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家庭借贷行为实证研究——基于湖北省竹山县172户农户的调查

农户家庭的借贷需求与农户的经济活动紧密相连。在农户的民间借贷中,主要是以"亲情"和"友情"为借贷基础,然而高利贷现象也存在,部分借贷利率超过国家基准利率数倍甚至10倍以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农户的经济负担。农户之所以优先选择"高利贷"是因为正规金融求贷的成功率低,对于农户而言,求贷的成功率、便捷度与高利息相比,前者更为重要。     

农户家庭储蓄借贷行为的实证分析--以湖北监利县178户调查为例

农户的储蓄目的相当明确--为了社会保障.民间借贷行为是正规金融组织弱化农村信贷服务功能的结果.民间借贷尽管以"亲情"和"友情"等借贷为主,借贷中"立字据"与"付息"比例也不占优,但不少的付息的案例表明"高利贷"行为在农村相当普遍.乡村干部和村级组织在其中扮演极不光彩的角色,已成为"高利贷"放贷主体.农民在求贷的途径选择上,优先选择"高利贷",是因为求贷的成功率与高利息相比,成功率更为重要.     

民国时期陕西农村高利贷现象研究

民国时期,由于天灾频发、军阀混战、内外压迫等原因,农村民穷财尽,金融衰竭,高利贷盛行。陕西农村高利贷存在的主要形式有借钱还钱、借钱还粮、借粮还粮、预卖及预押、土地抵押、典当和借农具等。其特点是借贷利率高,借贷周期短,农民借贷来源主要是私人借贷。高利贷的猖獗与农村经济的破产互为因果,为挽救濒于崩溃的农村,民国陕西政府曾积极治理高利贷,除严令禁止外,还发展新式金融事业,如建立现代银行、成立合作社、设立农仓和金库。这些措施对于当今愈演愈烈的高利贷的控制和治理,仍具有可借鉴的现实意义。     

论我国新高利贷现象的泛起

近年来，随着商业信用和民间借贷的恢复和发展，高利贷现象在中国沉渣泛起。当前我国的高利贷与旧高利贷有所不同，故名之为“新高利贷现象”，它表现为关系人复杂、利率畸高，共产生的原因也复杂多样。新高利贷现象严重破坏了金融秩序和经济秩序，引发和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犯罪，故不能任其泛滥，必须予以打击，可以通过宣传引导和教育、法制建设和金融体制改革等措施，彻底消除为害日甚的新高利贷现象。     

金融素养与家庭借贷行为研究——来自中国城市家庭消费金融调查的证据

运用2012年中国城市居民消费金融调研数据,从借贷素养、投资素养和风险素养三个层面探讨了金融素养对家庭借贷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家庭借贷素养和投资素养促进城市家庭的正规金融借贷,对非正规金融借贷的影响不显著,但投资素养仅对银行无抵押贷款存在正面作用,同时风险素养的提高会阻碍家庭的银行抵押贷款、高利贷和小额贷款行为。此外,金融素养的提升更有利于省会城市家庭的正规金融借贷行为。     

我国网络借贷监管制度的缺陷、危害及其完善路径

《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作为我国首部专门的网络借贷管理法规,为网络借贷确立了较为完整的运营规则。但其存在的重大问题,导致我国网络借贷监管制度存在三方面重大缺陷:无最低注册资本准入要求,严重影响网络借贷中介机构承担责任的能力,对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没有任何限制和企业高管无任职资格要求,容易引发严重违法犯罪行为;缺乏利率和收费管制规则使网络借贷沦为高利借贷;第三方担保机构信息披露规则缺失误导出借方合理决策,进一步加剧网络借贷中介机构与投资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为此,应当对网络借贷中介机构实行实缴制的最低注册资本制度,严格禁止有重大不良记录人员成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实行企业高管的任职资格准入制度。网络借贷利息与网络借贷中介机构收费总和不得超过高利贷的标准,并对违法企业实行严厉罚款和吊销营业执照处罚。建立动态的第三方担保机构信息披露制度。     

