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城市居民委员会自治的角色错位与回归

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的发展，社区自治也遇到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作为城市基层自治组织的城市居民委员会，在法律上定性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可是其在实然角色却发生了异化，行政化倾向严重，与业主委员会等其他组织存在矛盾。针对居委会自治角色困境，必须从法律规制上完善居委会自治，及时...     

中国国家与市民关系调适中的政府转型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必然导致政府形态的变迁.改革开放前国家与社会高度融合的关系决定了中国政府的形态只能是全能型政府.改革开放后,国家与社会关系开始调适,政府形态随之转向经济建设型政府.随着社会的逐步发育,政府形态逐渐向服务型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面临挑战,需要政府改革和创新才能完成转型.     

从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角度强化社区居委会服务职能

本文通过课题调研过程中对社区居民的访谈,以及南锣鼓巷地区的几家社区居委会主任进行访谈,了解到当前社区居委会工作存在一些问题。课题组成员通过分析思考,查阅资料,提出了对社区居委会进行职能改革的建议。     

政府自身利益与公共利益关系的调适研究

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服务是其本质属性,但在现实政策执行中,普遍存在着政府利他性与利己性的矛盾属性。从政府政治人与经济人承担的角色属性来看,政府自身利益的存在具有历史合法性与正当性,当政府自身利益偏离公共利益的视野时,其权力膨胀与利益放大影响了公共利益的实现,就会动摇其存在的合法性。从＂政府是必要的恶＂的理念出发,政府转型必须规制政府自身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相对实现,制定制度化的利益实现体系,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使政府权力与利益适度化,从而达到公共利益最大限度的实现。     

社区居民委员会与社区委员会是一回事吗

我们这里对原有的居委会进行改革，将居委会改名叫社区委员会。但是我们也听说其他地方的叫法与我们这里不一样，很多都叫社区居民委员会。那么这社区居民委员会与社区委员会是一码事吗?     

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委会关系的现状与展望——以广东汕头市东方街道办事处与其社区居委会关系的调查为个案

正确处理城市街道办事处与其居民委员会的关系是当前社区建设顺利进行的关键性问题之一。通过对汕头市的东方街道办事处与其社区居委会关系现状的调查,认为城市社区建设“两级政府、三级管理”模式比较适应现阶段我国国情,主张既要发挥城市街道办事处“指导”的作用,又要调动社区居委会和群众“自治”的积极性,从而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增强和发展居民群众的亲和力。     

社区里有个闲不住的“王政府”

因为居民的大事、小事他都管,所以王殿喜被人们戏称为“王政府”。他今年65岁,是一名从事20年居委会工作,有着3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虽然去年他已经退休在家,但在居民眼中,还是社区里的大忙人。用他的话说:我虽然退休了,但没有退心。居民常说他是社区里的“老地图”。这话一点也不假,社区的哪条街、哪条巷、哪家门、哪家人都装在他的脑子里。他几乎走遍了社区的大街小巷,走进了千家万户。居民都说他是社区里最能“串门”的人。居民也常说他是社区里的“老雷峰”。这话也不假。这些年,他自己掏腰包救济困难户的钱已经无法计算了。谁家有个事情…     

论政府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经济增长始终是我国政府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推动经济增长有多个因素投资、消费、出口等,其中投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投资通过乘数效应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在我国当前的经济状态中,由于一些制约因素的存在使企业投资主体的投资功能暂未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在现阶段,政府投资在推动经济增长中更具有特殊的作用,这是由政府投资项目的特殊性决定的.但政府投资也应注重投资方式,可以采用直接投资、间接投资、财政贴息等多种方式.     

论政府治理中政府与公民关系的重塑

政府与公民的关系问题是政府治理的一个基本问题,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呈现出明显的滞后性,致使政府治理面临重重困难.因此,在政府治理的过程中,思考政府与公民关系的重塑就有了极为重要的意义.     

当居民成为业主--试论城市社区居委会与业委会的整合

从城市住宅私有化的基本事实出发,探讨了城市基层群众性自治的前提、基础,分析了居民委员会行政化现象及其产生背景,着重论述了业主组织的地位作用.对业主维权现象的普遍性、业主与居民身份的局限性、物业使用人参与社区自治的权利限制、房产所有权与居住使用权关系、群众性自治的内涵等作了剖析.力求发现蕴藏其中的城市基层社会自治的原动力和自治组织构建的深层逻辑;并以此论证了居民大会居委会与业主大会业委会两者的共同性,指出了两者合二为一的必要性、可能性及所包含的城市社会治理制度创新的价值.     

