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区域竞争力评价研究

本文通过AHP层次分析法构建了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区域的竞争力评价模型,整个模型共包括4层、27个指标,其中包含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区域硬实力指标17个,区域软实力指标10个。通过对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相关指标的整理与标准化,本文初步计算出了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区域竞争力的基本水平。根据测算结果发现,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的区域竞争力在2013年-2017年间具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在实际的测算结果中发现相较于区域硬实力,藏羌彝走廊的区域软实力的发展相对来说滞缓,但同时代表着文化资源情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却在5年间有较快的发展。文章进一步对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区域竞争力的测算数据进行分析,旅游产业、金融投资、产业结构以及文化发展逐渐成为了影响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区域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论明代河洮岷的地位及其三杰

河洮岷,是历尽沧桑的战略要冲。 在我国大西北,河洮岷与湟中并列,都属于战略要冲。随着时代的推移,它们各代表着一个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的重点,各在民族关系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河洮岷地区,简言之,就是明初河州卫所辖的河、洮、岷地区,它包括洮河、大夏河、白龙江上游及西抵河曲一带的地区,是我国大西北的兼绾甘青川三省边区的枢纽,是以洮岷道为动脉,东下三陇,南通益州,北控河湟,西蔽河源的要冲。早在公元前,我国羌人就在这里劳动生产,并与各民族相互往来。一部《西羌传》就反映着诸羌诸戎凭借这个地区的重要地理位置和西汉政府斗争与联合的史实。洮岷地区的18大戎区(rongchenbcobrayad)是否就是古代戎人发祥地之一,尚不能完全肯定。但拥有“胜兵十余万”的钟羌等,是洮     

“藏羌彝走廊”相关概念的提出及其范畴界定

1978年9月,费孝通先生首次提出"藏彝走廊"概念。在此基础上,近年学界又提出"藏羌彝走廊"、"藏羌彝文化走廊"、"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等分属民族学、文化学、民俗学、经济学领域的相关概念,并在有关著述、公文、媒体中得到广泛使用。为了避免在概念理解上产生分歧,促使人们准确使用"藏羌彝走廊"及其相关概念,文章对"藏羌彝走廊"及其相关概念提出的历程进行了回顾,对"藏羌彝走廊"及其相关概念的范畴进行了界定和探讨。     

论藏羌彝走廊青铜文化区域的形成

藏羌彝走廊是指从西北高原青藏高原东缘甘肃、青海之交向南,沿四川松潘草地,向南经横断山脉到滇西高黎贡山、云岭的一条古代民族走廊,古代活跃在这条民族走廊川滇黔区域的主要居民是被称为西南夷的各个族群,主要包括氐羌和濮越两大民族系统。在藏羌彝走廊的早期青铜时代,初步形成了四个文化区。在藏羌彝走廊青铜文化的繁荣时代,形成了十多个青铜文化区域,各个区域不但地理范围有了较大扩展,相互之间的联系也日益密切,在文化上表现出吸纳性和辐射性二重特征,最终形成西南夷青铜文化体系。     

关于藏彝走廊的民族与文化格局——试论藏彝走廊的文化分区

面对藏彝走廊地区复杂多样的民族与文化,如何从整体上认识与把握其内部的民族与文化格局?这是藏彝走廊研究中一个亟待探讨的问题.本文从宏观上对藏彝走廊的民族与文化格局进行了探讨,指出藏彝走廊除"北藏"、"南彝"这一基本格局外,尚需要从文化区的角度来加以区分和认识.本文在综合考虑民族、文化、地理空间三要素的基础上,着重以自称、语言、历史记忆和宗教信仰为标志,将藏彝走廊从整体上划分为七个文化区,即羌(尔玛)文化区、嘉绒文化区、康巴文化区、彝文化区、纳系文化区、雅砻江流域及以东保留"地脚话"的藏族支系文化区和滇西怒江-高黎贡山怒、傈僳、独龙族文化区.本文还分别对各文化区的主要面貌与特点进行了初步归纳与描述.     