略论伊斯兰教的代理制度及其现实意义

代理及代理制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代理在伊斯兰信仰和理论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作为伊斯兰信仰和理论载体的穆斯林对于伊斯兰的代理制度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没有正确认识人与真主之间代理与被代理的关系 ,并清楚认识自己做为代理人的使命 ,进入创造性的工作 ,完成自己的代理使命。本文就伊斯兰代理制度的基本观点和伊斯兰代理制度的现实意义进行了初步探索     

伊斯兰教经济理念中的和谐观

作为一种崇尚和重视经济的宗教,伊斯兰教高度关注现世生活,积极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从而形成了独特的伊斯兰经济思想。它从经济制度到经济道德均体现了和谐的理念,从而促进了穆斯林之间内部的团结和社会各阶层的融洽,满足了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归义军时期敦煌贷绢契研究

贷绢契是敦煌民众借贷绢物的一种民间借贷文书,它的出现与绢在敦煌地区的普遍使用紧密相关。目前,敦煌保存30余件贷绢契,这批贷绢契集中反映了10世纪归义军时期敦煌的社会经济与民生状况,然而学界对这批贷绢契尚缺乏全面深入的探讨。因此,该文在对敦煌贷绢契全面整理的基础上,对其产生、书写格式、贷绢利息和违约赔偿等问题进行讨论,以深化敦煌契约类文书的相关研究。     

校园贷刑事规制问题研究

互联网金融发展使得新型金融产品应运而生。校园贷具有数额小、效率高、门槛低等优势，吸引了有超前消费需求的在校大学生。由于平台监管缺失、大学生消费非理性等因素，校园贷滋生出了高利贷、骗贷、裸贷等乱象，部分行为还构成了违法犯罪。与其他网络贷款方式相比，校园贷具有借款对象单一性、贷款方式隐蔽性、抵押方式非具象性、催款手段违法性、受害学生犯罪转化性等特征，导致校园贷走入迷途。为了有效规范和严格治理校园贷，可以通过建立犯罪防控体系、促进联合监管、强化学生法治意识等路径，将校园贷引入良性发展轨道，最终实现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温州民间借贷探析——兼析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

［摘要］本文主要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对国民储蓄①与可贷资金的影响的角度,以温州为样本,对以温州为代表的民间借贷现象进行剖析和反思。认为目前的经济政策和金融环境是温州民间借贷现象的深层原因,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设立和运转将给中国金融和经济改革带来新的探索和成果。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农村民间高利贷特点分析

大量材料表明 :2 0世纪 2 0— 30年代中国农村中普遍盛行的民间高利贷 ,无论从借贷户数、借贷利率、借贷期限、借贷保证、借贷的主要阶层 ,还是从农家借贷的主要用途、借贷的主要来源等方面来看 ,不仅和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高利贷相比 ,发生了若干鲜明的变化 ,就是和今天中国农村中一些地区出现的民间高利贷相比也有所不同。这表明 ,此时期农村高利贷所呈现出来的各方面的特点 ,正是中国农村经济衰败与危机 ,以及广大农家生活处于极度贫困状态的必然的逻辑反映     

我国民间借贷的法律困境和对策建议

民间借贷作为我国正规金融的有益和必要的补充,已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方式,但是由于其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引发了为数不少的社会问题及法律纠纷。本文旨在通过对民间借贷的现状分析,深人剖析民间借贷的法律困境,并分别从政府、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三个层面对民间借贷提出对策建议,完善民间借贷的相关法律规范,以此引导我国民间借贷的健康发展,发挥其特有优势,推动我国金融法律制度的完善,从而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高利贷泛化的解析与扼制