居委会角色与功能再造：社区治理能力的生成路径与价值取向研究

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作为法定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其在社区治理中却一直扮演着消极、被动的角色,甚至一度有被边缘化和能力弱化的倾向。借鉴社区网络化治理分析模型,我们认为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经历了三种模式。在赋权增能模式下,居民委员会是社区网状治理结构中的核心、平台和中介,要“对上争取项目、对下发动、组织居民,左右链接资源”,扮演着“节拍器”、“赋权者”、“增能者”和“引导者”等积极行动的角色。赋权增能模式,改变了政府在行动、居民不行动的困境,悄然改变了“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促进了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角色冲突与公关体系的建构--以广州市S社区居委会为研究个案

居委会自治是当前我国社区改革的重点.以公关体系的建构为路向,以化解居委会角色冲突为切入点,可以对社区居委会自治改革进行对策性研究,建构一套全新的居委会自主公关管理体系.     

生成与重构:国家治理结构视阈下的居民委员会制度

城市社区设立居民委员会进行居民自治,是我国基本政治制度,即具有《宪法》的保障,也是发展基层民主的重要形式.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立治有体,施治有序". 结合居民委员会工作实践,不难得出其存在的诸多诟病:行政色彩过于浓重,党、政府、社会相关权力边界模糊以及基层治理结构缺乏科学性等. 因此,加快转变地方政府职能,优化中央地方关系,构建多元治理结构,鼓励社区治理创新,便成为当下亟需解决的重大课题.     

居委会绩效评估的可行性分析与逻辑架构

随着“单位制”的萎缩和“社区制”的凸显,“能力为本”已然成为社区建设的价值诉求.为增强居委会的能力,发挥社区的作用,探讨以居委会绩效评估作为提升社区能力的路径,论证居委会绩效评估的可行性,并在系统论的视角下设计居委会实施绩效评估的逻辑框架.     

论新时期居民委员会职能的正确定位

目前,在居委会的工作中存在着法律职能和实际职能的错位,极大地影响了居委会职能的正确发挥,本文叙述了这些错位的表现,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和措施.     

城市社区居委会的功能偏差分析

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也由单位制向社区居民自治转变。社区自治要求改变原有的高度行政化的城市基层管理机制,突出社区居民委员会在社区管理中的作用,使其成为能胜任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社区自治组织。通过对哈尔滨市社区居委会的现状调查,社区居委会作为社区自治的核心载体存在着非自治特征及功能偏差现象,阻碍了社区居民自治的实现,并分析了功能偏差产生的原因,探究了社区居委会自治功能回归的思路。     

干群关系与村委会选举中的群体性事件

村委会换届选举中的群体性事件正呈现多发之势。村委会选举中的群体性事件是农村干群矛盾激化的结果,凸显了干群矛盾的严重性和危险性,也表明以此为契机,构建良性互动的干群关系的紧迫性。密切干群关系,依法妥善处置村委会选举中的群体性事件,需要完善村民自治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干部的管理与教育,重塑政府形象,提高农民群众政治参与制度化的水平和完善农民群众利益诉求的表达机制。     

基于居住邻里的城市社区景观空间设计策略研究——以宁波市为例

在这个人人关注生活“幸福指数”的时代,城市社区的居住环境、邻里关系是两项重要的检验指标,而城市社区景观空间则承载着实现这个重要指标的任务。以浙江沿海开放城市——宁波为例,结合宁波城市社区景观空间的发展现状,从“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出发,在居住、邻里交往空间合理营造的基础上,研究城市社区景观空间设计策略,构建合理的社区景观空间建设理论体系。     

国家与社会分权视角下的城市社区自治探讨

从国家与社会互动角度看,如何把城市社区自治建成一种理论上有效、实践中可行,既能被公民认同又能获得党和政府支持的基层民主制度,是关系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大问题。在国家与社会分权的全新视角下对城市社区自治进行研究,认为城市社区自治是国家与社会分权的有效体现。在社区居委会自治实践中,城市社区和居委会应有合理的定位和复位。新型社区自治建设需要政府和基层党组织积极发挥作用,促进社区自治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