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和平占领沙州城的宗教因素

吐蕃围困沙州期间,双方军力对比悬殊,为了和平占领沙州这一善国神乡,吐蕃一方围而不攻.为了促其早日投诚,吐蕃放还前期虏掠的沙州周边地区的守军和僧尼(可能包括莫高窟等地的僧尼在内).在军事威慑和攻心政策下,沙州军民以"毋徙佗境"为条件,出降吐蕃.占领沙州后,吐蕃统治者立即在沙州实施了强有力的兴佛举措,建寺度僧,抄写佛经,开窟造像,在不到70年的时间里,使沙州成为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善乡佛国.通过综合分析,笔者认为是沙州当时的宗教地位和吐蕃的兴佛政策挽救了沙州,使其免遭生灵涂炭之灾.     

藏传佛教社会构成要素的神圣性特征

藏传佛教的神圣性是由佛经文本和神圣物象、仪轨体系、僧侣组织等社会构成要素的神圣性特征所支撑的。佛经中的智慧广博,且很多经书由高僧大德用贵重材料抄写,彰显出其神圣性地位;神圣物象无所不在,营造出浓厚的宗教氛围,强化民众信仰。常规仪式形式简单,便于反复践行,宗教禁忌更是时刻规范着信众的意识行为;巫术为信众提供了宗教服务,宗教节日则是群体宗教情感和集体意识和谐释放的渠道,这些都是藏传佛教神圣性的有力保证。僧侣是藏区社会的文化精英,学经的艰苦性和终身性以及传统观念的影响,为僧侣身份贴上了神圣性的标签。     

汉唐之际佛教寺院经济与政权的关系

寺院经济是佛教发展的经济基础,中国寺院经济形成于南北朝时期。政权对汉唐之际的寺院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以政权为代表的上层社会对寺院认可是寺院经济产生的前提,政权、信众的赠赐施舍是寺院经济财富积累的基础,寺院所从事宗教文化活动承担着社会教化和慈善事务。寺院经济的发展壮大与世俗地主经济矛盾加剧,产生了种种限制寺院经济的措施,其极端就是"三武一宗"灭佛。至唐代中叶后,寺院、僧尼的免税特权逐渐消失,寺院经济的经营模式也向禅林制度发展。     

唐宋时期西北僧众到五台山的朝拜活动——兼论圣地搬迁的渐趋推进

唐宋时期,大批西北僧众前往五台山朝拜文殊菩萨,朝拜活动主要是僧尼为信仰参拜圣迹、讲学论道;信众因公务或宗教情感膜拜文殊。这些朝拜活动加深了僧尼的宗教感悟,强化了朝廷对政权的实际控制,深化了信众对文殊菩萨的信仰,加强了西北和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朝拜活动同时也表明印度佛教圣地处于渐趋终结的同时,以五台山为代表的中国佛教圣地正在形成之中,佛教圣地的搬迁在逐步推进,这一搬迁过程到宋以后基本完成。     

早期刻经、写经的文本流变及其语言文字学价值

我国刻经活动始于北朝时期，主要集中在邺都近畿，至隋唐时期敦煌写经、房山石经大量涌现。对比早期刻经、写经与刻版大藏经《大正藏》可见，早期刻经、写经呈现语句简单、用词朴素、借字繁多的基本样貌，北朝邺都近畿刻经更是展现出使用古字的特点。佛经在后世发展中呈现以增加、改换字词为主的语言演变，所改换的字词多以近义词为主，少有增减语句、省减字词的现象，偶见错漏之处；同时音译词的差异佐证了中古语音的变化；在经文传抄演变中多将借字改为本字，部分借字保持原貌显示了佛经抄写的相承性。对早期刻经与各版本《大正藏》差异及相合情况的量化分析进一步表明，《大正藏》通行本与早期刻经的不同之处多能在其他版本《大正藏》中得到体现。总之，早期刻经、写经二者多相吻合，推进了对佛经翻译原貌的揭示；早期刻经、写经能够补正传世佛经,两者互相印证，是对“二重证据法”的充分实践。早期刻经、写经在文献学、版本学、语言文字学等方面均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内地都市藏传佛教信仰状况管窥——以西安市为例

近年来,内地不少大中城市虽缺少藏传佛教寺院载体和传统信仰积淀基础,但少数城市居民通过人际交往、寺院朝拜等渠道接触藏传佛教,皈依上师,成为了虔诚的藏传佛教信徒。信众主要依赖微信、网络、新媒体进行组织宣传、信息沟通与资源共享,并以此为基础开展经典学习、持诵咒语、叩拜供佛和捐赠寺院等信仰活动。西安市藏传佛教信众主要为年龄在35-55岁之间的中青年知识精英群体,皈依上师主要为川、青寺院的高僧、堪布或住持。信众与上师之间虽然存在语言交流障碍,但是严格依照上师讲法课程及修法内容念诵叩拜,通过网络教室集中研习佛经课程,希望通过上师的指引加持和个人修行获得圆满成就。     

陕西省榆林市基督教信众:社会组成结构、宗教活动及基本特点

以田野调查的方式,对陕西榆林基督教信众的社会组成结构,日常宗教生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当地基督教信众以中老年女性为主体,文化程度较低;传播与发展以非家族式、非群体化为主要方式;信教的功利化倾向明显。     

当代藏区僧侣与宗教职业生活

藏族僧侣之宗教职业生活是在寺院、家庭和社区三大层面逐步建立、完善并不断演进的,这是僧侣作为寺院职工、家庭成员和社会公民等多种身份的特征所决定的,亦是宗教与不断变迁的社会相适应的具体表现。     