高利贷现象理应出现在金融抑制的时期和区域,因此,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农村地区较易出现高利贷。但近期在金融机构林立的城市地区出现了高利贷泛化的现象,"城市版"高利贷的成因复杂。究其原因,是宏观货币政策与阻滞的银企合作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因而剖析"城市版"高利贷运作的模式,并针对于此,提出高利贷泛化的扼制对策。     

民国江西农村的民间借贷与农民生活

民国江西农村的民间借贷与农村经济的破产、农民生活的困顿相伴而生。各方调查共同表明,民国时期江西农村的民间借贷始终以生存为主要目的,很少用于生产或商业投资,属于低水平的金融流通方式。然而,这种以高利贷为特色的传统借贷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农村生产关系,田地转让、买卖陷入一种不正常的运行轨道中。     

阶级身份、互联性交易、季节性与民间借贷——基于民国时期北方农村家计调查

1930年代49个村庄3 555件借贷交易合约表明,地主阶级的剥削不是高利贷产生的原因。贷方是地主时的借贷交易,相对于贷方不是地主时的交易,利率会更低;地主放贷给他的佃农、雇农、雇工时(互联性交易),利率比其他情况下要低;在特殊季节,即在年关和准备春耕的时候,上述两类借贷交易中,利率都没有比其他时间更高。高利贷的存在不能归因于地主阶级的剥削。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高利贷的真实成因、近代民间借贷的运行机制和正在进行中的民间金融改革。     

政府法令与民间惯行:以国民政府颁行"年利20%"为中心

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年利率不得超过 2 0 %的法令 ,但这一法令仅在个别地区有些微作用 ,总体来说始终处于“表达”层面 ,而无“实践”意义 ,乡村借贷在很大程度上仍受着传统惯行而非国家法律的支配 ,高利贷横行的格局一直未曾根本改变。也就是说 ,在离开高利贷农村社会经济就无法运转的历史条件下 ,仅靠一纸行政命令是不可能消灭高利贷的 ,在现代农村金融建立和健全以前 ,高利贷仍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甚至与现代农村金融是相辅相成的     

从民间借贷到民营银行：金融制度的创新

民间借贷作为一种非正式的金融制度安排 ,弥补了我国正式金融机构对民营经济的融资不足。本文从民间借贷的角度出发 ,认为从金融制度结构变迁角度看 ,只有内生于民营经济内部的金融制度安排才是有意义的。鉴于民间借贷的高风险性 ,非国有经济快速发展的融资需求 ,以及我国金融业改革的紧迫性 ,有必要从制度上给予民间借贷更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促进民间借贷组织进行制度创新——建立和发展民营银行     

社会网络与农户借贷行为——来自安徽的实证调查数据

以传统农业社会与现代工业社会两种经济形态并存的乡土社会,为中国民间金融的产生与演化提供了丰富的土壤,而基于血缘、亲缘或者挚友关系所组成的社会网络又成为农村民间金融非常重要的履约机制,因此民间金融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得到了蓬勃发展。以安徽省41个乡镇91个行政村1245家农户的调研数据为基础,从社会网络视角对农户借贷的难易程度和实际借贷行为进行的考察表明:农户社会网络的规模越大,农户越容易借贷,而农户的实际借贷行为也更加方便;农户社会网络强度越大,农户也越容易借贷,但是社会网络强度对农户实际借贷行为的影响程度比网络规模要弱;我们还发现农户的家庭特征对农户的借贷行为也有重要影响。     

新疆等西部地区金融体系的模式选择——反思金融危机原因的伊斯兰法视角

2010年5月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议决定举全国之力建设新疆,设立喀什经济特区.对于包括喀什特区在内的新疆等穆斯林民众聚居的西部地区的经济建设来说,在进行金融体系建设和引入外商投资时,应当从这次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中汲取教训.从伊斯兰金融法的视角来看,普通金融体系中充满不确定性以及过度追逐投机利润是引发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借鉴伊斯兰金融法中的一些理念,例如金融体系需透明和公正,禁止投机并且在投资中金融机构与客户风险共担,那么金融危机是可以预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