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对“种子说”的批判及其对佛教心性本体论的扬弃

种子说是唯识学的核心理论之一,但是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却对种子说进行了针对性的批判,熊氏新论与唯识学之间的根本分歧由此可见一斑。熊氏对种子说的批判不仅反映出与唯识学相比,熊氏本体论更接近于中国化佛学的心性论,而且体现了熊十力在根本立场上已经脱离了非本体的佛学本体论,立"仁心"、"本心"为本体,从而为近代中国哲学建立起更加可靠的本体来。     

唐代因明与佛学论证研究70年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大陆汉地因明研究的总结,从历时性来看,是由因明教学式研究发展到因明的义理研究,前者是为培养因明人才的因明教学成果,后者是对于汉传因明文本所做的逻辑研究。从来源看,汉传因明研究的三大主流为：接续民国时期逻辑式因明研究而展开的研究、基于汉语语系下的藏传因明研究和日本因明研究。未来汉传因明研究除需要在汉语、梵文、藏文、日文等多语种下展开外,如何以“诸子集成”的方式研究唐代因明集释及唐代学者佛学注疏中的佛学论证研究,是一个亟待开展的重大选题。唐代因明集释应以《因明正理门论》为原典,选取《因明入正理论》和唐代学者的因明成果,借助于“扎根理论”方法做文本田野工作;唐代佛学论证研究则要在鉴别非因明文本基础上,对唐代佛学著作做因明分析。      

章太炎与吴越佛学

近代以来，深重的民族危机促使精英阶层对救亡路径的探询，在这个过程中，执守不同追求的文化学者们依据自身的观念模式进行着自己的文化选择。近代后期，在多元文化的交融中，佛教思想也做了适合彼时彼境的调适和准备，具备了与近现代文化潮流相沟通的可能性，从而与试图从传统文化资源中找寻资产阶级革命武器的近代知识分子形成了某种交集，一方面丰富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源泉，另一方面也使佛学获得了一定的振兴和创新的契机，实现了近代社会革命和近代佛学革命的双赢，章太炎与吴越佛学的关系，似可为此做一注脚。但同时也必须看到，佛学本质上是一曲凄清幽徐的人生哀歌，与经世致用，追求入世和担当的革命情怀存在着根本上的不和谐。     

从圆顿到圆渐:太虚对禅宗百年发展之抉择

太虚是近代中国佛教最著名的思想家,是难得的身兼学问家和禅师两种角色的佛学家。他关于禅宗思想性质的界定和发展道路的探索,对于当代禅宗发展之抉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讨论太虚与禅宗发展有三条线索:一是太虚出身于禅宗,参悟于禅宗,却"出走"禅宗,学宗唯识,最后又"回归"禅宗的曲折经历。二是反思中国佛教历史和抉择全体佛法的总持智慧,确立中国佛学特质在禅,并以对全体佛学的教理抉择和总体判摄,坚持中国佛教禅宗的圆教教理和圆顿禅观,着力会通圆顿教理与唯识学。三是面对佛法契合时代的深切现实和实践观思,认为唯识学教理更适合现代科学时代,大乘通教的学修次第更适合现代人,因此会通中印佛学,提出教法由"圆顿"转向"圆渐",以"圆渐"之大乘法为适应当下时代的佛学实践路线,由发达人生以进趣佛道。由此提倡以"今菩萨行"为主线的"人生佛教(人间佛教)"思想,并认为禅宗的禅机智慧在传统诸宗中最切近人生佛教(人间佛教)精神,当下的禅生活才是人生佛教一以贯之的核心思想,振兴禅宗生机仍是今天时代中国佛教的发展方向和道路。     

文化对话与近代唯识学研究

文化对话是近代学术研究发展的重要背景,这种对话反映在近代唯识学研究上,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与时代课题的对话。二是中外文化交流与对话。三是佛教研究群体内部互动交流。这三种对话交流的情态共同影响了近代唯识学研究。     

试比较熊十力与梁漱溟的人性思想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熊十力和梁漱溟的人性思想有许多同异之处,他们从不同方面汲取了西方文化的营养,批判或者吸纳了印度佛学唯识学义理,从而对中国传统儒家人性善的伦理精神作出重新的诠解。在"西学援引"层面,熊十力和梁漱溟分别从生理学、心理学来探讨人性再而上升到哲学的本体论;在"佛学料简"层面,两家均提倡人性的"觉性",熊十力批判了唯识学"性寂"说,而梁漱溟兼采了唯识学;在"儒学归宗"层面,两家均主张人性"本善"说,不过熊十力推崇孟子,而梁漱溟上溯到孔子。     

