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西南边疆的国家儒学教化体系考述

清朝是历代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经略最为深入的一个朝代。清政府用"华夷一家""以汉化夷"的治边思想替代传统的"华夷之辨""以夷治夷",在西南边疆改土归流、开辟苗疆,推行崇儒重道和教化为本的基本国策和治理原则,大力施行国家教化,培养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主流政治文化认同,在深层性及根基性的文化及信仰层面建构起西南边疆与内地的精神统一体,实现了西南边疆的稳固与统一。在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背景下,从意识形态的研究视角去考察清朝政府在西南边疆实施的儒学教化体系,论述该教化体系如何形塑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家文化的认同,可为我国当前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历史的镜鉴。     

清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儒家文化认同研究

清朝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用"华夷一家""天下一统"的政治思想取代传统"华夷之辨""以夷制夷"的治边思想,在西南边疆深入经营治理.面对中央王朝自上而下的治理和教化,西南边疆主动自下而上地回应与向化,并在与中央王朝的博弈与互动中形成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家文化的认同.研究旨在接续我国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建,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镜鉴和学理支撑.     

“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边疆治理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中国推动边疆经济发展和经济分配、整合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协调陆地边疆和海洋边疆战略等行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给中国边疆治理造成了新的挑战。在这个边疆争夺日益激烈,国家疆域形态多样化的时代,必须推动中国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治理的多元主体,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建设,主动应对非传统边疆安全危机,积极对外传播中华民族的文化,进一步提升边疆形态多样化意识。     

当代边疆地区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从云南谈起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处在特定历史与政治环境中的一对关系,这种关系可能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分化和重构.在边疆地区,很多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随着国家的形成与边界的变化,人们在不断进行着国家认同的构建.新中国成立以后,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经历了数十年的曲折历程后,今天二者的融合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时期,各民族的国家认同感得到了较大的增强,但是在当代的开放环境中影响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负面因素也不断增多.当代边疆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得以强化,经济发展与国家的强盛是主要的驱动力,但是国家主体文化在其中的影响不足,不利于国家认同的夯实,甚至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必须加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进一步增强国家主体文化在各民族国家认同构建中的分量,夯实各民族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础.     

边疆地区农牧民国家认同现状研究——基于西藏农牧区的考察

边疆地区的发展和稳定历来是国家关注的热点问题,从国家认同角度探讨边疆地区社会稳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以社会学定量方法对西藏农牧民群体的国家认同现状进行的研究表明,农牧民群体的国家认同程度非常高,但存在着国家认同情感与认知的不匹配,但是在本民族和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认知方面的得分却不高,这是一个值得警惕和关注的现象,应该在促进西藏城乡社会经济均衡化发展基础上,采取相应措施巩固和强化西藏农牧民群体的国家认同.     

论中国陆地边疆的法治文化认同

一般意义上的法治文化认同是指社会公众对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法治模式的尊重、认可、接受和内化。当前,中国陆地边疆因市场化、城镇化的加剧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口流动所造成的民族人口结构变化,多元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传统道德秩序的消解和改造,破坏社会有序化的分化、渗透、犯罪等边疆特殊性问题日益凸显。这就意味着置于边疆社会特殊的文化空间和法治环境之中审视法治文化认同,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基于边疆的实际情况,从边疆法治文化认同的背景、内涵、基本要求、作用机理、层次结构,以及在边疆治理中的价值体现等几个方面对中国陆地边疆的法治文化认同问题予以具体分析,可以看到以法治文化认同为突破口的必要性,其利于增强少数民族群众作为一名中国公民的国家认同以及由此而衍生的法律角色认同。     

论我国边疆治理视域中的文化认同问题

我国的边疆地区生活着许多少数民族,几乎每个少数民族创造了本民族的文化,形成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同时,在历史长河中,互嵌式杂居的各少数民族与汉族又共同创造了中华文化,形成并保持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两种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边疆的治理效果,影响国家政局的稳定和国家整体的发展速度。加强文化整合,把民族文化整合进中华文化之中,以中华文化指导和引领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通过出台惠民经济政策、强化对中华文化教育、提升对中华文化的“增量认同”、加强中华文化对民族文化精髓的吸纳能力、推介拥有民族文化精髓和特色的中华文化于世界等措施,以此强化并保持边疆少数民族的中华文化认同在一定程度上高于民族文化认同,提高边疆治理效率,节约治理成本,有利于民族国家政治稳定和统一以及国家的整体发展速度。     

