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物品多元供给的困境及政府定位

公共物品多元供给有权威型供给模式、商业型供给、志愿型供给模式三种。三种模式的存在都有着其自身的优势，但也存在着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志愿失灵现象。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作为多元供给模式的主体，必须在制度供给、激励与扶持、监督与制约、提供“特殊”公共物品四个方面发挥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     

公共服务供给三重失灵与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创新

公共服务供给中政府失灵、市场失灵与社会失灵的同时存在造成了公共服务供给效率、效益和质量的低下.为了探寻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之道,我们需要突破在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做出非此即彼选择的惯性思维模式,借鉴新公共管理、治理理论等分析工具,构建我国公共服务供给的一主多元型新模式.这一模式势必需要我国政府实现从直接生产者的单一角色向兼任生产者、安排者和培育者的动态角色转换.     

“市场化”语境下的城市公共物品的供给失效及其路径选择

随着詹姆斯·布坎南"政府失灵"论的提出和罗纳德·科斯<经济学中的灯塔>的论文的发表,公共物品供给的"市场化"取向已经成为理论界和政府管理部门提高城市公共物品供给效率的基本价值目标.但是,"市场化"本身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由于公共物品的客观属性与市场追求的相悖和公民与市场消费关系的"权力场"制约,以及"市场化"环境的不成熟,它也存在诸如公共物品的生产与供给相脱节、公共物品的符号性价值与实用价值相背离以及公共物品的"空间失配"等问题.因此,作为实现公共物品供给的空间差异性分布和城市市民自由流动的第三种选择--社区化,就成为政府合理分配公共资源,提高城市公共物品供给效率的最优政策取向.     

非政府组织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以医疗卫生供给为研究视域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在公共产品供给上实行＂二元制＂,我国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一直处于被边缘化的弱势地位。面对市场经济、多元治理的必然趋势,市场和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缺陷日益暴露。非政府组织应运而生,不仅可以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而且具有独特的优势,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成为政府和社会沟通和交流的桥梁,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非政府组织在农村医疗卫生公共产品供给中面临诸多问题,因此要促进非政府组织对农村医疗卫生公共产品的供给,建立多主体供给体系;理顺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承接部分农村管理职能;加强非政府组织自身建设,健全内部管理机制。     

试论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政府责任问题

从公共经济学、福利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的不同视角,探求政府对民办高等教育的财政、管理、中介服务等多方面承担责任的依据。公共产品理论、外部性理论共同决定政府对民办高等教育的财政责任;市场失灵理论、帕累托最优理论是政府干预调节民办高等教育市场,但同时又不能过度干预控制的理论依据;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急需政府对民办高等教育的中介服务问题上发挥核心作用。     

论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选择

具有社会性与公益性的公共产品政府供给是建立在市场缺陷的基础上。但是,传统公共产品供给理论的假设存在一定的缺陷。公共产品供给历史上就已存在,并不是市场缺陷的产物。由于人类公共产品观本身具有局限性和发展性,不同的市场状态对公共产品政府供给也具有扩张与缩小的影响。因而,各国政府应当根据自己国家不同时期的公共产品观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适当选择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并确定它们的不同地位,构建高效的公共产品供给主体模式。     

公共选择理论与政府改革的“选择”

公共选择理论就是探讨政府选择的一种理论,是经济学方法在政治学领域的应用,主要研究公共决策的过程和结构。其实质就是政府通过具体的决策对各种各样的公共有效物品的供给问题和公共无效物品的克服问题做出决策。鉴于公共选择理论在政治产品、政治市场和政治民主三个方面的分析和建议,政府改革应向三个方向发展：政治产品的效率——精政府、社会化,政治市场的秩序——立宪制、树规范,政治民主的价值——民主化、平民化。     

公共教育财政制度的规范理论与构建路径

建立公共教育财政制度已经在政策层面形成共识。根据现代经济学理论,公共教育财政制度缘起于教育资源配置的市场失灵,以政府与市场之间、政府层级之间责任的适当划分以及决策权在部门间的合理配置为基本内容,具备民主和法治特征。我国公共教育财政制度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面临着严峻问题。应参照公共教育财政的规范理论,以解决政府层级之间教育财政责任划分为突破口,渐次纠正市场与政府之间错位与决策权误置的问题,确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共教育财政制度。     

交通建设“两个路网体系”的经济学解释——基于公共产品纯度理论

交通建设＂两个路网体系＂,是今后中国公路基础设施供给实现效率与公平的重要举措。从公路产品的基本属性出发,提出了公路产品属性的纯度概念,在准公共产品框架下对公路产品的公共品属性进行了细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公路产品的供给模式进行了讨论。分析认为：公路产品纯度理论是交通建设＂两个路网体系＂的经济学基础;高速公路与普通公路是2种纯度不同的公共产品;在公共财政匮乏情况下,高纯度公路产品（如普通公路）应选择政府供给模式,低纯度的公路产品（如高速公路）,则可通过市场融资模式实现有效供给。     