论梁漱溟对西方政治概念的解读

理性、自由、平等等西方政治概念被认为具有普世价值,但这并不构成中国政治发展必须接受它们的直接理由。因而,用可被理解的方式将它们表述出来,让中国人能够认可便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梁漱溟以文化言说政治,给出了独辟蹊径的诠释：籍佛家唯识理论辨析理智与理性;以儒家伦理思想解释平等与自由。梁氏将佛学、儒学及西学知识三者糅合在一起,构成了他解读西方政治概念的主要特色。     

彭绍升佛学思想探微

彭绍升是清代居士佛教的代表人物。他先学儒,后入道,最后皈依佛学。其佛学思想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以净土为归,倡导净土实修;第二,释禅净之争;第三,通儒释之阂;第四。倡三教一原。彭绍升的佛学思想不但在佛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而且也对近代公羊派等硕儒产生了很大影响。本文即是试图通过对彭绍升佛学思想形成的过程、原因、主要内容及其在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述,以期丰富学术界对这一清代重要思想人物的研究。     

法藏的唯识观——以阿赖耶识和如来藏为中心

阿赖耶识与如来藏之间的交涉关系可看作隋唐佛教性相之争的缩影,也是中国佛教思想史上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在此背景之下考察华严宗巨匠法藏对这一对本是唯识学的概念的理解,并以此了解隋唐以后禅宗等中国化佛教的本体论特色。法藏对此问题的观点反映了唐代以降中国佛学思想的主流观点。第一,阿赖耶识是不生不灭之无为法和生灭缘起之有为法的结合,即二者共同组成了所谓阿赖耶识;第二,真如也可受熏,并参与形成此本识。这可看作贤首大师对法相唯识学之整体理解的根基,是受之前旧译诸经典之影响所致。而在今天看来,这只是唯识学中的一支,其受真谛等无相唯识学的影响颇深,并站在《楞伽》、《起信》等以如来藏来统摄阿赖耶识的思想上来发挥如来藏系思想,并不能代表整个唯识思想,其与玄奘大师所传的唯识亦不同。而这也不仅是法藏本人的观点,它还反映了以禅宗、华严宗、天台宗为首的整个中国佛教性宗的理路。     

法尊欧阳渐《辨法法性论》之争

欧阳竟无与法尊围绕《辨法法性论》展开的争论,是近现代佛学研究最重要的争论之一,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价值。首先,近代佛学研究中,唯识学的兴盛与藏传中观学的传入,都是基于典籍的传入与义学的兴起这两个条件。欧阳竟无与法尊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前者致力于唯识学研究,后者则弘传藏传中观学,《辨法法性论》的争论就是依托这样的思想背景而展开的;其次,争论虽然涉及翻译等内容,但讨论的关键是就"虚妄分别"展开的。欧阳竟无与法尊对于"虚妄分别"的理解差异导致了两人对《辨》定位不同,欧阳竟无批判"虚妄分别""详无略有"偏谈空无,法尊则坚持说"虚妄分别""实无而现"已合中道。抛开对名言理解的不同可以发现,欧阳竟无依循唯识学以依他起性非有非无来诠释"虚妄分别",以此批判坚持藏传中观学"自性空"的法尊偏空、断灭,这样的争论正是"空有之争"的典型模式。     

贵州建省六百年之“黔中三宝”

贵州建省600年来,贵州传统学术文化瑰宝中最具有本土特点且又最能与全国乃至世界学术文化接轨、交流和对话的当首推"黔中三宝",即黔中王学、佛学和易学,这"三宝"是黔中传统文化中的奇葩,它们相对于贵州原有的其他地域文化来说,具有更加系统、更加理性和更加深刻的特点,再加上这一传统文化本身所蕴含的深厚的中国文化精神,使其自然拥有宏大的文化影响力和亲和力,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至今仍然能够给予人们以形上智慧的启迪,值得我们重新发掘和认识。     

谭嗣同的佛学情缘

谭嗣同是"晚清思想界的一颗彗星",在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上,他吸收了佛学中"平等"、"无我"、"心力救世"的思想,经国济世,对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冯达庵佛学思想初探

冯达庵为现代中国佛教史上一位代表性的人物,在现代社会背景下,他运用性宗、唯识、密宗等义理,论证了佛法的真理性、实证性、救世性,为现代唐密的复兴作出了重要理论贡献.他的佛学思想具有融贯性和现代性的特征,对于认识当代密宗特别是唐密具有特殊意义.     