中国边疆研究中的“边疆性”问题再探——以李安宅的“边疆性”概念拓展研究为例

李安宅先生早年提出的"边疆性"问题,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在当今的边疆研究中是可以进行拓展研究的。李安宅的"边疆性"概念,历史地看是有其自身学理依据的,不仅在于其在社会学上的指向,也在于其横跨了多种学科研究的底蕴。面对边疆研究中的"边疆性"问题,有学者从战略和国家治理的角度进行了诠释,认为边疆性是清朝中国的一种统治状态下的战略,这种研究思路进而又扩大到对中亚国家的边疆问题分析上,但都未对"边疆性"下过定义。文章通过解析已有研究成果,尝试对"边疆性"概念下了定义,试图对具有普遍性边疆性质给予内涵到外延的厘定。     

“治藏必先安康”国家战略:历史脉络与当代审视

虽然时代背景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产生于晚清时期的"治藏必先安康"理念,对当代治理西藏以及处理康藏关系等问题仍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治理边疆问题需要有国家的大边疆战略理念。从大边疆战略的角度来看,康区作为我国的"次边疆带",其稳定与安全对西藏这一"主边疆带"具有重要影响,而不再是附属于"主边疆带"的"次要"区域,"安康"被放置于更为突出的位置。无论从历史经验还是从现实需要出发,都必须树立大边疆的思维,将康区和西藏的稳定与发展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考虑,建立康藏地区协调联动机制,进而上升到国家的安全战略之中。     

陆海统筹、边疆枢纽与当代西藏地缘战略价值论析

中国的西部边疆与北方边疆一同构成了能够影响全国安全形势的战略上游地带,西藏由于地形地势、相对位置和宗教文化等因素而在西部边疆中地位特殊,可谓是中国内陆边疆稳定的基石。而在新形势下,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印度洋重要性的上升以及"一带一路"建设倡议的全面展开,人们对西藏和西部边疆的地缘战略价值的认识也应有所调整,即从着眼于国内调整为兼顾外部的南亚-印度洋,发挥连接内外经济合作的枢纽作用;从专注于内陆调整为关注海洋,发挥国家陆海统筹的前沿平台作用。基于西藏自身的战略地理形势和特点以及南亚-印度洋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国除了应继续巩固西藏作为国家内陆边疆稳定的基石与国家安全的屏障这两大地缘安全价值外,还应提升和发挥西藏的这三项新的地缘战略价值:中国面向南亚主体开放的主要通道和枢纽、"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战略侧翼、中国经略印度洋的安全保障。     

论西藏藏族大学生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

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背景下,当今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国家都面临着处理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问题。"矛盾论"、"替代论"因其自身非此即彼的价值取向导致激进,"辩证统一论"在尊重各族群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进行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和政治一体化建设,符合我国实际,不失为解决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可行方案。在此理论指导下,文章分析了西藏藏族大学生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现状、影响因素等,探讨了增强藏族大学生国家认同的可行路径。     

西藏与邻省藏区稳定研究视域与思路

中国西藏与邻省藏区的稳定问题,是事关国家治理全局的大事,是国家战略中大边疆战略的一部分。通过对中外边疆理论和观念的梳理,可找出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在边疆治理上迫切需要做深度研究的问题,以新的视角和思路提出分析意见,为国家层面的决策提供智力支撑。     

国家一体化理论及其对中国边疆稳定机制建设的启示

推进国家的一体化有助于边疆稳定机制的建设。中国传统的文化多元一体论、民族多元一体论和宗藩多元一体论,对于当代中国的国家一体化和边疆稳定机制建设有一定的可取之处。西方的现代国家理论、国家结构形式理论和政治发展理论等国家一体化理论,对于促进中国的国家一体化和边疆稳定机制建设,却有其相当的学理解释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派伊的现代民族—主权国家理论是一种颇具代表性的国家一体化理论,他通过分析现代民族—主权国家的建立、健全和完善等一体化建设而解释"过渡社会"的政治发展。这种民族—主权国家一体化理论,对于中国的国家一体化建设特别是新疆和西藏等西部边疆地区的治理及其稳定机制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历史虚无主义对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危害及应对策略

