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后期士商关系再探讨——以内阁首辅张四维为中心的研究

明代士商关系学界关注已久,普遍认为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士商间的广泛交流。而通过对明代内阁首辅张四维这一成功士人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成长于商人家庭并处于商人关系网中的官员,虽因商人支持获利良多,但由于长期受儒家教育,反而会显示出"敬商远商"的情形。所谓士商交流密切,更大程度上是伴随着商人儒者化完成的,并非士人放下身段对商人的主动迎合。     

从《金瓶梅》 看商品经济崛起之初士商地位的演变—— 兼及《儒林外史》

<金瓶梅>中出现了不同层次的士人,但他们在以西门庆为代表的商人面前,都以不同的形式败下阵来.这种现象表明,明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崛起,士商地位已悄然发生变化,"尊士抑商"的传统观念正被颠覆.     

唐志所记本土商人政治地位及士商融合考探

通过15方唐代本土商人墓志身份认定与寻绎,展现唐代繁盛的商业帝国面貌,真实还原唐代商人群体的社会地位及政治追求,揭示出商人向士人身份趋近的主流态势.初盛唐本土商人政治地位低微,墓主借用避世远隐"处士"之名隐藏贾人身份标签,志文中大肆炫耀墓主财富,透露出仕途无门的苦闷和身份认同的尴尬,商人表现出对文士生存方式、性情品行的效仿追慕.中晚唐本土商人的经济优势催生了其独立人格,商人墓主更显自信、理性、内敛,敢于与士族在文武官体制内争夺政治资源,同时墓主通过显示完整世系模仿士人墓志书写惯例,毫不避讳地在志文中坦露其对科举制度的不屑,财富力量消解等级制度,士商互渗对流模式正式建立.     

论陈亮“农商相籍”的重商思想及经商自救活动

在宋代社会经济繁荣发展的情况下,为了摆脱生活困境,陈亮从事经商活动以自救,并在经商活动中,逐步形成系统的商业思想。陈亮在充分肯定农业重要性的同时,强调重视商业,提出农商相籍的思想,主张国家应采取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政策、措施,确保商业正常发展,肯定商业的合法性,呼吁正确认识商人的作用,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保护商人利益。他对为富不仁、为仁不富的观点提出批驳,褒扬商业精英、楷模。在应举读书的强烈社会文化氛围中,在因经商致富而遭狱事后,陈亮感悟到商人的社会地位明显不如士人,他再度参加科举考试,以实现复仇自是平生志,勿谓儒臣鬓发苍的宏愿。     

唐宋时期的“士人经商”现象

传统的中国士人一向以“清高”自命，他们热衷于仕途，而不屑于商务。但由于种种原因，士人经商者代有所见。本文以唐宋时期整个社会变革为背景，全面考察了此时期的“士人经商”现象。分析了唐前期“士人经商”稀缺的原因及唐宋之际“士人经商”的两个变化趋势，并对此时期士人经商的原因及最终归宿作了论述。     

"商"、"商人"、"商家"、"儒商"

关于商的问题,有的人说商人是由于他们商朝的祖先是经商的,具体地说,王亥是买卖牛的商人.根据出土文物与文献资料结合考察,可以认为商最初是地名,并非经商活动.经商是周朝以后的事.商家是经商活动的理论家,成功的经商者.以儒家观念经商,则称儒商.孔子的弟子子贡是最早的儒商.     

论《聊斋志异》中的“士人从商”

蒲松龄在《聊斋》中积极鼓励士人“弃儒从商” ,但他仍持“右儒左商”的态度 ,“从商”的目的仅仅是士人为了摆脱自身的穷困 ,尔后重新实现“儒业”的理想。蒲松龄主张儒商在经商活动中不失“儒家品德” ,这无疑寄托着作者的理想。《聊斋》中对“儒商”的致富过程叙述过于简略 ,看不到“儒家品德”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这是作者毕生投身举业而缺乏商业活动经历的缘故     

明中后期士商社会交往评析

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和社会对商人和商业观念的改变,士人与商人这两个素少交往的阶层逐渐加强往来,并成为这一时期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尽管王学等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商人的认识,但是居于传统社会核心地位的士人和商人的实际社会交往活动却并非对等.明代士商交往,表明了士人世俗化倾向的加强.     