传统的转型：近代佛学的现实关照

近代,东西文化交汇,面对现代思潮的冲击,中国的有识之士希望在传统文化中寻找能与西方文化相匹敌的思想,正因如此,基于佛学关照现实社会,回应时代问题,成为章太炎、谭嗣同、杨度等人探究佛学的目的。章太炎提出“佛法不圆满”的观点,旨在调和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试图说明佛教与现代社会的适应;还提出“和合佛与老庄是救时应务第一良法”的观点,强调“平等”“自尊”理念,是对中西碰撞处于弱势的中国的一种呼喊。谭嗣同对佛学的理论探究,同样根源于他救亡图存的现实关照,着力发挥了佛教思想中“变”“平等”的理念,并与“心力”联系起来,以此来强调主体的能动力量;并提出“中国之亡于静”的观点,指向守旧而意图革新,他认为佛教就含有革新的力量。作为政客,杨度佛学思想中最具现实关照的观点是“无我宗”,从禅宗理论出发融摄性、相两宗,并时刻以时代流行之科学理念考察、反思,批判佛教本身所具有的不符合科学之理论,包括灵魂轮转、地狱、神通、男女之欲的戒律等。正因三人对佛学的讨论具有极强的现实关照,并非是纯粹的理论研究,所以,他们对佛教思想理论的解读,与佛教本身存在显而易见的差距。但是,当他们在佛学中寻找能与西方先进文化相匹敌的思想理...     

唯识研究及其现代意义——林国良研究员访谈录

在佛教各宗中,唯识学与现代观念最为接近,也易于进行会通与交流。唯识学最重的要价值表现为两个功能,即解脱功能和解释功能,分别发挥"度生"作用与"弘法"作用。从历史上来看,唯识学理论的产生与完善是有一个过程的:首先,它需要指出此前的小乘各宗与中观学的不足,同时要应对他们的批评;其次,唯识学内部的争论促进了它的发展。近代以来,有些学者借助一些新的资料,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甚至质疑、否定玄奘一系唯识学的全面性与正确性。本文认为,玄奘的思想是对无著、世亲、陈那、护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关于如来藏学在佛教中如何定位的讨论,与此相关的一个背景问题值得注意,那就是如何评判新教派。合理态度只能是:一、不轻信,不盲从;二不轻率否定。     

法藏论华严宗“十玄门”与“缘起根据”

华严佛学是长安思想文化的宝库,其辩证思维和佛学解释学对后期的＂关学＂乃至整个宋明理学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华严佛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法藏在《华严经探玄记》卷一中对《华严经》的解释方法和华严哲学作了提要式的概括,其中的＂文义分齐＂部分对＂十玄门＂和华严宗的缘起根据做了非常细致的分析,突出显示了华严哲学的解释学特征,对其中的华严佛学语言观、一多关系、体用关系、圆融特征等做了极具特色的解释。由此可以挖掘华严佛学和宋明理学的内在联系,并有可能架起一座东西方哲学对话的桥梁,是中国佛学仍需深入挖掘的宝藏。     

唯识学三性说对实体存有论的消解

唯识学是佛学中最重要、最深奥的学问之一,也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环节。三性说(即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圆成实性)理论,就是为了消解意识以语言为中介所执着的实我、实法,以显示真如空性。唯识学三性说理论功能在于对"实体存有论"的消解。其理论意义在于我们可以借鉴三性说思想,用新的视角去理解语言、意义和存在的关系。通过三性说以语言为中介对实体存有论的消解,将有可能成为我们重建人类的精神世界、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的理论前提。     

不同文化理想中的佛学价值取向——试论鲁迅与梁启超的佛学观及其本质差异

在近代的佛学热当中,“先进的中国人”都不约而同地将文化建构的思考聚焦在佛学资源的发掘上,力图将佛学有关人生终极关怀的学说,积极有效地转化为新文化的建构元素,但基于不同的文化理想,鲁迅与梁启超对于佛学的价值取向,则表现出了本质性的差异。这种差异典型地反映出近代中国在文化转型时期的两种性质不同的文化建构理想和价值择取导向。     

吕澄是谁?——汉语佛学界最严重的遗忘

吕澄是20世纪中国佛教研究的主要奠基者。他在佛经版本及辨伪、印度原典的研究与翻译、因明与声明、戒律、中国佛学、西藏佛学、印度佛教史等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吕澄不仅在佛学研究方面有着极高的造诣和成就,而且对中国近代佛学教育事业、佛学人才培养以及佛经出版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同时,吕澄还是学术和信仰兼备的佛学者,这就使得他的论述在学术史、思想史和信仰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文本价值。吕澄的学术成就不但应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而且还应该引起佛教界的充分重视,以便建设符合真正佛教信仰的佛学。     

试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双向"角色认同"及其影响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以封建"士大夫"形式存在,"学而优则仕",与政治紧密结合,形成了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投身仕途的"角色认同",造成了千年的角色错位。到了近代,在中国特殊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背景下,近代知识分子逐渐产生。他们一方面继承并发挥了士大夫与政治密切结合、忧国忧民、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传统角色认同;另一方面,又开始与政治分离、向知识回归,以卓越的学术成就服务于社会科学文教事业,实现了近代知识分子的双向"角色认同"。近代知识分子角色的转变,一方面促进了近代社会的变革,另一方面推动了近代文化事业的发展,在中国社会产生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