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江苏农村经济的衰败

20世纪30年代,由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华的商品倾销,水旱灾害的打击,土地分配不合理,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以及苛捐杂税的压力,引起了江苏农村经济的衰败。其主要表现是农作物收成暗淡,农村副业的衰落,农民离村人口增加,耕地大量荒芜,农村金融枯竭。农村经济的衰败加深了农村贫困化的趋势,加剧了农民与政府的隔膜,引起了剧烈的社会动荡,也促使江苏省政府加大了对农村经济的干预。     

南京国民政府农业合作运行机制研究——以20世纪30年代陕西农业合作运动为中心

中国合作运动兴起的直接原因在于救济农村衰败。20世纪30年代,在国民政府、金融机构的共同促进下,农业合作事业发展迅速。各级政府通过立法、机构设置、政策机制,构建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合作体系,基本完成了合作运动的顶层设计。为促进合作运动,地方政府始终关注合作组织的登记许可、业务管理、资金融通等事务,并给予切实指导。陕西采取分步骤、分地区推进合作运动的策略,开展合作教育、吸引农民加入合作组织,截至1937年,有70个县组建合作社、互助社、合作预备社5 988个,拥有社员约25万人,覆盖人口约125万人,合作运动改善了家庭农场生产经营方式,提高了农民生活水平,对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用积极。     

论20世纪30-40年代陕西地区的高等法律教育——以西北大学为中心的初步考察

以往学界普遍认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高等法律教育呈现“南东吴,北朝阳”的格局。然而此观点忽视了当时陕西地区以西北大学为中心的高等法律教育繁荣发展的史实。为了弥补学界对民国时期陕西乃至整个西部地区高等法律教育研究的不足,通过对西北大学高等法律教育、法学研究的考察和分析,认为20世纪30—40年代,诸多法学界的名宿硕儒云集三秦,研究著述极其丰富,不仅繁荣了民国时期的法学研究,也为西北地区乃至全国的法律行业提供了专门人才。而陕甘宁边区高等法律教育所培养的人才,为新中国司法系统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农村高利贷特点简述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农村高利贷异常活跃,呈现出与以前不同的一些特点:各种形式的高利贷互相转化情形严重;高利贷剥削具有层次性、间接性和隐蔽性;高利贷债主队伍发生变化,殖民地性加强。     

陈光甫与20世纪30年代商业银行的农村放款

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金融枯竭.为救济农村,服务社会,缓解都市资金淤积的压力,著名银行家陈光甫领导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首开中国商业银行农村放款之先河.通过灵活稳健地开展产销合作、信用合作、农业仓库、抵押贷款等多种类型的农村放款,陈光甫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绩效,为时人所称道.     

20世纪30年代中山大学读经考察

20世纪30年代,中山大学中文系推行读经,既有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反传统一面的拨正,又有对脱离现实的纯学术研究之风的纠偏,旨在提倡"以经为文"、"读经救国",企图恢复经学致用的功能,引起校内新旧之争.不过,在各种政治势力介入后,学校读经反而引发了新一轮的新旧之争.以"中大读经"的来龙去脉及其牵连各方为视点,既可明了"中大读经"是这场读经与反读经浪潮的发端,又可揭示经学在近代乃至整个中国历史文化发展进程的极端复杂性.     

隋唐关中士族向两京的迁徙——以京兆韦氏为中心的考察

关于中古士族的演变轨迹,毛汉光先生通过对地望不在两京一带的十姓十三家士族的著房著支籍贯变迁的统计提出了"士族的中央化",但对于地望在两京一带的士族来讲,因为向两京的迁徙并不能完全通过籍贯的变迁体现出来,也就不能用"中央化"这一说法笼统地加以概括。通过以京兆韦氏为中心的考察,可以发现,关中士族向两京的迁徙尽管不能在籍贯上体现出来,但部分成员的家族重心已经逐渐转移至洛阳,而家族重心依旧在关中的入京成员的生活重心也逐渐转移至京城。关中士族在向两京迁徙的过程中,与地望不在两京一带的士族一样最终都逐渐脱离乡里,成为以京城为主要生活空间的纯粹官僚,所不同的是进程的快慢和时间的早晚。所以,关中士族向两京的迁徙尽管没有以"中央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其最终也没有避免随着唐王朝的灭亡而一蹶不振的命运。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农村民间高利贷特点分析

大量材料表明 :2 0世纪 2 0— 30年代中国农村中普遍盛行的民间高利贷 ,无论从借贷户数、借贷利率、借贷期限、借贷保证、借贷的主要阶层 ,还是从农家借贷的主要用途、借贷的主要来源等方面来看 ,不仅和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高利贷相比 ,发生了若干鲜明的变化 ,就是和今天中国农村中一些地区出现的民间高利贷相比也有所不同。这表明 ,此时期农村高利贷所呈现出来的各方面的特点 ,正是中国农村经济衰败与危机 ,以及广大农家生活处于极度贫困状态的必然的逻辑反映     

20世纪30年代独立评论派农村复兴思想解读

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濒临破产之境,立身于文化教育界的独立评论派,基于对乡村建设运动的考察和研究,提出了复兴农村的建言和主张。其主要观点包括：复兴农村要以知识分子回归乡村为前提,要有整体思维,要重视对农民的教育,要以爱国为宗旨,要以实现现代化为目标。独立评论派的农村复兴思想具有启蒙性、现代性和民族性特征,体现了知识阶层对中国乡村命运的关注。虽然该思想未能付诸实施,但其历史价值不可否认,可以为化解当前新农村建设中的诸多难题提供借鉴和参考。     

20世纪20～30年代江南地区农民银行述论

为挽救江南农村经济,在国民党政府的倡导下,江南地区农民银行逐渐建立并发展起来.江苏、浙江两省农民银行在组织、经营上各有特点,它们对江南农村经济的复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不能从根本上挽救江南农村经济.     