"藏彝走廊"地区白族商人商贸活动的持续性探讨

近代历史上,白族、纳西族、藏族等民族商人是活跃于"藏彝走廊"地区的主要商帮,今天许多其他商帮已经在该区域销声匿迹,而白族商人作为一支劲旅依然活跃于"藏彝走廊"地区,许多白族村寨凭借商贸活动走上了致富之路.白族商人为什么能够持续根植于"藏彝走廊"地区,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洮岷“花儿”的渊源述论

洮岷＂花儿＂是对甘肃洮岷地区所流行山歌的特定称谓。秦汉年间,大批汉族人迁入洮岷地区屯垦,中原文化与当地羌人文化在这里碰撞、融合,并最终形成一种新型的西秦文化,为洮岷＂花儿＂的产生孕育了良好的土壤;洮岷＂花儿＂中的情爱主题与《诗经.国风》中的部分诗篇主题相合辙;以赛＂花儿＂与祭祀为主要活动内容的＂花儿会＂是先秦祭社活动的延续。故而洮岷＂花儿＂应是在秦汉年间,大量汉族人迁入洮岷地区后,汉地民歌与当地羌族民歌相融合而形成的。     

藏彝走廊地区多民族经济共生形态演进机理研究

民族经济共生关系是共生哲学视野下民族关系的重要内容,藏彝走廊地区多民族经济共生形态的形成与演进是该地区民族和谐共生关系形成的重要基础和纽带。基于藏彝走廊地区长期存在着民族经济互补共生的客观现实,在该地区发展的整体性和各民族互利共生等新的研究视角导引下,对该地区多民族经济共生系统要素、促动因子、共生模式及其演变机理进行了深入探讨,揭示了藏彝走廊多民族经济共生形态的演化是共生民族、共生模式与共生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明确了经由点共生模式、间歇共生模式演化发展而成的一体共生模式是进一步优化藏彝走廊地区民族经济共生关系的最佳范式,是推动此多民族聚居区社会经济共同发展的最优路径,进而为我国其他多民族聚居区共生关系的构建和优化提供借鉴意义。     

两汉时期藏彝走廊的音乐文化传播与交流

藏彝走廊作为多个民族的聚居区域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在历史上长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独特的区位因素和地理环境也为该区域丰富多彩的文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本文基于藏彝走廊这一历史—民族区域概念,对西汉、东汉两朝与外民族在藏彝走廊进行的音乐文化交流展开梳理和研究,以增进对藏彝走廊的多民族、多国家、多方位文化交流作用的了解。     

地理、民族与区域共生：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纳西族地区的民族交流

纳西族地处横断山脉地区,是连接滇藏的重要交通要塞,自古以来就是藏族、纳西族、白族等民族交流的中心地带。作为氐羌民族后裔的纳西族,在藏彝走廊文化区中吸收各个民族的优秀文化,凭借地理位置优势,在不同历史阶段与周边民族展开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形成多元文化共生的民族文化传统。     

行动、动机与自我概念 兼论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成

社会学家倾向于关注行动背后的结构因素,而对行动的动机缺乏深入与系统的研究。近几 十年来,社会学家开始意识到动机的重要性,但现有理论仍缺乏中层机制的支撑。自我概念可以较好地 解决行动的动机问题,其三个组成部分,即自尊、自我效能与本真在社会互动中得到发展,从而在提供动 机的同时,免于生理或心理决定论。以知识分子意识形成的社会学研究为例,自我概念的缺乏导致了现 有研究的结构主义倾向,而将自我概念与场域、惯习等概念相结合,能够发展出一系列解释机制。     

诗与歌、谣、谚、语

诗学批评界一向将诗与歌、谣、谚、语笼而统之为诗 ,实为不妥。诗与歌、谣、谚、语在人类文化发展中同源异流 ,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它们产生的原因不同 ,现实的目的不同 ,发展的道路也不同。理清诗与歌、谣、谚、的性质和它们的关联 ,会有助于对中国诗歌发展及诗学批评纲领“诗言志”的理解。     