贡本(塔尔寺)与蒙古人宗教信仰关系探析——以信众、活佛和寺院为视角简

元明清时期,格鲁派在蒙古上层的挟持下,依托寺院、活佛、信众及属寺与供奉道场不断发展壮大。贡本（塔尔寺）地处“汉藏黄金桥”中间站,是藏、蒙、汉及其他民族相互交流的纽带,特别是贡本接纳和供奉许多蒙古活佛,与蒙古信众确立了牢靠的供施关系,并在蒙古地区创建属寺和加强与其他寺院的宗教互动。广施福泽。     

宋代潮州佛教的社会功能

两宋时期,潮州地区的佛教文化十分发达,寺院众多,信众数量庞大且遍布各阶层,佛教在当时发挥了重大的社会作用,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利用传世文献资料和金石碑刻材料,从宗教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敦煌遗书所反映的寺院僧尼财产世俗化

敦煌遗书中所反映的寺院、僧尼所占财产的状况，真实地勾画出了唐后期寺院，僧尼占有丰富资产的一些特点。唐后期，由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形成了寺院土地买卖盛行，政府不得不令寺院据地出税，寺院常住财产逐渐向个人财产转化等特点。这些特点表明，唐后期的寺院经济在其前期的基础上，有了膨胀性的发展。寺院的实际经济生活已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佛教的清规戒律，寺院经济与世俗封建经济趋于同步，世俗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吐蕃佛教的社会地位研究

佛教是在吐蕃王朝松赞干布时期,分别从印度和汉地传入西藏。在吐蕃赞普和王室的大力支持下,没有被吐蕃贵族大臣们的一次次禁佛运动所扼杀,也没有被吐蕃本土宗教苯教所挤垮,最终登上了吐蕃社会正统宗教的地位,赢得了很高的礼遇和崇高的地位,并对藏族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着重探讨吐蕃佛教在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方面的社会历史地位。     

澳大利亚宗教的特征

澳大利亚是个以白人移民为主体 ,又有土著人 ,集传统与现代于一体的国家。在宗教方面 ,本土的土著宗教和外来的移民宗教和平共处 ,自由存在。澳大利亚作为一个移民国家 ,不同的宗教、教派拥有不同的信众 ,但任何一种宗教、教派都没有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 ,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也不大。因此 ,澳大利亚虽宗教、教派众多 ,但没有国教     

吐蕃社会的历史演变及哲学阐释

作为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系统,吐蕃王朝曾对整个青藏高原、中原地区、中亚西亚等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宗教产生过重大影响。由于特殊的地域、文化、宗教等因素,吐蕃社会的历史变迁也成为国内外藏学界长期以来关注、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在阐述历史的基础上,着重从社会历史、宗教及世界观角度,对吐蕃社会的兴衰进行哲学分析和阐释     

当代僧尼生活

青灯黄卷,晨钟暮鼓,布衣素食,诵经声声,这是我们从电影、电视上看到的古代僧尼的生活场景。 佛堂念经,手敲木鱼,默然走过寺院殿堂,坐在寺院门口收取参观门票,这是我们游山玩水时路过寺院看到的当代僧尼生活瞬间的定格。     

论佛教对吐蕃社会文化的影响

佛教传入吐蕃后,在历代赞普的支持下,占据了吐蕃社会的正统宗教地位,对吐蕃社会的意识形态、教育方式、语言文字、造像艺术、建筑风格和音乐舞蹈等方面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印度佛教思想和文化或多或少也改变了吐蕃社会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和文化结构。     

论藏族僧尼的法律地位

在“政教合一”制度下，僧尼（主要是上层僧侣）作为藏区三大领主的主要成员，不仅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而且还受到传统法律的保护。然而，对于藏族僧尼的法律地位问题，学术界很少涉猎。本文着重剖析了藏族传统法律对僧尼的宗教特权、社会地位与经济利益的规定，指明了僧尼阶层在藏族社会中特殊的法律地位，并对其产生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作了简略分析。     

桑耶寺、吐蕃道与中印佛教文化交流

藏传佛教发展史上占有显著地位的桑耶寺不仅在弘扬藏族文化、培养早期藏地的宗教人才方面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而且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亦占有一席之地。而吐蕃道是沟通中国内地与印度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本文从桑耶寺的佛经翻译、汉地僧人在桑耶寺的驻足活动、汉文史料中所见汉僧沿吐蕃道往返于中印之间的情况等方面 ,论述了桑耶寺、吐蕃道在促进中印文化交流中的独特作用     

中国佛教寺院藏书的构成及其成因

一般人认为中国佛教寺院藏书都是佛教经典,本人通过考察认为并非如此,寺院除藏各种佛经外,还藏有许多佛经以外的各类书籍,本文对佛教寺院所藏佛经及其他各种书籍进行了系统考辩分类,并对佛经以外各类图书的收藏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     

“民间文本”中僧尼形象之法文化解读——以明清小说为中心

明清小说中描写了大量的僧尼形象,反映出当时佛教职业群体与社会法律秩序的关系。小说中的僧尼大多对社会秩序存在着负面影响,如通过不正当手段攫取钱财、放纵淫欲、害人性命等。僧尼在明清小说中被定型为负面形象的原因包括：社会中确实存在的僧尼犯罪、价值观和评价标准的差异,以及僧尼生活方式与社会治理的紧张关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