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文论和书画论中的"生意"

古代文论和书画论中常使用"生意""生气""生机""生趣""生动""如生""活"及"死""板""结""滞""僵"等术语来评价诗文与书画作品,体现了中国古代以是否具有生命力作为文艺评价标准的观念.这一批评标准是"法自然"哲学观在文学、书画观上的反映.从根源上说,中国古代文论和书画论中的"神"和"自然"范畴与"生意"范畴的内涵是相通的.     

文学发展论:陌生化与通变、奇正——俄国形式主义与中国古代文论之比较

对比俄国形式主义与中国古代文论关于文学发展论的相关概念,本文阐述了"陌生化"诗学以形式的演进为基础的文学发展观,并梳理了中国古代通变观的思想传统,及其影响下形成的以刘勰的"通变"、"奇正"论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观的内涵,发现二者不乏相似之处.但由于产生于异质的文化土壤,二者仍然存在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在比较文学视域下,承认文化的异质性,对于我们更好的认识中西文论的异同与互补,促进中西文论的融合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继承与创新:中国古代文论何以言说——兼评《体:中国文论元关键词解诠》

文学观念的革新与文学理论的发展,说到底是思维模式的变革和言说方式的发展。中国古代文论何以言说的关键性问题怎么解决,中国文论界已经提出诸多富有远见卓识的见解。其中"文备众体"之说在概念、规律与方法上形成独具理论特色、入思方式和言说方式的话语体系。在重塑中国古代文论批评文体的本土传统,构建独具特色和风格的中国古代文论批评文体的话语体系,需要揭橥"文备众体"的深层内涵,厘清其入思规律,创造性总结其言说方式。中国古代文论言说之"体"这一元关键词具有一体三式的概念,即体势(叙事与抒情)、体貌(哲理与诗性)、体味(继承与创新);一体三味的规律,即"尊体""破体""原体"这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体三说的言说方式,即解决"为何说""说什么""怎么说"三个方面的重大问题。     

中国古代的文学发展论

中国古代文论家对文学发展演变的规律早有探索总结,论说得最有见地的是文论大家刘勰。他继承发展了前人的有关观点,在《文心雕龙》中提出了两个著名观点：一是“通变”说,即文学的继承革新;二是“质文代变”说,即文学的内容形式随时代变化而变化。后代文论家在刘勰观点的基础上作了系统的阐发和深化,从而形成有特色的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论。该理论不仅符合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史实,而且对现代文论也具有指导价值。     

中国文论话语及中西文论对话

一些人认为中国文论仅仅涵盖"气"、"风骨"、"神韵"、"比兴"、"妙悟"和"意境"这样一些范畴.然而,如果从一种文化的视阈来看,我们分析中国传统文论和清理中国文论话语,并不是以上所提到的这些范畴,而是要研究它们在文学中所呈示出的意义表达方式和文化规则,例如古代文论中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等等.中国学者相信示意的唯一方式就是"立象",它是长期以来在中国文论中已经被强化和突出的话语方式.因此有必要在以前一些研究的基础上,深化中西文论对话研究,使之更加具体和系统,并遵循四个基本的话语规则.     

论经学对《文心雕龙》文学通变论的影响

刘勰从“通变”和“时序”两方面研究：艾学发展变化的原因及其规律,构成了《文心雕龙》文学通变论的理论框架。“通变”即文学的继承与发展,此为文学发展变化的内部规律;“时序”即时代社会的政治状况,是影响文学发展变化的外部因素。刘勰对文学发展内部规律和外部因素的探索,都受经学的思想影响。     

变化齐一--中国文论"通变"观的哲理辨析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通变"概念并非简单地等同于"继承和革新".对其哲理渊源加以辨析可以了解"通变"观以自然天道观为基础,主张符合自然之道的自然之变,"通"包括自由变化和精通的意义.这样的哲理内涵使中国古代文论的"通变"论具有深刻的发展变革因素.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发展论与刘勰“通变”观的局限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发展论有复古和新变两种倾向。挚虞、裴子野、刘勰等人从宗经思想出发,继承了先秦两汉对社会政治与文学关系的认识,代表了一种复古倒退的文学发展观。刘勰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过度强调了帝王的文艺政策对文学发展的影响,他的可贵之处是注意到了文化、文学内部各种因素对文学发展的影响。萧统、沈约、萧子显、萧纲、萧绎等人则代表了进化新变的文学发展观。刘勰所谓"通变"有共时性和历时性两种意义,只有在历时性的意义上,"通变"才与文学发展有关。在文学发展观上,刘勰没有做到"折中";能够"折中"地揭示出文学发展历史内涵的,是新变派的沈约。     

论“强制阐释”之后的当代中国文论重建

对于"强制阐释"之后的当代中国文论的建设发展,尽管目前有所谓"回归文学论"和"回归传统论"的重建思路与主张,但两种思路与主张都存在着理论构建的封闭取向及误区,并远离了具体的文学实践,而这也使它们终究没能走出强制阐释的理论困境。当代中国文论的重建要走出强制阐释的理论困境,就必须从其认识论根源入手,回归到实践这个根本出发点上来,从当代中国具体的文学实践活动出发,坚持应有的学科性质与中国话语构建,并处理好与其他学科理论和西方文学理论的关系,从而既克服张江先生批判的当代西方文论那样直接征用场外理论而造成的文学研究对象的偏离和当代中国文论话语自身构建的不足,又避免所谓"回归文学论"和"回归传统论"的重建思路与主张将文学视为自足的研究对象和在自我封闭中与西方文学理论对立起来而出现的重建误区,以推动当代中国文论的建设发展与理论创新。     

适应中国传统学术特色的汉代文论研究--《汉代经学文论叙述研究》评介

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系统研究,从上个世纪初以来,已有百年历史,研究队伍可谓庞大,研究著作可谓层出不穷,但同时也不断彰显出其面临的困境.这一困境的核心问题就是古代文论研究长期以来被定位为"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学者们大都以西方学术界所界定的纯文学范畴作为参照,致力于从中国古代文论的思想材料中,清理出一条古人对文学从缺乏自觉到产生自觉,从实用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念到审美中心主义的文学观念的发展线索.但是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上述问题的研究并不符合中国传统文论的实际,古代文论的创造者们往往不是单纯地探讨西方文学理论意义上的文学问题,而是将其与文化、生活、个人等结合在一起予以论述.既然如此,倘若坚持所谓的纯文学理论的立场来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特别是早期文论,就必然会把许多资料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也就不利于发掘"中国文论"区别于"西方文学理论"的独特之处,反映不出我们民族文化的特色,当然也就谈不上对真正传统的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