身体、符号及其能动性

借助符号学的推动,“身体”以其社会建构的身体观与诸多领域相关涉而成为现代哲学研究的关键词,反之,“符号”也因其对身体的建构而后来居上,成为社会批判、权力诊断、文化分析的基本要素。然而,“身体”在借“符号”而显的同时又构成了“隐”的困境,即符号建构中的身体是一个沉默的、无声息的身体;在符号学的话语实践上,这一困境表现为话语决定论中的“能动性难题”。女性主义者巴特勒以其“操演”理论试图在话语符号系统内部解决福柯、拉康等社会建构论者中所包含的能动性难题,但其最终所提供的策略--“作为被排除之物的身体的破坏性回归”--又构成了其身体建构论立场的反对项,这一悖谬或许促使我们应在一个新的语境中重新思考身体的肉体性。     

京津冀地区的旅游联动发展:模式、对象与路径

京津冀地区旅游合作发展始终是旅游区域发展的重要研究问题之一.依据聚集经济的观点,旅游资源聚集和市场聚集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经济资源和市场聚集的特殊聚集方式.对比京津冀地区与长江三角洲地区旅游资源和旅游市场的聚集差异特征,区域旅游合作发展应该以本地区的旅游资源与市场聚集的特征来选择合适的发展模式.京津冀地区的旅游发展模式应该基于本地区旅游资源和旅游市场的聚集特点分为两个层级的市场,由于两个层级市场的消费主体不同而实现区域之间的利益分享目标.同时,新的发展模式应该更加关注的市场消费主导对象是散客旅游者,而不是团队旅游者,这是世界旅游未来发展的基本趋势.以此模式实现京津冀地区旅游联动发展应有相关政策的支持.     

社会·法律·法之理

法律是社会生活的产物,是社会生活条件和需要的反映。社会生活不仅产生各种问题即法律需求,还蕴藏着解决这些问题所需的资源。因此,每个国家的法律发展都是一种本土化的创造性活动。法之理也在社会生活中,在社会生活中思考、发现、检验和证明法之理,是促进法律发展和法学进步的方法。在社会调查中思考法之理,北京理工大学法学理论硕士点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汉英“东”“西”“南”“北”的人文意蕴与翻译

对比了英汉方位词＂东＂、＂西＂、＂南＂、＂北＂的组合类型,分析了方位词词序的成因,指出汉语的认知过程一般是参照点先于目标,而英语一般是目标先于参照点。同时论述了＂东＂、＂西＂、＂南＂、＂北＂的翻译以及其文化蕴涵,对语言教学、翻译等应用学科具有一定积极的影响。     

科技和道德的并存、对峙与互补

科学技术对道德有积极或消极作用;道德对科学技术也有推动或负面效应。科技和道德之间是双向互动、进退两难的。在这种相互交织的作用中,如何克服科技和道德的不利因素,促进它们的良性发展,既是人际交往的精神支柱,也是科研领域的应答课题。     

全球化与人类文明的多样性、独特性与交融性

全球化不是人类文明的同质化、西化或美国化。全球化显示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人类文明的多样性、独特性和交融性是文明发展的强大动力     

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百年传统与南大校训

大学的灵魂是其独立的思想和传统。百年南大历经沧桑,但诚朴坚毅、自强不息的精神历久弥新,这在不同时期的校训中都有展现。在百年校庆到来之际,南京大学确定“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的校训,以激励南大人弘扬传统,奋发进取。     

经济增长、分工、制度、创新与城市

通过评析经济学对经济增长、分工、制度、创新与城市等基本范畴之间内在逻辑联系的研究,说明城市在创新和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新古典经济学偏离了斯密-杨格-熊彼特的逻辑主线.罗默内生增长模型的非凸性是以假定生产耐用品的设计知识可以实现指数型增长为基础;卢卡斯的人力资本理论实际上是人力资本外部效应理论,并由此说明城市在经济增长中的核心作用.诺斯则批评罗默和卢卡斯模型没有把制度的激励结构作为决定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新演化经济学研究能更好地解释城市在创新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我们用中国285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测算,发现中国城市的主要指标同样符合幂比例变化法则.进一步的"反事实假设"则发现,通过优化人口空间结构,我国2019年的GDP可以增加5.55％,专利申请(技术创新)会增加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