公共产品第三部门供给的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针对公共产品第三部门供给行为出现的原因、作用、条件、缺陷及与政府、市场的关系等几方面,专家、学者已进行了一些有益的研究,为进一步研究这一前沿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对于公共产品第三部门供给的研究刚刚起步,已有的研究大多数是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的分析,存在缺乏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其供给机制的理论框架等局限性,在公共产品第三部门供给的原因、效果及供给主体治理等方面还有大量有待研究的空间。     

上榜中篇小说点评

<太阳为谁升出来>是一篇中规中矩的现实主义小说,但你也可以说它非常"后现代",它解构了它所写的一切;<纪念碑>是一篇先锋小说,但却体现出本土化,具有本土之根.     

对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政策的思考

鉴于未成年人的特殊性,针对未成年人的刑事政策体现了提前干预的特点。但在我国的实践中,未成年人出现不良行为时学校、家庭和社会则是处于缺失状态,而未成年人的行为触犯法律或构成犯罪时,对其处罚又比较严厉。针对此现象,在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初期应加大教育、挽救的力度,而在未成年人有违法或犯罪行为时则应适用轻缓的惩罚。     

内隐性别刻板印象研究综述

通过国内外内隐性别刻板印象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性别刻板印象在两性中确实存在，而且随着认知心理学研究方法的进步，这种内隐性别刻板印象的间接测量方法也在逐步完善。比较典型的有加工分离法（PDP）、内隐联想测验（IAT）和刻板解释偏差（SEB）等方法。     

网络环境下反不正当竞争问题研究

本文借鉴国际网络环境下反不正当竞争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对网络技术引发的不正当竞争提出立法建议。修改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相应法规,完善法律体系,并呼吁人们强化网络保护意识,全面提升现代网络通信技术。     

对网络广告传播的几点思考

作为广告界的一大热点，网络广告的运作效果却难尽如人意。从广告信息传播角度来看，对网络广告认知度低、广告与网站关系暧昧、传播信息与目标受众信息寻求发生错位，是网络广告在传播流程上存在的主要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笔者认为，借助传统媒体，扩大对网络广告的认知度，理顺广告与网站关系，培养网民的忠诚度，是促进网络广告成熟的当务之急。     

基于食品供应链的最优质量的价格影响研究

为提高我国食品质量安全水平,以风险规避的供应商和制造商构成的食品供应链为研究背景,分别在集中式供应链以及制造商和供应商分别作为领导者的分散式供应链的3种不同情况下,建立以预期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优化模型,研究食品价格对最优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与市场需求更近的供应链主体所决定的质量水平会因食品价格的上涨而提高;而另一方所决定的质量水平会受到食品价格的直接和间接双重影响。最后以数值分析了食品市场的质量敏感性对这种影响的作用,并且依据研究结论提出了建议。     

企业技术创新动因的相关研究综述

通过国内外学者对创新、技术创新、自主创新、生产性创新和非生产性活动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企业家既会从事生产性创新也会从事非生产性活动,关键在于企业家对两项活动的收益、成本及风险等所作的比较.要有效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必须一方面激励企业从事创新活动,另一方面要抑制企业从事非生产性活动.     

基于信息非对称的消费者行为研究

传统经济学的消费者理论研究是建立在完全信息假设条件下的,而在现实生活中,消费者与企业经常处于信息非对称的境况之中。从信息搜寻、逆向选择、博弈均衡三个方面,就信息非对称下的消费者行为进行了研究,指出了在信息非对称条件下要建立一个健康、稳定、和谐的市场经济秩序,需要企业、消费者、政府和社会中介组织的共同努力。     

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几点思考

后勤改革是目前我国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高校后勤改革的社会化方向与目标的确立，是我国高等教育不断发展和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的主导作用，为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提供了社会客观环境。在主观需求与社会客观环境趋于一致的条件下，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成为必然趋势。     

关于奢侈品税立法的思考

奢侈品作为一种高档或顶级商品,无疑是那些富足有余的人们经常关注或消费的对象。课征奢侈品税,其实就是征富人们的税,不会因此损害中低收入的普通消费者的利益。相反,通过课征奢侈品税,然后再把这部分税款通过社会公共福利等形式提升低收入人们的生活质量,这就在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上给那些社会上的"最不利者"带来了补偿利益。如此通过税收立法的手段,一方面削减了高收入者的财富,另一方面又形成对低收入群体的补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社会财富的分配达到了相对的平衡,从而更加有利于分配正义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