从墓志铭看明代南京的士商交谊——以南京出土明代商人墓志铭为中心

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儒家传统政治理念和中央集权农业国家的治理需要,士、农、工、商之末的商人及其所从事的商业一直是政府打压和排斥的对象,这一现象一直伴随着封建王朝始终。但商人与政府官员及士人的交往并未因此而断绝,到了明代中后期,甚至还出现了两者相互交融的新态势。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新态势并未能有效弥合士、商之间的鸿沟,其只是明代以来儒学转向的一个映射而已。     

论明清粤商的商人精神

明清时期粤商的商人精神是指商人的商业伦理和商业道德。它分为三个层面 :一是粤商的从商宗旨和原因 :二是在经商中的敬业精神和观念 ;三是商人的商业伦理观。通过对粤商的商人精神分析 ,可知明清时期中国商人一直处在传统“义利观”的制约下 ,使之无法和西方商人一样具有一种对利润追求的无限制冲动 ,这就是中西方商人精神的差异之处     

清末的广州商人与香港

在清末，大批广州商人到香港经商、置业、投资，广州商业与香港息息相关，香港又是广州商人获得商业信息和新知的窗口、开展政治活动的舞台。广州商人与香港华商 ．有特殊密切的关系，两地的商人在经商、社会救济、政治活动中互相支持、合作，不少港商参加了广州商人的团体。但其时港商毕竟已形成了一个地域性的商人集团，同广州商人也有利益的冲突。粤路公司风潮就是典型的例子。     

试论唐五代士商关系的变化

本文主要以《太平广记》中的唐五代小说为文本,通过对唐五代小说中商人的形象分析,展现文人对商人态度的变化,反映唐五代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     

宋代商人价值观探析

宋代商人的价值观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形成的,宋代商人的价值观,直接影响其经商活动,并在其经商实践中反映出来。宋代商人的价值观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经济观上,商人坚持"逐利"和"农本位"的理念;在政治观上,商人主张通过科举考试及官商联姻等途径提升自身的政治地位;在社会责任观上,商人秉持"经世救民"、"忠心报国,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观;在信仰方面,商人提倡佛道信仰、重视鬼神崇拜。宋代商人价值观的某些内容对当前商人价值观的重塑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清嘉道年间汉口商人文化生态考释

清代中期的汉口商人在经商之外的文化生活具有浓厚的士人化特征,他们热心交游,定期聚会,吟风咏物,乐善好施,成为传统基层社会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非官方导向力量.但是,相比于同时期的经世派士子,汉口商人的精神生活还较多局限于风花雪月,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下,他们缺乏对大众民生的关注与同情,缺乏应对时变的必要思想准备,至清朝后期,以盐商为代表的汉口商人大势已去,逐步走向衰落,"不能饮酒不能诗"的财主逐渐成为商人主流,一个真正"平民性"的商业都市--汉口逐渐成形.     

河洛康百万家族:身份、作用与兴衰

康百万家族作为豫商的典型代表,延续了12代,历经400年的辉煌,其崛起背景正是明清工商业的繁荣发展时期。同时康家子弟通过科举以及捐纳、恩赐等方式获得功名,他们的身份既是商人也是绅士,体现了传统社会中绅、商的初步对流与融合。作为地方绅士,康百万家族受官府倚重,在乡村社会积极承担着慈善救济、公共工程修造、武装防御、发展教育等多种职责。亦绅亦商的身份使得他们的社会角色和地位具有一定特殊性,绅士身份为康家经商提供了支持,同时其对政权的依附性也决定了家业的没落。     

明清小说中的弃儒从商现象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里,抑商、贱商的历史由来已久。但在明清小说中,却涌现出大量书生“弃儒从商”之现象。从社会角度看,明清时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地位的提高、经商风气的盛行、重商言论的泛起,使书生们对商业和商人的偏见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于个人而言,科举功名的难以求取以及谋生的需要使一部分书生不得不放弃儒业走上了经商之路。小说中这种现象正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一种真实反映。     

《论语》在汉代之地位考

《论语》在汉代处于比五经略低的地位,但其虽没有享受到经的待遇,却也高过其他儒家及诸子,是汉代皇室及士人的必读之书,并且到后汉其地位已渐有升格之势。     

从《黄英》中士与商的升降分合看作者的创作心理

明清时代随着新经济成分的出现,儒学出现了新的转向,商人社会地位逐渐提高,士商互动现象十分明显,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反映了这一现实。但是,由于蒲松龄处于新旧儒学的接榫时代,不可能摆脱延续两千余年旧儒学思想对他的控制。《黄英》中士与商的升降分合深刻地折射了作者的这一创作心理。     

清代乾隆至光绪年间的聊城商业--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聊城借漕运之便,经济地位提升。山陕商人为经商方便,建立会馆,遗留碑刻资料记载了大量山陕商号,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乾隆到光绪年间聊城的商业面貌。     

传统文化与明清商人的经营之道

传统文化构成了明清商人经营之道的思想来源。明清商人在商业经营中所遵循的诚信原则、缘又取利的原则都是在儒家传统文化的浸润下形成的,是儒学伦理规范的转化,儒家思想在经济发展中是一种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春秋战国时期的经营哲学也成为明清商人的经营之道。明清商人所奉行的勤俭、预测市场、运用市场规律的经商原则,都是明清商人汲取春秋战国商人经商智慧的结果。佛教教义对明清商人的经营之道也有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