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秦汉女织

本文从封建小农经济结构，及统治者奖励耕织的国策入手，分析了秦汉时期纺织业的普及和发展，及女性在纺织业中所占的主导地位。并尝试从多种途径大致推算了秦汉女织的产量、产值、及其在当时经济生活中的比重，以期论证秦汉女性以她们辛勤的劳动无愧地走入秦汉时期的辉煌，为秦汉时期经济文化的繁荣发挥了不容低估的作用     

略论秦汉政治生活中的生态文化

秦汉时期,面对自然灾害频繁、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局面,统治者不仅制订了一系列保护生态环境的法令,而且还重视生态资源的培植,以求改善自身周围的生态条件。针对持续不断出现的生态灾异现象,统治者更是不得不小心翼翼应对,甚至显得战战兢兢。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这一系列政策及行为,无不透露出当时统治者的生态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生态意识的增强,构成了其政治生活中鲜活的生态文化内容。     

西汉陵邑设置刍议

陵邑是秦汉时期在关中地区帝陵旁建造的专供守陵、护陵和祭祀等需要的特别行政区。西汉关中先后有七座陵邑,其中咸阳原畔即有五座。西汉大兴陵邑之风有其特殊的政治背景和经济原因。陵邑之设对关中经济、文教、学术和社会风习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秦汉时期的侵权行为民事法律责任论析

近几十年来,随着出土的秦汉简牍文书中的陆续公布,其中的法制史料使我们发现:在这一时期,最高统治者在所制定的法律中已有初步的侵权行为法律规范。在这些秦汉简牍法律文献资料中已经有规定近于现代民法的侵权行为民事责任构成的要件,以及具体的民事责任形式。秦汉时期,统治者所制定的法律中,这些侵权行为法律规范,虽处于初步阶段,但其中不乏有科学、先进的成分。分析当时侵权行为民事责任构成要件、基本类型和相关特点,对于进一步认识中国古代的民法具有重要的意义。     

秦汉时期方术、方士与政治文化之关系

秦汉时期的方术作为原始宗教的一种重要形式对社会政治、文化各个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方术、巫术为基础的宗天神学和谶纬神学得到统治者推崇,在历次的政治斗争中,方术或成为统治者愚弄朝野的工具,或成为野心家问鼎皇权的借口.由于方术具有广阔而深厚的社会基础和重要的政治作用,所以一批又一批的方士应运而生,他们又利用方术混世谋生,提高社会地位,跻身上流社会.秦汉时期的方术渗透到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广泛影响着人们的意识形态和人文精神,尤其对道教的产生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论秦汉时期畜牧业的特征和局限

秦汉时期的整个社会经济,虽以农业为主,但是,畜牧业也占有一定的比重,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为这个时期根据不同地区和不同自然条件去发展不同的社会生产门类提供了统一安排的条件;自春秋战国以来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农业的发展,也为畜牧业的发展准备了饲料等方面的物质前提;泰国对西北地区的开发和汉代对匈奴战争的胜利,不仅加强了发展畜牧业的政治、军事需要,也积累和学习了发展畜牧业的经验,奠定了发展畜牧业所需要的辽阔地盘。在上述客观需要与可能的基础上,于是秦汉统治者采取了一     

略论露布的职能演进——以魏晋南北朝为中心

魏晋南北朝上承秦汉,下启隋唐,是一个长达近四百年的分裂动荡时代。作为古代重要文书形式的露布,传递信息方式独特。在经历了汉代政治意义的应用发展后,逐步更多地用于军事活动。完成了作为军事文书职能的转变,并被历代所延续施行。这个转变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统治者好大喜功息息相关。     

浅议秦汉时期的“笞杀”

在秦汉法律文献中，“笞杀”是致人死亡的一种方式，非刑名、肉刑。秦汉统治者通过法律对吏民的“笞杀”行为加以约束，体现出统治者法制意识的不断提高。     

试论战国秦汉纺织业的发展特点

战国秦汉是我国“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社会生产力得到全面的发展本以史料为依据，分析了战国秦汉时期我国纺织业的发展状况，研究了当时纺织技术的特点、产丝区的主要分布以及纺织品生产形式的多样性等。     

“毗陵四家”与清初古文演变

康熙初年,常州董以宁、龚百药、邹祗谟、陈玉璂提倡古文之学,当时称为“毗陵四家”.“毗陵四家”以复兴荆川古文相号召,他们的文章观念也受到清初遗民李长祥的影响.他们提出文章经世、根柢六经的主张,追求醇厚雅洁的文章风格,对秦汉派和唐宋派采取折中的态度.陈玉璂是“毗陵四家”的核心人物,他在家中“学文堂”展开文学活动,促进了古文理论探讨的深入和古文创作的繁荣.康熙十年后陈玉璂将邵长蘅引为古文同志,继续阐扬古文之学.“清初三大家”的形成与“毗陵四家”的古文理论和文学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创新与生产力、生产方式和“转形”与价值构成

生产领域是新技术出现的起因,但技术创新本身却是在R&D领域创造出来的。生产领域涉及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R&D领域涉及科研办、R&D方式与社会关系。因此,创新与生产力、制度、生产方式、科研力诸因素紧密相关,这些因素的发展必然影响到商品价值的"转形"和价值构成,从而引起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理解与探讨,研究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