢——《尘埃落定》中的女性形象简析

藏族作家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中的女性形象,被打上深深的＂男性＂眼光的烙印。从主体性的丧失与配角地位、欲望化叙事与文本＂骚扰＂、符码化的＂女体＂与男权政治三个层面,分析《尘埃落定》的男权主义话语,正是这种话语的＂沉醉＂导致了一个个鲜活的＂西藏女儿＂的真实面目被遮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