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碎片化"走向"组织化"——中国新农村建设的战略构想

在新农村建设的大势下,农的组织化是一个战略选择。源于小农生产的经济基础与中央集权的政治构架,我国农村与农民一直处于高度"碎片化"的状态,并成为农民权利流失"千年之痛"的"症结"。当"组织化"越来越成为现代人的一种基本生存方式时,我国农民却"活"在各种组织"夹缝"之中。因此,开辟一条中国农民组织化的管道是保障农民权益的当务之急。对我国"农村民间组织"应定以社会治理格局的战略地位,还组织权于农民,政府的责任在于战略规划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     

农村基础设施长效投入的问题、经验与对策

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从一般微观视角考察因其公共品属性而具有经济正外部性、从国家宏观战略出发考察具有消化经济波动和社会稳定风险的正外部性;加上农业比较收益低下和农村去组织化的现实,使得当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维护面临着劳动力投入的机会成本高、政府与农户的交易成本高以及地方财政投资意愿低、农民参与和配合意愿低的"两高两低"的困境。因此,在中国经济整体格局演变和当前农业内部微观要素结构变化的大背景下,迫切需要在总结各地农村基础设施有效投入案例的基础上,结合对国际经验的比较分析,思考如何建立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长效机制。     

农村留守群体组织化与乡村公共品长效投入研究

当前,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长达20年地大量从农村流向城市,农业劳动力日趋女性化和老龄化;同时,随着农村近30年的去组织化改革和市场消费文化的侵入,乡土社会组织基础削弱。村庄公共品投入面临着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双重缺乏、市场和科层组织双重失灵的困境。在此背景下,各地在实践中通过留守群体的组织建设,调动已有的组织、人力、文化等资源,提高不同群体的参与性,在动员存量资源和有效对接外部资源的基础上形成社会资本,成为农村公共物品长效投入的基础。     

农民负担与利益集团

中国农村中代表乡镇地方政府的利益集团力量过于强大,众多农民在高度组织起来的行政机构面前难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其根本原因在于农户组织化程度低,又缺乏各种经济、政治资源和平等参与决策的机会,致使农民负担加重.本文通过对农民负担问题中利益集团作用的分析,提出使农民利益表达组织化,以形成国家--集体--农民之间互相制衡和协商的新制度安排.     

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行为与非经济性公共品——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行为的内涵表现为地方政府竞争和地方政府治理两大特征。分权下的地方政府因其产权的缺失及"经济人"的特性,为了争夺资本,扩大投资规模,竞相展开财政竞争,将公共资源优先配置在能带来更多利益的基础设施等经济建设类投资,从而忽视非经济性公共品及公共服务的投资;而为了顺应财政分权改革及地方发展的需要,地方政府为使交易成本最小化,努力改善政府治理结构,提高政府治理水平,从而起到改善非经济性公共品及公共服务供给的作用。     

农业社会化服务中的政府角色:转型与优化

政府经济技术部门在改革过程中逐渐从主导性服务向市场化服务推进,但在政府机构管理体制不顺和农民缺乏组织化的条件下,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与实施面临着"双重两难"困境。对此,政府部门应逐渐从传统意义上的服务提供主导者、竞争规则制定者和强制推行者的角色向服务参与者、服务网络构建者和合作促进者的角色转变,由管理功能向服务功能过渡,以"放权、转移与参与"为改革方向。     

"强行组织化"现象的出现——华北地区L村一起上访事件平息的过程分析

通过对华北地区L村一起上访事件的来龙去脉、演变结局等全过程的描述与分析,透视在改革前"组织化动员"的基础不复存在的情况下,县乡基层政府是如何通过控制方式的"创新"--笔者称之为"强行组织化"的过程使当事人被迫纳入其尚能够控制的组织体系,从而实现了有效的社会控制.     

中国巨灾灾后救助动员模式比较——以"唐山地震"和"汶川地震"为例

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发生,书写了中国内地灾后救助动员形式的新篇章.建国后我国两次重大地震--唐山大地震和汶川大地震--的灾后救助动员形式,说明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前后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变,灾后救助动员模式也已经发生了转变.基于当前中国"大政府、小社会"的事实,"政治动员为主导,辅以社会动员"的灾后救助动员模式仍是符合现实国情的,且是当今中国社会效率最高的灾后救助动员模式.     

现代社会组织化与农民权益保护的有效路径

中国农村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使得农民权益流失现象呈集中、高速爆发状态,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在于中国农民处于高度"碎片化"状态,而农民组织化是完善农民权益表达和维护的有效形式。因此,应合理定位农民组织的职能,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还组织权于农民,发掘农民组织化的内在动力,创新农民组织化的多种形式,为农民维权提供多样组织载体。     

重庆市农村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浅见

农村基础设施是农村和农业赖以发展的“先行资本”,当前重庆农村基础设施薄弱,投资渠道单一,投资方式落后,融资缺口巨大。以现代产权制度为核心,借鉴国外经验,探索新的投资模式和吸纳民间资本,拓展多元融资渠道,是深化重庆市农村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加大财政投入和金融体制创新是重点。