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以历史、文化、价值观和共同理想为根基,感召个体形成连续一致的集体记忆和共同想象。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中国近现代历史,遮蔽对"我们从哪里来"的认识;贬低民族文化,模糊"我们何以成为我们"的认识;抽空共同价值观,混乱"我们是谁"的认识;虚无共同理想,动摇"我们去向何处"的信念。破解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必须认清历史虚无主义实质,增强文化自信,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理想信念,从而提升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感。     

“大一统”观下明朝经营永昌府的儒学方略及其影响

明王朝通过建立儒学教育体系、改革人才选拔机制等方式,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推行儒学方略,产生了深远影响。逐步实现国家权力在边地永昌府的下沉、国家形象及权威在边疆民族中的树立。在长期的儒学教化下,永昌府风俗移易,诗书礼义受到推崇,人文蔚兴,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不断扩大深化,对国家的认同和儒家文化的认同增强,为维护边疆、民族的统一奠定思想基础。明朝在永昌府实施的儒学方略,是数千年来中国政治追求的“大一统”理想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国家实践。     

边疆少数民族法治文化认同：问题呈现与生成之道——以云南省为例

法治文化认同是指人们对法治这种文化形态的尊重、认可、接受和内化。边疆少数民族法治文化认同,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内容,对强化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具有重要意义。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复杂社会环境,以及阻碍法治文化认同的传统文化惯性、文化空间挤压、现实利益驱动等因素,使得云南边疆少数民族法治文化认同呈现出法律供给不足、经济发展滞后、法治观念淡薄、法治建设不力等现实问题。因此,着力于完善边疆治理的法律体系、边疆民族特色的普法宣传、保证公正司法与严格执法、发挥法治文化的作用机理,以此促进边疆少数民族法治文化认同普遍而深入的生成,是边疆治理现代化中的一项紧迫任务。     

论唐代和亲视域下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

和亲政策是唐王朝治理边疆的一项重要举措,在其影响之下,边疆民族与唐朝统治下的中原汉族形成了双向的文化认同,且边疆民族对唐王朝的国家认同也在逐渐加深。两种认同受到历史条件的影响,既存在统一又相互矛盾,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淡化民了族间的差异与隔阂,推动了民族同化;加速了民族间的交往与联系,增进了民族情感;促进了边疆地区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论国家统一中的文化认同问题

文化认同是群体建立和维系的内核,国家与其域内的族群、地域等群体在文化认同中呈现"一体多元"的面貌。分裂势力的认同政治试图在文化层面上消解国家文化认同、挑战国家统一。原生主义和建构主义两种理论范式均分析了文化认同与认异在分裂主义认同政治中的形成与作用。以此为基础,群体间的文化差异和文化隔离不断发展,进一步导向群体对立。在精英势力的政治动员中,最终可能成为分裂主义的基础和动力。所以,加强国家文化认同建设,无疑是反对分裂主义、维护国家统一的紧迫任务。     

没有边疆,哪有内地——《远方的家·边疆行》的文化地理学解读

针对中央电视台和国外电视台推出多部"中国边疆"的纪录片,选取《远方的家·边疆行》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文化地理的空间意义阐释。边疆与内地同属于中国,却呈现不一样的二元空间意识。增加中国文化地理版图的一致性和文化认同是该影视节目流露的额外价值。《远方的家·边疆行》的成功之道在于以细节打动人,体现人文关怀。它显示中国纪录片的一种风格转型,对以后的类似纪录片处理国家、民族、文化、稳定等主题时候提供了很好的样板。同时,边疆旅游可以有效推动边疆地区的"去边缘化"运动,消弭边疆与内陆之间的无形界线。     

中国国家发展中的边疆整合

边疆整合是通过国家整合力量来维护和巩固边疆以及增进边疆与内地间的整体性和一体化的过程。历史上王朝国家主要采取松散性和间接式的机制来维系"核心—边缘"的疆域格局。这种机制使得边疆整合程度较低,边疆形态具有了突出的异质性和碎片化特征。随着近代以后民族国家的构建,中国逐步形成了一个与主权体制、中华民族建设和统一性制度体系相适应的边疆类型。边疆架构总体上实现了由碎片化向整体性的转变,但从具体层面来看,这种转型并不彻底。在民族国家建设和现代化进程全面展开的背景下,中国仍然面临着认同整合、社会整合、法治整合、族际整合和发展整合等多个维度的边疆整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