民国时期陕西农村高利贷现象研究

民国时期,由于天灾频发、军阀混战、内外压迫等原因,农村民穷财尽,金融衰竭,高利贷盛行。陕西农村高利贷存在的主要形式有借钱还钱、借钱还粮、借粮还粮、预卖及预押、土地抵押、典当和借农具等。其特点是借贷利率高,借贷周期短,农民借贷来源主要是私人借贷。高利贷的猖獗与农村经济的破产互为因果,为挽救濒于崩溃的农村,民国陕西政府曾积极治理高利贷,除严令禁止外,还发展新式金融事业,如建立现代银行、成立合作社、设立农仓和金库。这些措施对于当今愈演愈烈的高利贷的控制和治理,仍具有可借鉴的现实意义。     

民国时期家庭变迁与城乡关系——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为例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家庭处于转型时期,具体而言,其家庭人口主要是从乡民向市民的转变状态,家庭结构主要是从大家庭向小家庭的过渡状态,家庭伦理主要是从传统向现代的交替状态。从家庭变迁的角度去考察二三十年代的城乡关系,也许会看到城市的另一面向,即这种转变时期的家庭状态能折射出一种＂非城非乡、亦城亦乡、半城半乡＂的城乡关系。     

民间借贷与乡村社会秩序——以民国云南为中心的考察

民国时期是中国传统社会金融体系发生结构性变迁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云南民间借贷的发展对乡村社会秩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民国政府针对民间借贷进行了严厉的调控与干预,但最终无法取代其在乡村社会中的主导地位,充分说明民间借贷对乡村社会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而培养和引导乡村内生性经济力量,也必然成为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和社会秩序建设不可忽视的一环。     

民国时期吕思勉的朱子学研究

吕思勉的《理学纲要》是其涉足理学研究领域取得的重要成果,他举理学家重要学说,阐述了理学研究领域的许多重要问题。其中,他的朱子学研究主要围绕理气论、鬼神论、心性论与知行关系等方面展开。他认为朱子是理气合一论者、朱子学与科学存在一定关系、朱子对致知与力行未尝偏废等。另外,他还介绍了朱子与北宋五子思想的承继关系及朱陆之异等内容。他的这些研究,反映了民国时期朱子学研究领域的时代关注点,同时对当今朱子学研究亦不无参考意义。     

陕西省农村已婚妇女“五期”情况调查

女性是生育任务的直接承担者,生理的特殊性形成了女性有别于男性的生理周期——经期、孕期、围产期、哺乳期和更年期。通过对陕西省农村已婚妇女“五期”情况的调查发现．农村已婚妇女的生殖健康状况与世界卫生组织所提出的“2015年人人享有生殖健康”的卫生战略目标差距较大。为了缩小这一差距,建议采取以下措施：加强组织领导,加大政府投入;加强乡镇医院医疗环境条件的改善,提高医护人员服务质量;对农村妇女进行教育引导,变“要我检查”为“我要检查”：积极开展家庭教育,提高丈夫对生殖健康的认识,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殖健康社会文化环境。     

试论民国时期浙江省乡村基层警察之补助组织

民国时期国家为了强化对基层的控制与管理,陆续将现代的警察体系引入到乡村基层,以图改革中国传统的乡村治安体系。然限于警力缺乏等因素,这就导致了民国时期基层警察体系最为明显的一个特征便是存在名目繁多的警察之补助组织,这种状况的存在一方面反映了国家向基层政治的渗透,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民国时期国家对基层控制之薄弱。     

民国媒体与乡村现代化道路探索——20世纪30年代《独立评论》乡村建设文论解读

《独立评论》是民国时期非常有影响的政论性刊物,曾积极参与20世纪30年代中国乡村建设方案的讨论和设计,它提出在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中以工业带动农业、以都市救济乡村、发展工商业、节制农村人口等独到见解,体现了一代知识分子对中国乡村命运的关注,丰富和深化了民国时期乡村建设理论,也为当代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民国时期凉山彝族精英的民族观研究

中华民国的建立,推动了民族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在凉山地区也出现了一批接受了现代化教育的彝族精英,通过研究凉山彝族精英中的代表人物岭光电、曲木藏尧、李仕安的民族观发现：面对民族危机,他们强调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指出无论汉族还是彝族都属于一个中华民族,在外敌入侵情况下,中华民族应该团结起来,一起奋勇抗敌;他们宣传强调民族平等理念,李仕安借助刘文辉的“三化政策”来宣传民族平等的重要性;他们不断地向国民政府请愿,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为本民族争取政治权利;他们希冀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因此大力宣扬彝汉一家亲,积极促进民族发展。     

民国时期“战国策派”外交思想

战国策派是二战时期诞生于西南后方的学术团体,其组成人员大多是学院派的精英,一方面继承了中国传统人文知识分子的济世情怀,另一方面其思想则大量借鉴异域文化,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新的以抗战、建国为宗旨的政治思想体系。本文通过对其诞生的历史背景及外交思想的分析,总结出其在民族主义、强国外交、地缘政治及文化冲突等方面的突出贡献,及其对中国建设负责任大国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